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键词】大变局 全球形势 中国崛起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4

“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官方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此后又多次提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后，央广“中国之声”用了《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题，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社会关注。[1]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并再次论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2]

对“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也在深入。[3]在笔者看来，“大变局”并不只是仅限于全球化、大国博弈等国际关系领域，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更广泛领域;不只是一百年的范畴，而是涉及过去五百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数个时间节点。如何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这个“大变局”，决定着中国对当今世界未来与中国发展的清晰认识，也会直接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五个时间维度的大变局

“窮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所强调的这句话说明当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尽头时，变化往往会成为开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动力。但是，人类演进的历史变化，不会只是仅仅在某个单一侧面的片面超越，更可能是在多个层面的全面、系统的转变。了解目前世界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应该用更广的视角去透析全局演进的逻辑。笔者认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有五个时间维度。

“5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文明领衔的角度看，500年前西方开始领衔全球化的趋势正在逐渐让位于东方。16世纪初，西欧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均来自于西方文明。无论是从事对外殖民、黑奴贸易，或采取金本位、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美元霸权主义，西方领衔全球的总体局面在过去500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不同国家在领衔而已。然而，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日韩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扛起了贸易自由化与市场开放化的经济全球化大旗。过去20年，东方文明影响下的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连续超过50%，领衔世界发展的潜力在未来还将扩张式爆发。[4]正如《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东方化：亚洲崛起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衰落》一书中讲到，“亚洲经济实力的上升改变世界政治”，“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5]多项权威研究报告也都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国正在扮演领头羊的角色。[6]

“4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技术动能的角度看，400年前逐渐掀起的工业化进程已从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逐渐演变到了智能化阶段，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正在被智能化的高速、高效与高频所颠覆。17世纪产生物理科学层面上的技术革命后，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五官。此后出现的汽车、电力、飞机、网络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进行听说读写。然而，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万物互联、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人类有可能从“智人”变为“智神”。[7]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一书中所说，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将随之出现颠覆式的变化。[8]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等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人类如何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道德伦理困境，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因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3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家制度的角度看，300年前开始向全球推广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历史终结论”提出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化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18世纪前后的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的“多数决”（Majority voting）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9]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主第三波”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在美国，“不平等”已成为当下的基本状况，财富与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之手，全球向往的“美国梦”正在坠落。[10]当前，全球普遍反思，人类治理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或许面临着重新的选择。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法治架构、社会稳定、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与匹配程度需要更深的考量。国家在未来的政治运行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简单计算的“多数决逻辑”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世界的进程不可能只是终结在西方模式的阶段，相反，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未来会出现怎样更符合各国国情、更适应全球新趋势的制度架构，解决目前人类对政治体制的集体困惑与普遍焦虑，中国应能提供非常特殊、彰显实力的制度发展经验。

“2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了不可修复的缺陷与短板。按沃勒斯坦的说法，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出现了内部结构分化，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为名、并与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11]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不仅是在西方实践基础上展开的方法论，更是持续强调与其他知识的差异或特殊性，进而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的“西方化”与“狭隘化”色彩。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比如，现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难以解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无法解读“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源于东方智慧的新倡议、新思想。对此，全世界理应对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否思”。[12]换句话说，这种“知识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重新进行跨学科、融知识的解释与理解。[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已受到频繁质疑。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知识体系构建进程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但必须拥有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运用大量新兴国家开创的新发展实践，建构新的知识范式与创新理论。[14]

“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100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转移出现洲际式的转移与主体性的分散。随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的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號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欧美国家自惭形秽，以至于在美国出现了集体焦虑。[15]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诸多数据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看，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都面临改革的压力，如WTO、联合国。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16]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着的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而是出现多重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力量、网络精英、媒体、智库都在分散国家的权力，“新中世纪主义”之态在当前世界的迹象相当明显，世界既非G2、G20，也非G0，而是Gn时代，即n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世界新进程。[17]未来世界的冲突，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依靠20世纪以来国家主义的权力逻辑，估计很难应对当前的全球乱局，相比之下，亚洲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合作精神与实践理性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动力。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的“换轨领跑”趋势，世界也为此展现出了新的制度性活力。

变局绝非定局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表明，未来已来。在文明、技术、制度、知识与权力等各个维度的变化，正在推动世界以难以预测的轨迹往前演进。旧力量与新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加速更替，机遇与挑战并存，重塑与破坏同行，非线性变量增强，不确定概率提升。从总体上看，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生力量，面临着与各方旧有力量的互动、博弈甚至相互制衡。只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中国才能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多数情况，国际变局若遇上“黑天鹅”事件，便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甚至产生更大的冲突。比如，一战伤亡惨重，全球反战情绪高涨，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协调国际合作，旨在减少冲突。1928年，多国签署《非战公约》，世界一度以为，一战是“停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世界永久和平，将是决定未来的重大变局。未曾想，一战结束仅10年多，席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借势上台，伤亡更惨重的二战爆发，人类遭受浩劫。可见，知晓变局线索易，掌控变局前程难，让变局顺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就更难了。中国当下洞悉全球重大变局正在发生，但隐藏其中的风险、危机、冲突可能性，更需要中国人去琢磨、把握与防范。

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很多时候，“变化”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未必是完成时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被空前的乐观主义情绪笼罩，坚信“历史已终结”，共产主义已死亡，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终点，“华盛顿共识”是永久的胜利者，任何国家发展道路都将归统到西方所确立的模式。[18]傲慢的西方肯定没想到，短短20多年后，“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连福山本人也承认“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19]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西方颓势明显，欧美内部利益争斗、理念分化变得难以调和。可见，中国崛起处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临重大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潜藏不可测的风险。切不可以为，时局的变化会轻易地、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机遇也会稍纵即逝。

变局有时需漫长过渡。通常情况，变局从发生到尾声需经历相当长的演变，即使重大事件在朝夕间发生，关键人物瞬息更替，但后继效应也会超过人们的一般预期。互联网产生于1969年，半世纪后才逐渐在全球普及;苏东巨变发生在1990年前后，对世界与所在国的冲击与影响足足延续此后数十年仍未明朗;“9·11事件”指的是2001年9月11日飞机撞击美国大楼的瞬间，但引发美国的反恐战争、国内安全政策及全球格局的变化一直延续到现在;2011年，西亚北非变局一度被西方舆论视为是中东民主化的“阿拉伯之春”，但目前看来，“春”或“冬”仍未明晰。可见，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有强大的政策毅力、战略耐心与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转化肯定无法在短期内完成，时常还会波折，应避免盲目乐观，要保持头脑清醒。

2018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省部级开班仪式讲话中所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20]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变局中走好、走远，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变局中的中国崛起评估

2018年以来，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以朝核冲突转圜、各国经济复苏、智能技术突飞猛进为主要标志的区域发展积极迹象与中美经贸摩擦、美国“退出”、美伊冲突加剧为主要特征的大国摩擦消极趋势同时并存。中国面临的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曾料到之新时局”。在国内，中国面临着反腐败（anti-corruption）持久战、反污染（anti-pollution）阵地战、反贫困（anti-poverty）攻坚战、反风险（anti-crisis）阻击战的重大考验，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艰巨繁重，社会稳定形势空前严峻，经济稳中有进的压力持续存在，对此，中国必须持续要有针对“变局”的先招、高招与长招。

在国内治理方面，中国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力量无孔不入，既像“机器猫的肚囊”那样，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也像打开“潘多拉魔盒”似的，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自带农耕文明特征的超稳定性正在发生动摇，自上而下式的垂直结构属性开始悄然瓦解，扁平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使中国正在进入到“数字化时代”，即信息拥有者、流量领先者逐渐跨越职别高低、财富多少、地位贵贱等传统标准，成为社会权势与运行规则的新标尺。互联网技术产生了新时代的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使社会服务快速均等化，过去只有富者、强者、贵者所能享有的司机、厨师、保姆等，目前都能通过快递、外卖、滴滴等互联网服务普及平常百姓家，但互联网时代会产生新的不均衡与新的极端性，社会稳定的迫切性陡增。更重要的是，发展主义的陷阱在资源消耗、生态压力、人口红利消逝面前暴露无疑，“幸福在哪里”成为社会天问，“全民焦虑”成为大众通病，14亿人的高质量发展超越了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的思考范畴与路径。

中国目前面对着贫富悬殊鸿沟以及“马太效应”能否彻底遏止，全面消除贫困且永不反弹是否能够实现等问题，是中国能否出现人类社会发展前所未有的“奇迹”的关键。目前，金融危机的脚步如同“灰犀牛”般无形有声，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导致未来不可琢磨的“黑天鹅”频繁显现，作为40年从未发生过金融危机的中国，是否能够持续这个纪录，肯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难题。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解决以上难题，必将成就伟业，但外部的战争、冲突或天灾，内部的社会失序或金融危机，也会使发展盛况“一夜回到解放前”。在互联网时代，国家脆弱性的爆发，强化社会的坚韧性，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所未有之挑战，也是前所未有之机遇。“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提到这句话，深意可能也在于此。

从国际形势看，自16世纪初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启全球化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全面颓势。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使得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西方“铁盘”出现巨大裂迹，“西方”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已出现名存实亡趋向。欧洲老牌强国云集，却深陷老龄化深渊，加之多子化的穆斯林与数百万难民的冲击，经济增长长期乏力，日益成为暮气之地。但为了维护世界应有地位，欧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全球治理力量。美国不再是19世纪上半叶托克维尔写《论美国的民主》时的那个“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文化主体传统日渐式微，所谓“有色人种”比例在未来二十年内超过白人将是大概率事件。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反全球化”等方式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虽然遭遇国内外不同势力的强力反对，但美国的破坏力不可估量。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等在一些領域的影响力亦不可低估。新兴国家虽集体大崛起，但未来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区域强国雄霸一方，但局部冲突不断。全球政治大觉醒，西方经验在非西方国家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之风日盛。中国40多年来发展实践的成功，为各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道路选项，但如何复制与借鉴却仍是问号。国际社会的行为体出现“新中世纪主义”浪潮，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人工智能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

相比于1500年以来相继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中国崛起面临的局势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中的局面。中国须克服的，不只是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应对霸权国的压制、围堵及与老牌传统大国的竞争、博弈，还要强化在新时代下的全球强势个体、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分权”，以及与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在各类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社会渗透，中国力求保持国家主体性与民族认同感的延续与稳定，同样也是难题。

历史地看，18世纪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人口仅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崛起，人口是亿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但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则是十亿级，伟大进展创造出来的影响“吨量”，相较于过去，无异于原子弹与炸药之别，而带来的治理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对持续崛起70年之久的中国而言，未来要做的工作，已不再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对世界的影响。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长期的中高速或至少是中速增长，才能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努力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使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而不是重复过往500年的大国崛起老路。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中曾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讲道：“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看，当下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要谈真正崛起成功，恐怕还为时尚早。中国人一定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崛起时代”的长征路。

总之，“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是党中央结合历史和现实、贯通国际和国内、联系理论和实际的一次重大理论与战略判断。诚如伊恩·莫里斯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所说，16世纪以后，大航海时代引发了全球大变局，但西方真正全面领先于东方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21]所以，对“大变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大变局”的把握与应对应防止误解、误判、误行，而应显现中国志怀高远，以及在新时代下的政策执行力与战略远见。对大变局应对成功，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沿。

注释

[1]《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之声，2017年12月29日，https：//xw.qq.com/news/20171229016782/NEW2017122901678200，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

[2]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人民日报》，2019年3月28日。

[3]参见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时报》，2018年9月3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世界大变局深刻复杂》，《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1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识中国与世界的关键》专题研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4]崔立如：《世界大变局》，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138～161页。

[5]Gideon Rachman， Easternization： 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 VINTAGE UK， 2016.

[6]王文、劉英：《金砖国家：新全球化的发动机》，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第188～211页。

[7][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8][美]布雷特·金：《智能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77～211页。

[9][美]弗兰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1～342页。

[10][美]诺姆·乔姆斯基：《财富与权力：乔姆斯基解构美国梦终结的十个观点》，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1～22页。

[1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13][美]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14]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南方文坛》，2000年第1期，第4～15页。

[15]王文、刘典：《中美博弈与中国复兴：基于两国实力消长的视角》，《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2期。

[16]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第323～385页。

[17]王文：《世界政治进入“Gn”时代：在巴库全球论坛感受世界政治新风向》，《对外传播》，2019年第4期，第16～18页。

[18]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王文：《美国兴衰与民主体制是两回事：访弗兰西斯·福山》，《红旗文稿》，2013年第16期。

[20]习近平：《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21][美]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东方为什么会落后，西方为什么能崛起》，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89～199页。

责 编/赵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