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究竟能走多远？

摘要 长期以来，印度有着崛起的强烈愿望。印度良好的自然禀赋、发达的软件业、先进的金融体系以及现存的国际秩序等为其崛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但印度长期受制约的经济、“短见”的外交习惯、社会文化的痼疾等则是其崛起中的羁绊因素。有观点认为印度的崛起只是“昙花一现”。但从最客观的角度看，印度的崛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中国和印度应该在各自的崛起过程中相互支持。

关键词 印度 中国 崛起

【作者简介】

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南亚地区研究、印度社会与文化。

主要著作：《印度文化传统研究：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印度教：宗教与社会》、《种姓与印度教社会》等。

余忠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印度第一个帝国孔雀王朝诞生初期（比中国秦朝尚早100余年），印度便有人宣扬，宝库建立在开矿的基础上，军队建立在宝库的基础上，拥有军队和宝库就可以征服整个地球。①到了现代，印度对大国地位的渴望更是毋庸多言。尼赫鲁的一句最有名的断言就是：“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②需要就印度对大国地位渴望着重强调的，是下述历史和现实：早在1934年，尼赫鲁便认为要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印尼、缅甸、锡兰和阿富汗等国在内的“大印度联邦”。③冷战初期，印度曾试图在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建立一个以印度为核心的第三势力以与美苏并立称雄。④基于这种考虑，印度在1949年使锡金成为其保护国，从英国手中接管对不丹的对外权利；1950年，趁尼泊尔内乱之机，又强化了对它的控制；1948年、1965年、1971年三次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战争，并在1971年肢解了巴基斯坦，从而正式确立其在南亚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1980年代，印度又以其为中坚力量，组建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⑤不仅如此，印度还要将势力扩张到南亚之外。1949年，尼赫鲁在给印度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指出，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将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为此，印度与南斯拉夫、埃及、印尼于1956年发起了不结盟运动。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维持世界和平之举，实则是试图通过道义和政治力量，将新中国纳入“正确轨道”。⑥现在，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一如既往地充满希望，认为印度是有朝气的，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恢复历史上的大国地位，正如米拉·坎达在《印度星球》中所说的：“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席卷了整个国家，也点燃了印度的想象力。”⑦

印度的地缘和产业优势

历史和世界政治逻辑表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直至当今时代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大国的基础规模条件与先前相比急剧提高。换言之，要成为当今和未来世界政治中的一流角色，必须在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有足够大的“权势基值”，亦即良好的地理位置，接近或居于世界前列的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显然，具有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世界上除了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一个尚待充分一体化的未来欧洲外，大概只有印度。⑧

地理位置对一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能产生直接影响。英国的岛国特征使它在过去几百年中避免了来自他国的入侵。位于欧洲西南角的西班牙，因为远离20世纪欧洲大国角逐的是非之地，得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偏安于一方。而波兰夹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经常成为列强分赃的牺牲品。⑨反观印度，则可套用一句围棋术语来形容：“金角银边草肚皮”。从地图上看，印度雄踞南亚次大陆的中心位置，占其总面积的67%以上。印度东、西、南三面临海，其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则与亚洲大陆主体隔着苏莱曼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些山脉山高入云，成为绵延数千里的天然壁垒，为印度陆上设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印度国土正南方呈尖刀形，朝印度洋中部深入数千公里，使其海上兵力向远洋活动的航程大大缩短，为其控制印度洋提供绝佳的地理优势。⑩难怪印度防务专家骄傲地称“印度像一个两面临海，依山为强的壁垒”。

当然，仅有良好的地理位置是不够的。南非、埃及和新加坡都拥有优良的地理位置，却都没能成为世界级大国，原因就是它们没能拥有成为世界级大国所必须的如广裹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充足的人口等条件。印度国土面积虽只位居世界第七，但其可耕地面积世界第二，灌溉面积则高居世界之首。历史表明，虽然认为一个国家由于它的人口多于大多数其他国家就非常强大，是没有道理的，但是确实没有任何国家因不在世界人口较多的国家之列而能继续保持为，或成为一等强国。印度现有10亿多人口，其中包含着一个约2亿人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印度总人口将达到16.23亿。在通货紧缩成为经济发展头号大敌的情况下，如能启动这一消费群体，印度便能保持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良好的先天条件，如果再加上新近发展起来的现实条件，印度人就更有理由期待他们的崛起。

当然，一国崛起不能只靠上苍赐予的自然禀赋，能否将之有效转化为资金、技术、智力等实力要素，才是成功的关键。论起这些条件的话，印度最引人注目、也被人最多提及的，当属该国正蓬勃发展的软件业。目前，印度共有1000多家软件公司，从事软件开发的技术人员约为320万人，其中出类拔萃的高级人才有5万多人。很多发达国家的软件公司纷纷到印度寻找合作伙伴，甚至直接到印度开办软件公司。例如，世界著名的信息技术公司微软、英特尔、苹果、国际商用机器、西门子、惠普、康柏、摩托罗拉等均在印度设有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据报道，在美国《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把软件开发的业务交由印度的软件公司去做。美国航空公司、瑞士航空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和伦敦地铁的运行软件都是印度人设计的，质量堪称一流。在2002年《福布斯》评出的全球最好的200家小公司中，印度有13家上榜，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国际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印度有可能成为世界的高科技实验室”。连微软公司的总裁都十分感叹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认为它将成为“21世纪的软件超级大国”。

除发达的软件业外，印度的金融体系也可圈可点。印度的银行体系有130年历史，其股票交易市场创建于1875年，是亚洲最早的股票市场，比东京股票交易所还早3年。印度一共有22家股票交易所，孟买交易所有6000种上市股票，价值4500亿美元，全世界都关注孟买的Sensex指数。印度的司法体系尽管有许多缺陷，但与中国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印度已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外资投资地。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美国最大的100家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受访时表示，他们目前将印度列为整体而言最适宜开展海外业务处理的国家，其次才是中国。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印度良好的股票市场体系，透明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促进了资本市场对其经济的提升作用。

现存国际秩序也为印度的崛起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在冷战后新的国际权势分布格局中，印度获得了在南亚的所谓“地区核心国家”地位，并且使得印度的地区战略目标主要为促使其他地区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接受印度的这种地位，同时“说服”区外主要大国予以认可。9·11事件后，美印反恐合作关系的凸显，中国强劲崛起背景下美国政府乃至整个西方大为增长的对印度的战略期望和“价值观”作用期盼用德里大学政治学教授莫汉蒂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印度的外交空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宽裕，这为印度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除了这些有利条件外，印度还有不少“加分项”。比如印度是一个核国家，有强大的常规能力，有先进的国防生产工业，空间技术、核科学、生物技术等其他高科技领域的科研能力不俗，等等。不过，在为大好形势欢欣鼓舞时，印度的有识之士也必定在思考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印度崛起的诸多短板。

印度崛起面临的内外制约条件

万事皆有两面，有利就会有弊。对印度的崛起来说，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

从地缘政治来说，印度的滨海特征，使其极易遭到海上攻击。近代西方殖民者就是从海上打开了印度紧闭的大门，使它屈从于“米字旗”的统治长达200年之久。印度在其陆地边界的东、北、西三个方向都面临着短期内难以解决、目前看也不容易得到解决的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如看不到自身的地缘反压，其结果必然是涉海凿河，徒劳无益。就经济发展来说，虽然印度经济近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是，印度经济也面临着不少长期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印度近1∕3的企业主表示，道路、港口、机场、水和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落后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障碍。如印度虽有全球驰名的软件产业，但整体通信基础设施落后，网络宽带覆盖率低，移动电话仅3000万，远不及中国3亿手机持有量。摩根斯坦利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印度，大多数与基础设施相关的服务行业，都比中国贵50%～100%。基础设施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二是资本短缺，国内储蓄率偏低，外资流入仍显不足。一些重大项目因缺乏资金而束之高阁。三是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中央加地方财政赤字占GDP的10%左右，大大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赤字结构恶化，减少赤字的措施是通过压缩公共投资而不是减少政府消费。印度经济学家分析印度14个主要的邦在1993年～1999年的经济增长，得出的结论颇令人沮丧，在此期间全印度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6.6%，在这14个邦中，最高者卡纳塔克邦年均经济增长可达8.1%，最低者比哈尔邦仅为4.0%，还不如改革前。当然，印度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还是其国内市场狭小的问题。印度国内市场的狭小迫使印度工业日益依赖国际市场，其利润因无法反哺国内社会劳动而被迫与海外市场形成于印度民族经济无益的体外“利润逆循环”机制。这导致对国际资本的依赖。但外国公司投资在商业贸易和金融领域最为集中，说明国际资本在印度的投资多属于投机而非生产性质。这对印度来说，未免不是一种警示。

就外交来说，虽然印度在平衡外交中大获其利，但在大国之间搞平衡，导致印度缺乏长远战略目光，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印度自己。印度为了实现其大国目标，一贯在东西方、美俄两个大国之间搞平衡。这是有特殊的时代和地缘战略背景的，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处于过渡状态，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俄罗斯试图重塑世界大国的地位，欧盟也想成为世界的一极，日本确立了其本身的大国目标，各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定位，还在调整之中，也就是说世界格局的过渡性为印度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长期推行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世界格局稳定下来，任何一个大的国家或者地区力量都会觉得其不可靠、不可信，使印度的“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而且从根本上说，要成为地区的主导力量，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有自己独特、明确的政策，充分显示其大国的特色，才能显示其一极的特征，这也是世界多极化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不能算真正的大国，也成不了大国。而且印度外交还面临着更为现实的问题，尤其凸显在印度与南亚邻国的关系上，它至今仍是阻碍印度冲出南亚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重要制约因素。印度在与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弱小邻国的关系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尼泊尔国内不断指责印度的“侵略”行为，2009年6月，尼泊尔制宪会议严厉谴责印度蚕食其领土，并决定成立一个议会监测小组以阻止印度的行为，领土问题成为尼泊尔国内反印势力的一大重要来源。印度同孟加拉国在近年来也一直因为新摩尔岛的归属而争执不休。南亚区域合作进展缓慢，根本原因就是印度与邻国关系不顺。也就是说，印度大国外交左右逢源，邻国外交却左右为难，二者形成强烈反差。如何走出南亚困境，是印度外交必须解决的难题。

印度社会文化中存在的某些痼疾，也严重制约着该国的复兴大业。在印度，种姓等级制度以及对妇女的歧视根深蒂固。目前印度有约1.5亿“贱民”，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这样庞大的群体长期遭受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压迫，以至于今天仍不时发生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2011年5月，印度查尔肯特邦的印度国大党民选议员勒克拉因女儿与低种姓的青年相爱，为了挽救家族荣誉，勒克拉便指使别人杀死了青年。这在印度视为光荣的“荣誉谋杀”。受过良好教育、民选的议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至于女性受到的歧视，也可从如下事例得以验证：直到2010年4月1日，印度才颁布《儿童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女童的受教育权利。另外，几千年来，浸润着宿命论和精神修炼的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印度民族内向的、自我封闭以及因循守旧的心理特征。即便是在当今的印度，这种特征仍然比较突出。与另外一些民族相比，印度人遵从传统的意识显然更为深厚。印度一位著名科学家尖锐地指出：“西方的知识分子寻求发现光荣的未来，而印度的知识分子寻求发现伟大的过去。”以印度人民党崛起为代表的宗教复兴思潮，就突出表现了印度传统观念的强大。独立至今，印度政府推行的每次现代化变革，都要比别国付出更大、更艰苦的努力与代价。

印度还面临着自身特有的内部离心倾向。印度前陆军总参谋长夏尔玛曾尖锐地指出：“印度的最大弱点并不是经济，而是内部的不和。它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边界上的敌人，而更可能来自内部的导致民族、种姓和宗教之间暴力活动与日俱增的政治斗争。”除此之外，印度还有自身特有的分离问题：语言分离。印度语言之多是令人咋舌、令本国人头疼的事情。有印度人自己开玩笑说，印度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印度语言种类确实很多。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印度共有1652种语言及方言。其中使用人数过百万的语言就达33种之多，超过300万人的有14种。在一张10卢比的纸币上可以同时看到15种语言的文字排列在一起，蔚为壮观，印度语言的复杂性可见一斑。独立以来，虽然印度官方一直努力推广印地语，但在非印地语地区阻力很大。除英语以外，印度迄今为止几乎没有统一的全国性语言，有人说只有国歌堪称印度各邦的统一语言。复杂语言已经成为地区间交流的障碍，印度国内召开会议竟然需要配备翻译，如印度共产党在全国性代表大会上常常要配备16种同声翻译。复杂语言对印度国家团结、统一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马克思曾指出：既然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存在着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与种姓的对立，既然一个社会建立在它所有成员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来的相互隔离的均势上面，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到不是注定要做侵略者的战利品吗？印度要想真正崛起，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一一解决这些问题。

印度到底能走多远？

印度和中国对人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有两个宗教诞生于印度。世界上最早的四个发达文化，产生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三角洲和中国的几个大型三角洲地区，其中只有最后两个幸存下来。中国和印度在各自世界的中心，保持文明与文化，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直到18世纪初，两国都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欧洲殖民地帝国的日益强大，这两个国家随后同时被罚为无名小卒，或者说被贬为殖民地，两个国家各自都遭受了屈辱。不过，在21世纪初开始，中国和印度在历经各种 “壮士断臂”的改革后——中国是20世纪70年代，印度是90年代，两个国家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刻引起了全球经济界的关注。两个大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并在同一时间崛起，这是不同寻常的事。单单是中国就足够其他国家消化和适应了，现在中国和印度同时崛起，这是自美国在19世纪崛起之后从未出现过的。“中国和印度通过结构转型和加速发展成长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强大动力。”2006年6月，亚洲发展银行总裁黑田东彦说：“两个经济大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就像历史上的经济里程碑一样，二者对地区和全球其他国家的贡献和影响是深远的。”一种观点是：就像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一样，尽管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21世纪必将属于中国和印度。

像对许多其他事务的评价一样，就印度的崛起而言，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印度最终能够崛起，另一种则认为印度的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看空印度崛起的人认为印度的崛起只是西方“让给”的崛起。既然是“让给”的，那就是说它们“让”印度崛起必然仅仅只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是让一个可以为西方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的“他者”稍微跟上一下自己的步伐；另一方面它们更想说的是，既然是“让给”的，那只要“给予者”认为有必要，这种崛起就肯定是可以被“给予者”随时打断的。因为除了它们认为自己确实很强大，拥有绝对可以挫败印度崛起的能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的确认为印度的崛起是很脆弱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有着许多“坚实”的理由，比如之前提到过“印度崛起中的不利条件”。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依然可以在它们所信服的逻辑的基础上提出有利的反驳。这种反驳也不需要再重复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印度崛起中的有利因素”。有一种方法是用逻辑对付逻辑，这样更能让对方信服。比如，就批评者批判印度基础设施落后时，绝对不能忘记里面的另外一个逻辑，因为至少从印度几大都市的总体发展面貌来判断，很难让人相信这样的事实，即过去的15年，印度经济常年的高速增长是在完全没有“硬件设施”与城市公共服务的不断提升中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德里与周边省份交界处的五个新区确实发展得相当不错，也颇有印度崛起的气象。依此类推，其他许多方面都可以获得类似的逻辑支持。从最本质上来说，这种反驳逻辑最真实的目的是，印度崛起确实固然存在着各种不足，但像西方一路走过来的一样，这些都只是发展中的问题。而这种因发展而带来的问题，最终都是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而不断获得解决。如果还是一味强调印度的“发展之疾”，那就不仅仅是罔顾历史，也更是逻辑自闭。

就现实来说，印度的崛起也是有着完整的路径的。万事万物皆有规律，只要是有质量的物体，皆有惯性，经济增长亦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印度已迈入经济发展的惯性加速阶段。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印度年均GDP增速高达6%。这是除中国之外经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另一大国。随着印度基础设施供应环境的逐渐改善，制造业也会迎来快速发展期，其产业结构将逐渐由过去的以服务业为基础、高新科技为龙头的布局向劳动密集型与知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转变，后发优势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印度未来的“五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国际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也必将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快速行驶的火车，其巨大的惯性决定了自身难以减速，印度崛起过程不会轻易“自断”。印度崛起另一个可资利用的有利现实因素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从客观方面看，印度崛起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主要大国间在经济上正呈现“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状态，国家间——包括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的交叉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甚小，而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明显增强。如果我们冷静分析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进程的话，就能发现，就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而言，一超多强的结构对新兴大国有诸多的制约，但是从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看，这种演变正在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崛起的方向发展。罗伯特·吉尔平就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世界经济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展，到一定的时期，边缘也会形成自己的经济中心。也就是说，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最大的特点是，相比以前，它为新兴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最多的“增量”因素。印度的崛起正好可以利用这种“机会窗口”，最大化这些“增量”因素。

还有一个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方面，那就是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崛起。虽然印度对中国崛起也有着矛盾的心态，比如印度政府的部长们往往心口不一，口头上说中国和印度不是竞争关系，可在实际生活中又极力炫耀印度的光彩点。但是越发展到后面，印度对中国的崛起越持一种客观、积极的看法。印度越来越多的政界、军界或学术界人士都认为，中印之间经济互补性强，中印两国之间机遇大于竞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在进一步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型关系”。印度政府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态“中印并非对手，两国应该重新安排关系”，中印应从“对抗竞争”过渡到“合作竞争”，认为中印“合作中的竞争”是双赢的选择。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如果亚洲两端的两个国家在各自崛起的过程中互相支持，从“龙象之争”到“龙象共舞”，那我们就能够推出：只要是“龙象共舞”，印度就一定能走很远。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BDJ02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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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赵斯昕

How Far Can India Go？

--Pos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Rises of Emerging Powers

Shang Huipeng Yu Zhongjian

Abstract： India has strongly desired a rise over the years. The favorable conditions it can use for its rise include good natural endowment， developed software industry， state-of-the-art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 it is also hindered by factors such as its long-term economic constraints， "short-sighted" diplomatic conventions， and socio-cultural chronic illness. Some people argue that the rise of India is only "short-lived". But from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India"s rise is an inevitable process. China and India should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course of their rises.

Keywords： India， China， 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