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门前的悲喜

摘要 从20世纪到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文明的进步,使人类相信自己已经临近于天堂的门前。然而当今世界,性别、种族、政治、文化等的差异带来的不同、敌对甚至是混乱,依然困扰着当代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诺贝尔文学奖在文学界的选择和改变,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展示了一个个或悲或喜,悲喜交织的故事,为人类深刻认识自我,以及如何跨越天堂之门作出了有益的引导。

关键词:文明 天堂 诺贝尔文学奖 悲喜交织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在往日为温饱为基本安全而忧心忡忡的人们眼中,今天的人们,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之后,仿佛是生活在天堂之中,至少已经是来到了天堂的门前,但他们可能难以想到,这天堂的门前也是悲喜交织的世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也通过文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第三次文化接受的高峰,诺贝尔文学奖快速地进入了中国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视野。作为世界文学最高创作成就标志的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都是文学潮流和趋势的风向标。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获奖作家名单的耐人寻味,也显示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中人类生活新的悲喜。对比90年以前的获奖作家及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因为世界政治、文化及文学本身的变化而出现的新的现象,它所揭示的当代人的生活画面,有着鲜明的特征,这些作家从不同的视角,以更加细腻而深刻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世界大同时代的来临,显示着人类正在走向团结一体,走向幸福与美好,在跨向天堂之门,但在天堂的门前,人类依然面临悲喜交织的现实生活。

一 性别视角

在人类的所有苦难中,女性的苦难写就了太多的悲剧。性别的概念一直根深蒂固于人类文化认知结构中,从婚姻宗族法律制度、政治经济资源的继承分配到个人生活方式、科学人文艺术的表达,人类的每一项活动都因为性别的差异而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诺贝尔文学奖的奖坛上涌出了5位女性获奖者,人数几乎占了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女性获奖作家的一半。内丁·戈迪默、托尼·莫里森、希姆博尔斯卡、耶利内克和多丽丝·莱辛,她们的成功表明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女作家的迅速崛起和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的繁荣。

女性作家用她们手中的笔,生动地描绘了生活于当代不同境况之下的女性的命运,并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女性主义。五位获奖女作家在新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用女性细腻的观察和笔触,描写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女性的隐秘私欲,甚至是女性的变态心理,观照了构成人类社会的一极——女性的世界,将这个曾经被扭曲或被忽视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细腻地表现出来。应当说,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女性已经从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走了出来,有了进入社会公共生活的权利,有了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机会,有了追求天堂幸福的可能,但在迈进天堂之门前,她们又受着自然与社会、生理与心理、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磨砺,演绎出一幕幕或悲或喜的人生戏剧。

内丁·戈迪默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奖的女作家,她的作品以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为背景,着力刻画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女性的处境和心理。2005年获奖的耶里内克,有人称呼她为“女性劳伦斯”,她偏爱于揭示和描写女性赤裸裸的情欲,因而她的许多作品不是长期遭禁,就是至今也无法同读者见面。瑞典文学院在多丽丝·莱辛的颁奖词中,称她是“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用怀疑主义、才华激情和预言的力量,来审视被割裂的文明”,颁奖词还评价她的小说《金色笔记》“在20世纪那些描述男性女性关系的作品中,是开创性的”。在这几位女性作家中,耶里内克的创作是最私人化的,她从自己独特的视角出发,表现女性的个性和欲望,她的作品敢于揭露人性丑陋的一面,尤其是在禁锢状态下人性的变态和扭曲。比如《钢琴教师》反映了人性的枷锁,母亲的自私与对生存的恐惧,成了阻挡主人公步入人生天堂的致命障碍。耶里内克敢于通过富于想象力的、音乐般的语言来刻画女性内心最隐蔽的、最无法启齿的,甚至是最丑陋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心灵的田园在物质、情欲和平庸现实中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与凋敝的。

当然,内丁·戈迪默、托尼·莫里森、希姆博尔斯卡、耶利内克和多丽丝·莱辛的作品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和女性这一主题上,她们同时关注种族、关注和平、关注世界。1980年,当尤瑟纳尔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女性院士时,让·德·奥姆松发表了接纳的演说词,他说:“夫人,我不应该向您隐瞒,您之所以今天置身此间,并不是因为您是妇女,而是因为您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愿我们三百五十年来选出的男人全都具有您这样一位妇女的广博的才华……”也许,这一演说词也适用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和没有获奖的女性作家们,是她们给文学这一片天空增添了光彩,让女性生存的悲喜交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文明社会里,女性获得了更多权利,可也依然承受着种种痛苦与悲哀。

二 种族视角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以来主要以欧美作家为考察对象,只有少数的非西方作家进入到了他们的视野。1990到2008年的18年中,非洲作家、印度作家、华裔作家、拉美作家齐放光彩,这也使得该奖成为了世界性的奖项。他们的创作深受70年代以来主宰整个思想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通过小说或诗歌的形式描述了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的创伤和阵痛。

内丁·戈迪默的小说反映了南非现实社会中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在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下的生活遭遇和反杭斗争。库切的《耻》描写了白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心态变迁和身份游离。他们的小说都是了解南非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窗口。沃尔科特、奈保尔则都是来自于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家,都成长于英国殖民地文化氛围中,他们从小都接受了英国语言文化的教育,喜欢的都是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度的文学作品。沃尔科特的精神之根在非洲,奈保尔的则在印度。但是在他们的创作中都表现出了一种身份的不确定性,他们为故乡的文化和精神的贫乏感到悲哀,同时也感到与非洲、与印度的疏离,他们无法认同英国这个前殖民国家的文化价值,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创造了一种 “流民文学”。沃尔科特在诗歌中这样感叹:“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我诅咒过/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在非洲和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奈保尔的《抵达之秘》真切地展现了“日不落帝国”向“日落帝国”转变的过程和导致的后果,《印度三部曲》则以惊人的观察力和描述力表现了一个最熟悉而又陌生的精神家园——印度,奈保尔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塑造了一群永远的局外人。长期的殖民历史虽然已经在政治上结束了,但在文化上遗留的问题却还在一代又一代的后殖民地孩子身上蔓延,沃尔科特和奈保尔通过文学创作揭露和批判了殖民统治,记录了后殖民时代文化巨变的创伤,以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家和个体的命运,表达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失望和对世界不平等现状的担忧。人类要集体进入心灵的天堂,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三 政治视角

20世纪,社会理论出现了“葛兰西转向”,葛兰西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形成、提出了“属下阶级”和“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霸权既指政治权威,也指文化领导。在百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政治同样是一个敏感却吸引人的主题,也许正如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所说的一样:“评奖委员会是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因而无所谓‘政治意图’,但有时却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政治效果’……。”从1990年至今的获奖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获奖的作品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现实,反映了政治生活对不同人物心灵世界及自身命运的深刻影响。比如达里奥·福、若泽·萨拉马戈、高行健、凯尔泰斯·伊姆雷等。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纳粹极权统治为主题,有的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强强对话,有的则畅快淋漓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丑陋现实。

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时,很多人都大吃了一惊。有人甚至以鄙夷的态度猛烈地抨击他,比如新纳粹分子、梵蒂冈教会和意大利政府当局。达里奥·福一向自称“一生下来就有政治立场”,创作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的人民戏剧始终是他的座右铭。1970年,达里奥·福推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是他最负盛名的剧作,已经在世界多个国家上演。这出戏剧以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蓝本,尽情揭露了从新闻媒体到司法机构,从警察到右翼势力的意大利社会现实,一个庞大而又腐臭的国家机器被批得体无完肤。达里奥·福自称“人民的游吟诗人”、“被压迫者的游吟诗人”,他总是深入政治的内部,寻找创作灵感,批判现实,表现政治的悲剧。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在集中营里度过了4年痛苦岁月,亲身经历了纳粹分子疯狂迫害犹太人的血腥残忍。这种经历使凯尔泰斯对人类的本质和生存状态产生了怀疑,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从1975年开始发表长篇文学作品开始,凯尔泰斯一生都在着力表现这种极权的压迫和人性的泯灭。在日记体文学作品《另一个人》中凯尔泰斯这样总结20世纪:“我们是否已经注意到,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变得更加真实了,更加赤裸裸了?士兵变成了职业杀人者;政治变成了为非作歹;资本被用来建设成附有焚尸炉的害人工厂;法律变成了受骗上当者的游戏规则;反犹主义造就了奥斯维兹;民族感情引发了种族灭绝。我们时代就是一个真实、真相、真理的时代,这是毋庸质疑的。”。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萨特在自己的哲学主张和生活中一直贯彻着知识分子介入政治的使命。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什么?审美需要还是现实需要?也许二者并不矛盾,尤其是今天,当娱乐精神已经深入社会骨髓,成为一种顽疾之时,作家干预生活,干预现实遭受到比过去更加苛刻的制约。然而诺贝尔文学奖坚持了自己“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的标准,这些作家的创作都体现了追求自由、正义和完善人格的理想,对天堂境界的执着向往,以及由此而体现出的对历史、对社会,乃至对整体人类的责任和使命。这无疑使我们在依然存在着悲惨与不幸的现实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和对未来真正天堂世界到来的信心。

四 文化视角

21世纪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普遍主义、文化特殊主义等名词炙手可热。不同文化对人类心灵世界的控制,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引导作用,已经受到高度的认可与重视,它构成了人类通往天堂路上最隐秘、最复杂的一道门,也以最隐秘的力量给人类带来或悲或喜的体验。199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文化多元融合的特点。帕斯出生于墨西哥城,从小接受的是拉美文化的熏陶。在进入墨西哥外交界之后,由于职位之便,他遍游美国、欧洲,结识了布勒东等欧洲后现代主义文学家,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帕斯之所以不愧为世界诗歌大使,是为他在其作品中将西班牙文学传统、西方现代主义乃至东方文化与拉美本土文化熔于一炉。”

纵观近二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他们在身份上同样具有这种文化多元的共性。比如内丁·戈迪默出生于南非,但是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她称契诃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她也喜爱劳伦斯、普鲁斯特、亨利·詹姆斯和卡夫卡等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获奖评语是:“他的诗作具有巨大的启发性,他的血管里留着非洲和欧洲的两种血液。”斯文·伯克兹为此感叹:“一个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强有力的黑白混血诗人居然能够诵读他的诗句来为英语文学之中的白人大师增添荣誉。”在托尼·莫里森的生命中,一个看不见的非洲和看得见的美国交相辉映;奈保尔、耶利内克、库切等作家,他们要么具有多重文化身份,要么在几个大陆之间游走,地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冲撞融合,现代手法和古典美学彼此借鉴。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作者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所完全占据的,他们是世界的文学家。

这种文化的多元化融入了作家们的创作当中,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冲突与融合,演绎出新的悲欢离合。土耳其作家帕穆克,他获奖所引起的争议也许是百年诺贝尔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土耳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帕穆克却遭到了国内穆斯林文化组织的猛烈攻击,认为他的创作侮辱了民族文化,是自我憎恨,是崇洋媚外。帕穆克称自己不过是“伊斯坦布尔讲故事的人”,他认为:“我就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废墟之上,而且经常写她的美。”他一直生活在他的家乡,他的创作也一直在描写他的家乡,但他获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在帕穆克最重要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以16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表现得却是今天的文化多元化的世界主义。帕穆克通过一个受到万能真主启发的女人之口说道:“我善变的心啊,当我身处东方时,渴望西方;当我身处西方时,渴望东方。我的身体啊,当我是男人时,想做女人;当我是女人时,想做男人。身为人类何其困难,人类的生活更是无比艰辛。我只希望能享受前面,也能享受后面;成为西方人,也成为东方人。”今天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是一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五彩缤纷,每一个部分都尽情的释放自己的魅力,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人类自身的矛盾性也在这个万花筒一样的世界里,体现得最为充分。这实际上揭示出,其实阻挡人类跨入天堂之门的力量在根本上就是人类自身。人类一旦战胜了自我,也就获得了天堂的幸福。

五 小结

歌德曾经断言:“我愈来愈相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歌德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一种新的文学阅读或文学参与的方式,每个人都有机会阅读和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文学作品,可以通过阅读参与到别国文学当中去,真正能够触摸全人类心灵的颤动,感受其悲喜。1990年以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性别、种族、政治和文化上的特点肯定了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同时也肯定了它们之间息息相通的关系。真正的民族文学,并非仅仅属于某一民族所有,而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艺术和科学,跟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一样,都属于整个世界。歌德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世界文学观,渴望不同民族文化间相互沟通的文化观,对于正在走向“地球村”时代的21世纪人类而言,更具有显著意义。90年代以来的这些获奖作家都以描绘人类生存的状况,表达不同人的悲喜哀乐,向往天堂般美好生活而展现了文学的魅力。无论是人类之悲、之喜,还是悲喜交织,我们都希望诺贝尔文学奖在带给我们悲欢离合故事的同时,能够更加深刻地触动人类的心灵,引导我们迈过天堂之门,达到幸福的彼岸。

参考文献:

[1] 潘岳、雷格译:《宠儿》,南海出版社,2006年。

[2] 史忠义主编:《尤瑟纳尔文集》,东方出版社,2002年。

[3]《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埃斯帕马克谈诺贝尔文学奖》,《文艺报》,第29期。

[4] 吕同六主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达里奥·福戏剧作品集》,译林出版社,1998年序。

[5] 凯尔泰斯·伊姆莱,余泽民译:《另一个人》,作家出版社,2002年。

[6] 董继平译:《奥克塔维奥·帕斯诗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

[7] 堵军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暨演讲文库》,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年。

[8] 沈志兴译:《我的名字叫红》,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9] 艾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詹晓娟,女,1964—,四川德阳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学研究,工作单位: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