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竞争力及中国汇率政策的认知
时间：2021-01-25 08:00: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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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研究通过2010年和2012年在美国实施的“美国人对华态度调查”呈现美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并透过社会经济变量、人口变量、制度与文化好感变量以及媒体使用变量（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分析此种态度形成的原因。数据表明，美国公众基本承认中国迅速崛起的客观事实，并认为美国对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更为依赖。但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判断具有较强的“中国威胁”意味，即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是源于中国对汇率的控制，通过操纵货币在国际市场中获利。究其原因，一是客观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急速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使美国民众产生了危机感；二是中美之间在贸易不平衡、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存在着分歧；三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往往与个人的经济状况感知相结合，强化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威胁的认知。回归分析表明，美国受访者个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好感度、媒体接触及个人社会经济状况对其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贸易政策的评价具有统计显著性。
关键词 美国公众 中国经济竞争力 汇率政策 认知
1979年中美恢复“正常贸易关系”（Normal Trade Relations， NTR）。19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美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发展迅速，两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加深。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不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和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失业，也产生了诸多围绕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汇率等主题出现的贸易摩擦，使美国政界、学界以及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持有强烈的不安和担忧。在此背景下，探究美国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尤为必要。通过对美国公众的态度调查，此研究透视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美贸易的认知，并讨论影响美国公众认知的重要因素。
一、 文献回顾：美国精英及公众对中国经济的态度
美国的宪政设计确定了公众在政治过程中的影响力，公共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同宗教和意识形态一起，构成美国当局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不可回避的影响因素。
余峰、黄华莉：《文化因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载《理论月刊》2007年第9期，第138-140页。美国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货币政策的评价是公共舆论的重要方面。学界对美国公共舆论的研究一般将其分为精英舆论和公众舆论。
熊志勇：《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85-96页。前者包括政治精英、舆论精英、商业精英和学术精英；后者则被认为包括了熟知国际事务的极少数公众、对国际事务有所了解的少数公众，以及对国际事务不了解的大部分公众。
时殷弘：《20世纪西方大众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影响》，载《国际政治》2001年第8期，第4页。
（一） 美国精英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中美贸易关系的认识
综观美国精英群体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及中美贸易的讨论，可以分为以下观点：
一是中国经济发展给美国带来“威胁”。反对自由贸易和支持劳工权益的利益团体或精英群体利用劳工标准、人权、环境等问题积极游说国会将贸易问题政治化，巩固贸易保护主义。
倪世雄、李淑俊：《从公众—国会—政府的互动关系看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载《美国研究》2007年第4期，第81-94页。为回应有着大量选民基础同时又受到国际竞争威胁的传统工业部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及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也围绕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举行多场充满对中国误解和误判的听证会，包括对外贸易、汇率政策、对外投资、技术开发、能源安全等领域。
孙哲、刘建华：《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42-50页。他们认为中国低价格产品是对美国制造业的不公平竞争；中国日益发展的高技术生产和研发会挑战美国技术发展的竞争力；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会控制美国经济命脉并威胁美国经济安全。另外，中国经济崛起会引发其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在能源问题上与美国抗衡，并进而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肯定会像19世纪的美国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样：对内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然后试图控制日本和朝鲜半岛以及亚洲其他地区；对外则提出“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将美国踢出亚洲的势力范围，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霸权国家。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
二是主张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美贸易，认为二者的贸易关系是互补和双赢的。美国工商利益集团往往为维护在华商业利益而推动贸易问题非政治化，并利用媒体、学术团体等机构宣传中美正常贸易对美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的市场规范和价值观领域的推进作用。
李晓岗：《推动中美贸易问题的非政治化——美国工商利益集团就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游说》，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4期，第76-99页。强调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以及民主化这三者是相互强化的，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会创造国家间的共享价值。贸易与投资的数量越大，会有越多的组织对避免冲突和维持和平感兴趣。自1990年中期以来，贸易、增长、民主及和平之间的假设关系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促进派的主要依据。克林顿总统开始弱化对中国在人权问题等方面的批评，其后任的乔治·布什也主张贸易促进民主并最终推进和平的观点。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2， 2002， pp.297-337；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5，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