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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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3月3日在北京举行开幕会。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将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纪念辛亥不仅只是一个回顾，通过反思，整理清楚自己思路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代表性事件，本文尝试探讨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关系。
关键词：辛亥革命；民主政治制度；关系
收稿日期：2011-09-16
作者简介：胡德明（1969-），男，广东四会人，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四会分校常务副校长，研究方向：政治学。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1.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毛泽东指出：“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1] 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2] 。“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3]，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4] 。
2.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1956年时值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文中明确肯定它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是一项“丰功伟绩”。[5] 1961年10月9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董必武讲话，指出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面踢下来，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共和国，对于身受专制制度统治的人民，曾经是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6] 。1981年10月9日，首都一万多人隆重集会，胡耀邦在纪念会上肯定了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意义上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
3.辛亥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指出：“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有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主张开展思想文化上的解放运动，并提倡在解放思想中要“集合中外精华，防止一切流弊”[7]。事实上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有一定贡献的。
4.辛亥革命精神永远是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力量。 恩格斯说，任何新的学说的产生，“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件中”[8]。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三民主义学说，主要实践活动是辛亥革命，也就是旧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们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孙中山思想和辛亥革命中的许多精华被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评价和继承下来。正如毛泽东所讲的：“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9]它们值得予以评价、总结、吸收。
二、辛亥革命的现代政治学意义
1．辛亥革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的转移问题。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基本条件。首先，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改变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到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这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步发展起来。中国已经具备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面对这种状况，就要求作为国家政权代表的清朝政府能够认清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以及所出现的现代化特征，然后利用自身作为合法政权所拥有的全部权威，将这些特征充分发挥，以使其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资源。那么，清朝政府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权的转移问题。
2．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它对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相当成功的：首先，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了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模式。临时政府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最集中地反映在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所具有的一般的民主权利：“中华民主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确立了国家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集中體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树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其次，辛亥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就为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再次，新政权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把政治职能专业化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辛亥革命以后，新政权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一方面，让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如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化机构；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层化管理。这样，与过去传统政治的封闭和低效率相比，新政权在行使其政府职能上，就更集中和具有权威性，因而也就更有效。
3.我们还是应当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首先，辛亥革命的时机问题。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立即起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顺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就表明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中国过程中，由于较为坚决地贯彻了政治现代化的意图以及各项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而且这一切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较强的信心和能力。尽管辛亥革命的前途并没有能够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仍将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但中华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它把建设现代化中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经济取向，而这种取向既代表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未来历史发展的要求，这就在最大程度上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辛亥革命由于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从这以后，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制度
1.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和艰辛探索，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2.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我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11年3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时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3.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创造了可能和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公民意识还有待于增强，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毕竟为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可靠保障。作为我国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民主，就必須坚持这些基本制度，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6]新华月报[J].1961年第11期.
[7]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孙中山与现代文明[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杜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