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炮击金门外交决策分析
时间：2021-01-31 07:55: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58年炮击金门是一个典型的外交案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外交决策的形式，国际政治理论提供了多种解释，包括理性行为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官僚政治模式、心理认知模式等。然而，外交决策模式并不能全面地科学解释一国外交与安全决策行为，因为外交与安全决策总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炮击金门台海危机外交决策中国外交
195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现象”年，在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发展进程的大事件：大跃进、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以及中苏“两个建议”风波（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在这其中，炮击金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因此，对炮击金门决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1958年的中国外交。
炮击金门的对象是台湾国民党当局，似乎是一个内政问题，而不属于外交决策。但是，台湾问题在朝鲜战争后由于美国的介入而具有了国际意义，对台政策必然要考虑美国因素，是对美政策的反映，所以，炮击金门中的国共对抗是其次，主要是中美对抗，是一场中美间的危机。因此1958年炮击金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称之为是外交决策。
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模式
国际政治理论中，关于外交决策分析的理论模式有很多：第一，理性行为模式。国家即是决策者，决策者有能力收集所有相关信息，并根据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评估，最终选择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方案。因此，国家的任何外交决策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不同个性的人在同样条件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即人们常说的“名字和面容可能改变，但（国家）利益和政策则不会改变”。①第二，国内政治模式。列宁说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可能是基于国内政治目的考虑的，以求利用外国的动因，或来促使某一项国内政策的实行，或来转移正在进行中的国内矛盾。第三，决策者个人研究。国家是由集体的人组成的，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人的行为，外交政策首先是人的政策，然后才是国家的政策。②决策者的个人认知结构、成长经历和个性特点，将使决策者个人因素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其中，Margaret G. Hermann提出三个变量：决策者对外交的兴趣、决策者有无外交经历和决策者对环境是否敏感。第四，官僚政治模式。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比如国防部长首先关心国家安全利益，外交部长优先考虑与他国的关系，而最终的决策结果则取决于各成员的“地位权限”和“有效使用这种权限的能力”。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缺乏材料，所以本文不用官僚政治模式来对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进行分析。另外，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外交的作用也需指出。接下来，笔者将依靠这些理论模式展开对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分析。
理性行为模式下的分析
1958年炮击金门是一个有目的的、深思熟虑的理性行为。一方面，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核心利益，是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遗留下的任务。1958年炮击金门是出于国家统一利益而做出的决策，其目的是解放福建沿海岛屿，为下一步解放台湾做准备。另一方面，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困境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倡议的冷落，都要求中共中央采取另一种可能方式考虑台湾问题的解决。1958年的炮击金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以打促谈，是在和平手段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无望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
由于国际格局因素是理性行为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国际格局的力量分配对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具有强制力，所以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出台必定是考虑了当时的国际格局。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时，美国拥有核武器，并且在此之前公开声称将实行“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而此时中国还没有拥有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敢炮击金门，看似是非理性的，其实不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世界国际格局的力量分配情况的正确认识：两大阵营对抗，彼此势均力敌，美苏都拥有核武器，中苏有军事同盟关系。中苏同盟是对美国的震慑，美国自朝鲜战争就一直认为中苏同盟铁板一块，因此，美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必须考虑苏联因素，所以其核威慑的效力大大降低。
国内政治模式下的分析
1958年中国国内最大的政治莫过于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意在尽快地实现经济的发展，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在分析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时，必须与国内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跃进运动联系起来，这二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一方面，大跃进的狂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心态的改变，外交立场趋向强硬。而美国却中断大使级会谈，依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让中国备感愤怒。于是，选择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以教训，让其不再轻视中国；另一方面，大跃进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需要充分动员群众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通过炮击金门制造紧张局势，可以调动民族情绪，激发爱国热情，推进大跃进的发展。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③所以，1958年炮击金门是跟国内政治有关的，绕开大跃进运动来解释炮击金门的行为是说不通的。
决策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者，其个人因素对于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的制定有着很深的影响。在特定的外部限制下，“一个政治领导人的世界观、他个人的政治风格可能影响其政府的外交战略，从而使国家的外交具有不同的特色。这些（领导人的）个性与外交行为之间的主要联系受到诸如政治领导人对外交事務的兴趣，他们在外交领域所受到的训练，以及他们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等因素的影响。”兴趣决定其对外交事务的关注程度，所接受的训练和外交经验影响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方式，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决定了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④毛泽东对外交事务没有很大的兴趣，他通常将外交事务交给周恩来去办。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99%是关于国内问题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非正式讲话中也很少讨论外交政策。⑤毛泽东喜欢抓意识形态工作，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是带着意识形态思维框架，对外部世界也不甚敏感，因为毛泽东一生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第二次台海危机中，毛泽东就未料到炮击金门所引起的国际反响会如此强烈。他在危机中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说过“金门、马祖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美国竟然要在我们这里来个“大包干”。⑥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毛泽东在制定炮击金门政策时对由此产生的苏联的处境考虑很少，事先并未按惯例向苏联通报有关炮击的时间、行动方针以及具体目的（尽管在之前透漏过炮击的想法）。如果毛泽东很留心外部情况，对美国和苏联的反应过分在意，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就有可能不会出台。
意识形态对此次外交决策的影响
意识形态因素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的影响很大，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左右了外交的进程。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就要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就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不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就不能支持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斗争。这两个目标存在一个平衡的问题，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外交逐渐向革命化发展，外交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愈来愈浓，外交指导思想开始从和平共处退却，开始强调斗争性、革命性。
毛泽东在炮击金门后反复说明，炮击的目的首先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在炮击开始的当天晚上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着重指出，这次炮击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⑦炮击金门突出地体现了中国“革命外交”路线中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
每一种理论模式解决的都是决策机制的某一方面，都是从一个方面来解析外交决策，只套用一种模式来解释所有的外交决策，就如同“盲人摸象”一样不可能面面俱到。1958年炮击金门既有对国际格局的认识，又有对国内政治的考虑；既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分析，又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同时也是毛泽东作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体现。当然，全面解释外交决策也决不是罗列所有的影响因素，抓不住重点也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外交决策。（作者单位：山西农业大学）
注释
①②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33页.
③杨奎松主编：《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
④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三个流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9期。
⑤[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⑥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政策变动原因及趋向”，《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
⑦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5年的中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