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角度看傅莹的外交活动

中图分类号：D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06-0029-04

摘要：傅莹女士是中国第二位女外交部副部长（2010年1月4日-今），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分析傅莹的外交活动，探讨其优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中涉及的社会性别问题。本文认为：傅莹外交方式与以往中国外交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傅莹善于发挥女性魅力，以温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输出中国官方看法，输出中国软实力，有效地改善国家间关系；同时这种积极的作用受到国家实力的局限。现今中国外交中的女性仍受到歧视，所以在外交工作中纳入兼容两性，平衡发展的思想工作很重要。

关键词：傅莹；社会性别；中国外交；外交活动

从古至今女性的地位在不断地提高，女性参政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历来是个男尊女卑的社会，时代的进步并没有改变女性在外交事务上的劣势，女性参政数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女性外交家的影响力相比男性微乎其微。李英桃的研究表明，这与中国外交政策、国际环境和外交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息息相关。21世纪初期以来，国内学者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中国女性的参政状况，包括她们在外交上的表现。学者们着重分析女性参政现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但是，目前学术界很少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的女外交家，比如傅莹和她特有的外交方式。傅莹1953年1月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她曾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等职，并成功地完成了1992－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工作。1998年傅莹出任驻菲律宾大使，2000年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2003－2007年3月任驻澳大利亚大使。傅莹在工作中的优异表现使她于2007年4月成为了中国驻英国的第一位女大使，任职至2010年3月。驻英大使让傅莹的外交才能进一步体现，取得国内外一致好评，因此2009年12月她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也是新中国第二名女外交部副部长。[1]有关傅莹，目前只有一些原始资料，如她的生平、会议发言或总结、在英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任大使时的事迹等，学界尚未对傅莹的外交活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笔者在此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研究傅莹外交活动，试图从中窥见当前中国外交中的社会性别状况。研究问题包括：傅莹外交活动的特点是什么？这种外交怎样影响中国和其他利益密切相关国家？如何评价傅莹的外交活动？它对我们了解外交事务中的社会性别问题有何意义？为此，笔者先简要地从社会性别角度分析近现代中国外交，再对傅莹外交的优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一、 社会性别与近现代中国外交概览

1、 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别

傅莹的成功带给人们很多思考，其中“女性”这个身份是大家颇为关注的话题。近代以来，女性参政人数并不少，但大都鲜为人知。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游刃有余的女外交家仍不多见。这与她们的性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两性的群体差异和行为方式。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生理差异在社会性别中被极端化，衍生出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这组二元对立关系。[2]一般而言，男性特征是强硬的、侵略性的、竞争的；而女性特征是软弱的、感性的、合作的。这样的二元关系往往是对立的，而不是相互倾听和对话。[3]然而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并不总是和现实中的男性与女性一一对应。很多女外交家、女总统具备男性特征，比如撒切尔夫人，被认为是“铁女人”。[2]

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这对范畴很明显地体现了女性在国政和外交中的不平等地位，进入决策圈的女性也深深受到这对二元关系的影响和束缚。她们或是努力向男性特征靠拢，希望借此能得到肯定；或是以女性特征来博取同情和认可。女性特征实际上是相对于男性特征而存在，是依附于男性特征。所以在社会性别中，由于文化因素形成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以及由生理决定的男性和女性这两组二元关系深深影响着国际政治和国家间外交情况。

2、1840年后中国国际环境和外交中的社会性别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忍气吞声任人宰割。台湾学者石之瑜认为，近代中国“建立的是一个阴性主权”[4]，而同时在外交上也是阴性、软弱、妥协的。“西方列强以他们心中的女性特质来描绘中国—驯服、顺从、消极等，双方之间压迫与被压迫、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表现地淋漓尽致。” [4]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这段时期，中国沦为了一个具有女性特征的国家。

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西方大国的遏制和敌视，严峻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改变了外交政策，走向另一个极端—男性化。“传统上的男性特质‘对抗’成为我国开展国际交往的主旋律，而所谓女性特质‘合作’被边缘化了。”[5] 这种对外关系的现实和认知很大程度影响国内民意，并作用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性别。[6]在国内，女性的地位表面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却要求她們放弃女性的生理特征，剪式发型、穿男性的衣服。本质上是去女性化，并认可“男尊女卑”的观念。这种隐性歧视使得女性被严重异化。所以这个时期，中国外交上的少数女性也出现男性的强势特点。如毛泽东晚期的王海容和文革时期的江青。

改革开放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美苏关系的缓和、合作和平共同发展等理念越来越成为国际主题，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改变了过去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开始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与各国交往。从社会性别角度来看，长期被排斥的合作、双赢等传统的“女性特质”被提到了与斗争、对抗等“男性特质”同等的地位，并随着时代的进步超越了“斗争”和“对抗”。[7]社会开始回归女性、赞美女性。但对“女人味”追求的同时也对女性造成新的压力。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界的女性工作人员人数不断增加。她们开始展示自己的实力，各具风格和特点，并且在国内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吴仪和傅莹。

从上述简要分析中可以发现，国际环境和中国内政深深影响着中国女性，特别是外交事务中的女性。中国外交的社会性别特质主导着外交中活跃的女性。当中国外交偏阴性时，女性外交家则多是妥协合作；当中国外交呈现极端男性化时，外交中的女性表现出强硬化的不妥协的“男人味”。当中国外交走上正轨，外交中的女性开始得到解放，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如今中国外交中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同在，在不同场合两者的作用各有其优势，它们互为依托而不相互对立，是一个国家成功有效处理国际事务所不可或缺的。其中，傅莹是女性特质外交的典型和杰出代表。

二、 傅莹外交活动的分析与女外交家的社会性别现状

1、 傅莹外交活动的四个显著特点

2010年1月5日，傅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现年（2012年）59岁的傅莹成为继1974年王海容之后中国第二位女性副外长。傅莹任驻英大使的期间是傅莹外交方式渐渐形成和丰满的时期，更是她展现自己外交魅力和外交风格的阶段。她独特的外交方式受到了中英两国政府、人民和媒体的肯定和赏识。综合中外媒体对傅莹外交活动的正面报道，傅莹外交是一种温和式外交，以输出软实力为主要方法，善于运用女性的各种魅力来打动对方。其特点如下：

（一）时尚外交：

无论在外交场合还是公共场所，傅莹穿着时尚得体，举止优雅，魅力非凡。《人物画报》認为傅莹比巩俐、章子怡更能代表中国女性的气质。[8]傅莹利用身为女性的便利，一反中国官员惯常的死板沉闷，衣着发型时尚大方，饰物考究，搭配恰当。公众视野中的傅莹神采奕奕，举手投足间尽显中国外交官的魅力和中国女性的优雅，赢得了外界的称赞。

（二）亲民化外交

傅莹重视民众路线，经常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看待问题。英国媒体曾经误报一则消息，称中国驻英使馆投诉英国一档歌手选秀节目扰民。傅莹就在《太阳报》上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是这档节目的粉丝，并顺带介绍中国类似的歌手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说明这类节目在中国同样很受欢迎。[9]她的做法不仅澄清了误会，显现了自己的友好而且还增进外界对华了解。英国《卫报》赞扬傅莹的外交艺术，称“以丘吉尔、斯大林为代表的历史上传统野蛮的治国本领，将被一种新的外交艺术，‘软实力’的应变能力所取代”。[10]

（三） 媒体外交

傅莹擅长借助媒体平台，当国际热点事件发生时，及时发出中国的声音。2008年3月，拉萨暴力事件后，一些“藏独”分子冲击我驻英大使馆、干扰北京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某些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傅莹作为驻英大使在英国政界、商界、学界、新闻界奔走，并接受英主流媒体采访。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11]她坚定地指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流淌在代代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12]傅莹的词句温婉中蕴含坚定，充分展示了一位外交官的风采。

傅莹擅长选择性地利用不同媒体，不盲目选用大报，而是根据文章的内容和报纸的受众特点来选用合适的报纸媒体。[13]同时，她也擅长用具体数字和事实讲述中国的情况。上文提到傅莹发文《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她真实而感性地表达她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境，并以数字和事实详实细致地介绍了西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打动了不少西方读者。[11]

（四） 外柔内刚

相比中国其他官员强硬和灌输理念，傅莹在倾听和沟通上富有耐心。正如在媒体外交中所叙述的那样，无论是对“新疆”事件还是“藏独”事件，傅莹都以理服人，用最容易感化英国人的方式去描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想法。在“新疆”事件中，她的撰文《统一和团结流淌在代代中国人血脉中》，以优美纯朴的民歌入手，让英国人从一个全新的合适的角度去了解新疆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真正关系，了解新疆的情况。当然，傅莹虽然外柔，但内心刚毅，立场坚定。她把自己刚强的内心以一种柔和的方式来表达。《国际先驱导报》赞扬傅莹的外交方式：“很少有波澜壮阔的豪言壮语，却往往能四两拨千斤，触动外国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这就是傅莹方式的魅力”。[14]

2、傅莹外交的长处和局限

从上述可以看出，傅莹有她独特的外交艺术，这种外交方式得到了中国、英国甚至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赞赏。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称傅莹作为中国驻英大使的成就“绝对是辉煌的”。[15]英国《外交官》杂志授予傅莹“年度亚洲外交官奖” [8]傅莹担任中澳大使期间，中澳两国贸易额增长了近143％。[16]澳洲外长唐纳赞美她是中国利益的有效倡导者。在她所以，傅莹的外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甚至带来经济贸易增长等显性的利益，也带来一些隐形的好处，如增加外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减少他们对中国的误会，向国外输出中国软实力等。

在上述评论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要看到傅莹的外交同样存在着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傅莹在任驻英大使期间，致力于改善中英关系。但她的努力面临着 “西藏问题”的考验。

英国是“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之一，它曾推动过“藏独”活动。2000年，英国在外交和联邦事务称其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2008年3月14日西藏暴力事件后，英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表示出对中国的不满。[17]英国民间人在中国奥运火炬传递时参与暴力冲抢事件；在奥运会期间，在鸟巢外面挂“自由西藏”旗。对此，傅莹主动撰文，积极社交，通过传媒传递中方的观点。她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来缓解中英在“西藏问题”中存在的紧张态势。虽然之后的态势发展令人欣慰：英国议会代表团的《西藏报告》对中国政府的观点有大量的介绍，而自由西藏运动观点却受到冷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英国很难出现2008年西藏人权听证会的局面。[18]但是，从本质上分析，傅莹外交的作用在其中而言，是微弱的，以下是具体分析。

傅莹积极向英国主流媒体撰稿，阐释中国观点，以理服人，确实打动了一些英国读者和部分英国官员。但国家的行为是建立在本国利益上的，英国对于西藏问题有基于国家利益考量的一套想法和处理方法。况且，傅莹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公关活动和形象包装上，这些并不能扭转外交上的根本被动态势。事实上，傅莹外交在中英问题上并不像国内媒体描述得那么乐观。国外媒体大量刊傅莹的文章，但不意味着媒体甚至是国民认可这些文章。英国历来在西藏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在2008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来，它的立场灵活务实多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傅莹仅仅凭借几篇文章是无法改变现状的。[13]应该指出2008年底英国及其一些西方国家转变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其主要原因是国际环境的改变。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得英国等西方大国不得不考虑多方利益因素，同时它们也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不在西藏问题上刁难中国。

当然傅莹无法改变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根本态度并不能说明中国女性外交家的能力有限。因为无论男女性外交家，其作用都受制于国家实力与国家利益。应该看到，傅莹外交中时尚、温和且善于利用媒体等特点不同于男性特质外交，它能够吸引英國人的眼球，有效地缓和中英紧张关系，较大程度地输出中国文化，并且以能让对方接受的方式传达中国官方的态度，博得他们的认可。这恰恰好是女外交家擅长之处。

本国的实力决定了外交家的基本实力，在外交家的背后，是各自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但外交家反过来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外交风格，例如，傅莹以她独有的外交方式使得中英关系在某一时期变得温情脉脉。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女性外交家的出现可以改变各国之间的交往方式，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国与国之间的整体利益关系。外交家如同各国之间交往的“手套”，女外交家就是改变了手套的颜色。[19]她们在国际舞台上是不可或缺的，起着润滑剂的作用。而女性特质外交，如傅莹外交方式的不足之处本质上是中国实力和国家间利益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的。

3、女性外交家的社会性别现状

一般而言，女性擅长发挥女性特质。同时期（指改革开放后）活跃在外交领域的另一位杰出女性是富有男性特质的吴仪。吴仪从未踏足外交部，但为中国外交做出不小的贡献。她的外交风格与傅莹截然不同，具有男性特质的强硬。她强硬和睿智的外交手法给国人甚至她的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吴仪代替患病的中方团长出席。当时的谈判任务及其艰巨，傲慢的美方代表表示“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吴仪立刻回应：“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美方代表哑口无言。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文章把吴仪称为“不妥协”“坚持立场"的“中国的铁娘子”。[20]她也曾在《福布斯》世界百名权威女性中名列第二。可见那时的吴仪在国际外交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同样是女性，一个富有男性特质一个充满女性特质，她们都展现了自己的魅力，都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能够与男性一样承担起中国外交的任务与职责。也再次说明，都应该和男性一样得到重视和重用。

但中国对于女性外交家和女性特质外交的关注度和重视度仍然不够，其数量和质量仍处于弱势。从中国女性参政这个大范围而言，虽然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保证女性的参政人数，为妇女参政提供更多的机会、平台。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使中国女性参政走出低谷。1949年以来，中国女大使人数很少，还不到3%。而且她们大多被派到中小国家。女大使虽然少，但女外交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但其中有不少是外交官夫人。[21]所以可见，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女性这个性别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平等地位和重视。这种状况与性别歧视、传统观念和女性本身息息相关。

如今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和外交中都存在许多两性不平等的问题。对女性的歧视，对女性所做贡献、所受伤害的忽视，使得女性特质和女性被长期排斥于国际关系外。其实，在社会性别中，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推进社会平稳地发展。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往往将男性和男性特征置于统治地位，而将女性及女性特质置于被统治地位。[2]这种理论夸大了男性特质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力，而忽略了女性特质对国家行为的意义。实际上，在一些世界环境安全问题面前，若是以男性特质去征服和控制，或许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害。这是由于男性特质一般从对抗和竞争的角度来考虑国际关系问题，而女性特质则更青睐平等与协作。因此，如果把女性特质纳入决策过程中，多采用沟通和协调的方式在解决国际问题，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在避免矛盾、化解冲突的环节进行提倡，这就有可能会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变得非冲突化、公开透明化。[22]

外交家无论男女，无论是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在重大问题面前，起决定性作用的都是其本国的国力。因此在一国国力的基础上，力求更有效的外交方式，更有效的外交战略，更有效的利用各种资源，更有效地发挥一国的软实力，并且更大程度地利用女性在外交和国政中的积极作用，就需要在外交中纳入社会性别的意识，赋予女性更多的权力。但不能曲解“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要明确“男性特质”不再是男性的专利，就像女性特质并不单单属于女性一样。而且要改变肯定一方就必须抑制和否定另外一方的思维模式。

对此，女性主义理论中提出了“合作权”“赋权”与“行动权”，其强调的是包容与合作，是权力和能力的合成，使得政治、外交变得人性化，不再是赤裸裸的武力与威胁，而是充满包容和关怀。同时，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和女性特质的这些倡导和解释，为一些用传统政治理念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同样的，这并不是旨在推翻男性特征，并不是要将男女两性特征的对立关系推向另一个极端，而是希望在外交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能够兼容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能够兼容男性与女性。[23]

女性外交家从不同于男性外交家的角度积极影响着中国外交，甚至国际社会。因为相比男性特质的控制与冲突，女性特质更倾向于从和平、平等、合作共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傅莹的外交方式正是集中地体现了女性特质。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这种外交方式是温和的，善于发挥女性魅力、以输出软实力为主，能够有效缓解国家间关系，博得对方的好感，在潜移默化中扭转他方的看法。但傅莹外交的优势大多体现在公关活动和形象包装上，属于技术层面，虽然能有效改善对外关系，但本质上无法扭转他国的行为。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单一模式的外交都有其不足，无论是女性特质的傅莹外交还是男性特质的吴仪外交都会受到国家实力以及国家利益的限制。但无论是何种形式，女性外交家都富有成就，有能力且有实力与男性一样共同管理中国政治与外交。

如今，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国内外问题的干扰。在这种局势下，中国既不能一味强硬地外交，也不能一味软弱退让，需要将这两种特征结合起来，以中国的综合实力来说，对待原则性问题立场要坚定，而相对而言这方面是男性特征外交的强项。但在这一过程中切莫忘记以理服人，多向外国输出自己的文化。女性特征外交可以灵活多变，以温文尔雅来软化对方，以刚毅魅力来使其折服，因而具有其特殊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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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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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璐晶.傅莹的“时尚”外交[J].中国经济周刊,2010,(3) ，p.53.

[11]王涛.中国诞生第二位女副外长，傅莹何以脱颖而出？[Z].http://blog.cctv.com/html/70/28970-1085987.html.20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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