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偏旁字源》研究

摘要释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错简而作，北宋初年成书，咸平二年刊刻于石。传世本今存但少见，石刻本成为该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书中以篆文书《说文》540部首，每字下加楷书注释，或为篆文偏旁楷定字，或为楷书注音字，后附梦英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建立汉字偏旁学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不论传世本还是石刻本，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

关键词宋代梦英《说文偏旁字源》字书体例内容得失辞书史

唐代开始出现专门研究《说文》部首的字书，对后世汉字部件及字原研究产生较大影响。唐李阳冰之侄李腾《说文字原》是最早利用《说文》偏旁部首探究字原的著作，惜其已亡佚。其后，后蜀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说》三卷，《郡斋读书志》后志（以下简称《书志》）卷一《英公字源》条引郭忠恕评价曰： “今点检偏旁，少晶、惢、至、龟、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诞误后进，其《小说》可焚。”表明此书缺点甚多，宋人已现批评之声。宋代释梦英撰《说文偏旁字源》（以下简称《说文字源》）一卷，又称《篆书说文目录偏旁字源》《英公字源》《梦英字原》等，《书志》引郭忠恕谓“梦英因书此以正林书之误”。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说文》部首字样书，为汉字偏旁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汉字部件及字原发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蕴含着较丰富的语音、文字等信息，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后代学者对其体例认识不清，内容得失褒贬不一，有必要结合具体文献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客观评判，以发挥其应有的辞书史和辞书学价值。

一、 梦英及《说文字源》之成书

梦英未见传记传世，史籍也缺载其信息，因此只能靠零星资料了解其生平。姜聿华（1992： 319）记“梦英为北宋初和尚，人称英公大师、宣义大师，又号卧云叟，南岳人”。明《书史会要》云： “释梦英，号卧云叟，南岳人。与郭忠恕同时，习篆，皆宗李阳冰。”英公喜篆文，《书志》云： “梦英通篆籀之学。”他深得阳冰笔法，有“阳冰死而梦英生”之誉，《说文字源·梦英自序》云： “自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唯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之美，于夏之日、冬之夜，未尝不挥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无下笔之所，方可舍诸。及手肘胼胝，了无倦色。”同书《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书》云： “飞杯容许于醉狂，结社不嫌于心乱。共得阳冰笔法，同传史籀书踪。”这些记述表达了二人通过艰苦卓绝的书法艺术实践而继承阳冰书风，复兴篆籀的追求和决心。凭借保留下来的碑书真迹如《篆书千字文》《十八体篆书碑》等，可窥知梦英篆文书法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有助于科学认识《说文字源》的书写内容。

梦英篆写时儒所刊定《说文解字》之540部首，撰成《说文字源》一书，每字下以楷书注释，其中偏旁字注音系由梦英、郭忠恕共同完成。（何山 2015）回顾北宋乾德五年（967）《十八体篆书碑》，刊刻内容除时人赠英公之诗作外，还包括《说文字源》所收载的郭忠恕致英公大师之书函，由此可推断，《说文字源》完成时间不会晚于乾德五年，路远（2008： 512）据此将成书时间定为北宋初年，可从。书中所附自序及郭忠恕答书，表明了英公撰作此书的基本意图： 一是纠正林罕《字原偏旁小说》之错简，二是自序所谓“使千载之后，知余振古风、明籀篆，引工学者取法于兹也”之初衷。因此该书作为重要的偏旁类工具书，对探究汉字构件及字原的渊源关系、演进规律及篆体书法等都大有裨益。

二、 《说文字源》版本及体例

（一） 版本情况

《说文字源》在流传中形成传世本和石刻本两个版本系统。前者《书志》后志卷一、姜聿华（1992： 319）等古今书目提要类著作均有著录，或未提及版本情况，或言是书今存，但版本情况不详。后者有不同题名，如《梦英说文字源》《说文偏旁字源碑》《宋梦英偏旁篆字》《说文偏旁字源并自序及郭忠恕答书》《偏旁字源目录及郭忠恕书》《偏旁字源》《宋六书偏旁》等。宋代以来的金石书如《宝刻丛编》卷七、《宝刻类编》卷八、《石墨镌华》卷五、《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二、《关中金石记》卷五、《陕西金石志》等均以跋尾形式著录，《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简称《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则采用碑文移录加跋尾的形式著录，这种据原刻文字转录而形成的文本称为石刻移录本。

各题跋内容主要是对其篆楷书法、字原分部与次序、篆字异形、注释体例、音读错谬等进行分析说明。石刻著录书都将该碑刻立时间标为北宋咸平二年（999）六月十五日，与建碑时间一致。关于勒石地点，梦英《自序》云： “今依刊定《说文》，重书《偏旁字源目录》五百四十部，贞石于长安故都文宣王庙。”明赵崡《石墨镌华》等记《宋梦英偏旁篆书》在西安府学，碑原石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随着历史的变迁，文宣王庙与西安府学实现了主体功能的转换，所幸的是，《说文偏旁字源碑》得以保存下来，成为该字书最直接的实物证据。另有拓本行世，以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89： 2）《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8册所收碑拓为佳。由于传世本难以见到，石刻本《说文字源》就是可资利用的直接研究材料。

（二） 内容编排体例

《说文字源》内容板块包括篇首、说文字原目录和梦英自序等，学者们对整书内容编排体例认识的分歧主要是注音体例。如清毕沅《关中金石记》认为“《说文偏旁字源》于每字下各注一音”，姜聿华（1992： 319）亦认为“每字下皆附音释”，其说均有违事实。细考碑拓540个篆文偏旁下的楷注文字，其体例实分三种情况： 一是以通行楷书转写对应的篆书字原，共有312字（作者按： 《八琼室》跋尾认为“ ‘包’下注‘’误多一‘音’字”，故本文未将此例纳入注音范围）。如“”下书“角”，“”下作“乃”等。二是楷书注音字，共计225字（作者按： 因“辵”“舁”下的注音字泐蚀难辨，故本文实际统计分析了其中的223例）。标音者采用了两种注音方法： （1） 直音法，共13例（如篆文“癶”下注“音拨”，“覞”下标“音耀”等；或省“音”字，如“誩”下注“竸”，“”下注“乖”）。（2） 反切法，共210例（如篆文“廾”下注“巨恭”，“爨”下注“七乱”等）。（3） 既以楷书转写偏旁字原、又加楷字注音的共3例（篆文偏旁“乚”“”正下方为对应的楷书转写字，左边分别书“于谨”“胡米”反切注音；偏旁“甾”下为楷书“”字，当为《说文》古文“”的楷定字，右边注音切“方九”）。因此，《说文字源》并非每字注音，而是有选择性的。搞清内容体例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前提。

（三） 石刻移录本文字问题

碑石易风化，文字易泐蚀，加之字形辨认或存偏差，碑文转录中文字错误难以避免。核之《说文字源》碑拓，《八琼室》卷八七、《金石续编》卷一三两石刻移录本的楷书注文均存在误录、缺脱等问题，现分类校补如下。

1. 误录形近字。碑拓篆文“（廴）”下本为楷书反切注音“弋忍”，《唐韵》《广韵》该字读作“余忍切”，两种反切的切上字音值相同，所切字音相合；只是原碑“弋”字稍泐，但仍可明辨；《金石续编》录作“戈”，字形不一，切音也不合，形近而误。碑拓“（朿）”下注“千赐”，拓本“千”字清晰，《八琼室》录作“于”。“（）”字下“牛巾”之“巾”《八琼室》录作“巿”，亦系形近误录，反切读音也随之不合于被切字。这样的情况两书共有近20处。

2. 避讳改字。碑拓“（）”下注反切“丘於”，切上字《八琼室》《金石续编》均未照录原刻“丘”，而录作“邱”，虽读音相同，但字形有异。乃因清代避孔丘讳，遂加构件“阝”于“丘”而成“邱”字。

3. 误辨微泐字。碑拓“（太）”下有注音字“他”，反切下字稍泐，右边明显为构件“页”，左边只留部分痕迹，较难确定是何形体。《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录作“頞”，但其音韵地位与被切字有较大差异，同《广韵》“大”之徒盖切、《集韵》他盖切等也不吻合，证明释读有误。细审字形，其左部残留笔画走势非构件“安”，而与石刻“亥”的写法非常接近，根据碑刻文字书写规律和整字轮廓，我们认为“”实为“颏”字。“他颏”“徒盖”“他盖”三反切所表声韵相同，与被切字“太”的读音完全一致。《说文字源》所拟字音实质是通过同音变换韵书反切上下字而得。文字泐蚀残损乃碑刻文献的常见现象，也是文献整理的难点所在，需要结合碑刻学、文字学、书法学、语音学等相关知识，综合分析，理性判断，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4. 录作碑文原字的异体字。碑拓“殺”字下注反切“所扎”，切下字拓本清晰作“扎”，《八琼室》录作“札”。古代写本文字构件“扌”和“木”常讹混不分，《八琼室》为摹刻本，亦循此通例。故“札”为“扎”字异体，两者语音相同。

5. 文字缺录。碑拓“倝”字下注反切“工安”，其中“安”稍泐而基本可识，《八琼室》《金石续编》均缺录，当补。拓本“麤”字下本有反切注音字“七吾”，而《八琼室》《金石续编》均只录作“麤”，脱录注音字，与原刻不符。

6. 文字讹刻。拓本“囪”字下注反切“义江”，而《广韵》为楚江切或仓红切，《集韵》为初江切或麤丛切。碑刻与韵书反切上字不同，所切字音声母迥异，背后原因需探究碑拓切上字“义”。调查简化字源，张书岩（1997： 84）认为“義”简作“义”最早出现于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说》，刘复、李家瑞（1930： 128）《宋元以来俗字谱·十三画》引《通俗小说》等“義”字下录简体“义”，其产生时代明显晚于《说文字源》。从语音层面看，“义”与“囪”声母不同，故碑文“义”并非简体“義”字，而应为“叉”的讹刻字。“叉”讹作“义”文献早见用例，黄征（2005： 38）浙敦026《普贤菩萨说证明经》： “尔时普贤菩萨即从座而起，整衣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又： “毗楼勒叉天王献佛白银钵。”写卷两处“叉”字均作“义”。碑石字形讹刻现象时有发生，是由石质载体、书刻方式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给字形识别增加了难度，碑刻整理时需仔细审辨。《说文字源》“义”为“叉”的俗字，“叉江”切音与“囪”的读音完全吻合。《八琼室》《金石续编》“囪”字下均照录碑拓而作“义江”，跋尾中未加考辨，使问题依旧，欠妥。

不论文字误释、漏录还是其他问题，都改变了字书文献原貌，导致信息失真，极不利于材料的研究和利用。因石刻本系研究《说文字源》的常用文献源，故我们补正其已有著录成果中有关文字的缺误，可为学界提供完整准确的研究材料。

三、 《说文字源》之价值

《说文字源》作为现存较早的专门研究汉字偏旁的字书，不仅在传承《说文》部首研究之成果、补正前人研究之缺误、弘扬篆文书法之艺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文字、语音、字词关系研究等方面有特殊而重要的价值。

（一） 文字研究

1. 隶楷书异俗字研究。前述“叉”作“义”、“扎”作“札”等都是楷书俗讹字研究不可多得的字料，字书文字提供了宋代的字形变异现象。系统整理研究包括《说文字源》注释字在内的异体字，可弥补版刻背景下宋代异体俗字存世资料之不足。

2. 古文字研究。梦英宋初自负篆书，故作《偏旁字源》，可毕沅、陆增祥皆批评“英书多缪体”： 毕氏举“”作“”、“”作“”、“”作“”、“”作“”、“”作“”、“”作“”、“”作“”皆不合于六书之正者也；陆氏又列毕氏所未举，补列“”作“”、“”作“”、“”作“”、“”作“”。事实上，按毕、陆二氏的判定标准，书中还有如“”作“”、“”作“”等诸多不合六书正体、与《说文》小篆字形有较大差异的字形。其实梦英正提供了宋代小篆字传承、使用和变异的新动向、新特点，为古文字研究打开了新窗口。进行字原研究时应科学认识和正确辨别上述新形体，总结变异规律，抉发变异原因，可丰富和拓展古文字研究内容，为汉字史研究提供参考。另外，《说文字源》篆文偏旁整体上结构均衡对称，用笔淳劲灵动，线条圆转凝重，饱含“玉箸篆”特征，给人庄重肃穆之美感，为研究宋代篆体书法、宋代僧人书家梦英的书写艺术提供了可靠证据，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

（二） 语音研究

《说文字源》注音真实反映偏旁字原的当时读音，是汉语语音研究的珍贵资料，价值非常突出。先看几条材料。

1. 《说文字源》篆文“皕”下注“笔俻”反，“俻”同“備”，切音中古属帮母至韵。段玉裁（1981： 137）云： “皕，读若逼，逼各本作祕。按，《五经文字》‘皕音逼’，《广韵》‘彼侧切’，至韵不收。李仁甫《五音韵谱·目录》云‘读若逼’。本注云‘彼力切’，皆由旧也。”“逼”属职韵，则英书标音与旧注不同，特别是切音所属之韵差异较大。查《集韵·至韵》： “皕，二百也。兵媚切，音祕。”“祕”为至韵，英书笔俻切与《集韵》所录兵媚切音效相同，故《说文字源》“皕”字改音是为了反映宋代读音。

2. 《说文字源》篆文“髟”下注“必由”切，切上字为帮母，下字为尤韵。《唐韵》《广韵》分别标必凋切、甫遥切，切下字分属萧、宵韵，与尤韵有异。段玉裁（1981： 425）认为： “髟，彡犹毛也，会意。《五经文字》必由反，在古音三部，桼部从此为声，可得此字之正音矣。音转乃为必凋切、匹妙切，其云所衔切者，大谬，误认为彡声也。”段氏具体分析两类反切注音的关系，并以“必由反”作为“髟”之正音，可从。故《说文字源》取《五经文字》而弃《唐韵》等所注反切。《集韵·幽韵》“髟”字有必幽、悲幽二切，切下字跟“必由反”所切之韵同属流摄，声韵效果十分接近，表明宋代“髟”字实读帮母尤韵之音。

3. 《说文字源》篆文“嵬”下注“牛伟”切，上字为疑母，下字为尾韵。《唐韵》《广韵》同录五灰切，切下字属灰韵，与碑刻音切之尾韵相隔较远；《集韵》录乌回切，切上字属影母，“疑、影”二母发音部位非常接近。相对而言，《说文字源》拟音基本等同《集韵》反切，更符合实际读音。

4. 偏旁字“”中古音属馀母至韵，《广韵》等所录“羊至切”音效与之相同。《说文字源》注“大例”切，标示被切字“”为定母祭韵之音读，其声、韵均与“”的中古音有别，而跟中古定母荠韵的“弟”字读音极为相近。《说文·部》“”字下云： “读若弟。”按《说文字源》注音，宋代“”仍音同“弟”，《集韵》“”字有大计切一读，可证。

5. 偏旁字“丿”中古音属滂母屑韵，《广韵》普蔑切与之吻合，反映其中古音韵地位。《说文字源》“丿”下注“於小”切，反切上字属影母，切下字为小韵，声、韵皆与《广韵》音切有较大出入，但恰与《集韵》所录於兆切同音，英书所注当属时音。

6. 偏旁字“”中古属並母宥韵，《广韵》扶富切音同；《唐韵》房九切与之声同韵近。《说文字源》注似醉切，反切上字“似”属“邪”母，切下字“醉”属“至”韵，所切之音与“”字声、韵均不同。段玉裁（1981： 737）于“”字下云： “似醉切。按，此字不得其音，大徐本依‘燧’读也。《广韵》、《玉篇》扶救切，又依‘’音读也。”《说文字源》反切正好与段氏所谓大徐本反切注音相同，结合段注、《广韵》和《说文字源》注音，可确定偏旁字“”中古应有两读，一为韵书、字书反切之“”音，一音似醉切，按《说文字源》所注，宋代“”字当音“燧”。

上述6例《说文字源》反切注音，与被注音字的中古读音有不合之处，如声同韵异、声近韵异、声韵皆异等。勾稽韵书等文献，分析具体注音之理，这些字音又并非随意而为，无据而注，而是揭示出语音变换、调整、传承等方面的规律和特点。其中5个字的音切与《唐韵》《广韵》不谐，而与《集韵》所录反切不谋而合，而《集韵》改良反切是“适应时音的变化，既有音理上的依据，又有反映时音变化的企图”（张渭毅 1999），表明《说文字源》注音旨在提供偏旁字的宋代读音，满足时人能以正确的时音读取偏旁字而选用相应的切字的需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语音系统的基本状况。

因缺乏真实的记录材料，一些字音来源很难找到科学根据，难以考索其读音的传承和演变情况，这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瓶颈所在。表面上看，《说文字源》所作注音记录下《说文》偏旁字在宋代的读音，通过古今对照可探析字音的历时演变。从更深层面看，偏旁字原大多具有较强的构字能力，充当声旁或表义形旁等构字部件时会自然带进原来的语音信息，直接或间接反映所构字的读音，而且可循此类推系联这些偏旁参构的成批的汉字，考查其在宋代的实际读音，这对研究宋代汉字语音、梳理近代汉语语音系统都大有好处。系统开展《说文字源》注音研究，尤其考索那些特殊注音，可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语音研究价值，为中古及近代汉语语音史研究提供珍贵资料和重要参考。

（三） 汉字形音义关系研究

透过《说文字源》注音，可探析被注音字形与音义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理清偏旁字符与记录对象间能指和所指的配合规律，以便科学认识偏旁字的实际记录功能。下面结合具体材料进行分析。

1. 偏旁字“炙”《说文字源》篆作，《说文·炙部》： “炙，炮肉也。从肉在火上。之石切。”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系传》）卷19云： “炙，炙肉也。”后列朱翱反切“之射反”，被切字的声调变为去声。段玉裁（1981： 491）指出： “‘炙’字从肉在火上，有贯串之加火上也，此可以得抗火之意，之石切。‘炙’读去声则之夜切，一义一字耳。”《说文字源》弃《唐韵》“之石切”，“炙”下列“之夜”切，韵、调同《系传》，意味宋代表炙肉义的“炙”字读作去声。

2. 偏旁字“”《说文字源》书作“”，《说文》收此字，篆作，字形甚异。《说文·卯部》： “，事之制也。从卩。阙。”许氏阙其音。《广韵》音子礼切，段玉裁（1981： 432）云： “今《说文》去京切，《玉篇》、《广韵》皆云‘《说文》音卿’，此盖浅人臆以卿读读之，卿用卵为义形，不为声形也。《玉篇》子兮切，取卪字平声读之，《广韵》子礼切，取卪上声读之，盖其音必有所受之矣。”段氏肯定子礼、子兮两音切，质疑“音卿”之去京切，认为系浅人臆作，其说甚是。《集韵》广收各字的不同读音，“”字录有两读： 一音丘京切，一音子礼切。再调查其他字书，“”字除读音存分歧外，还有“”“卿”二字缴绕的问题。《正字通·卩部》： “，卿本字。”章炳麟《文始》： “《说文》： ‘，事之制也。从卩。’变异为卿，必有所受。”《康熙字典·子集下·卩字部》： “《正讹》： ‘，事之制也，与卯别。卩者，节奏也，人臣事君之义，会意。隶作卿。’”另外，甲骨文“”作“”，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云： “此为向背之向字。象二人相向，犹北象二人相背。许君谓‘事之制’者，非也。”罗氏仅限于甲骨文，其说似隘。爬梳其余各家观点，“”和“卿”或为假借，或为异体。正因为对两者字际、字词关系有不同的认识，自然产生其形音搭配的复杂性。《说文字源》“”下注“岂京”切，当取假借说，与《集韵》“丘京切”读音一致。

汉字字形与音义的联系最初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字记录某个词义，并赋予一定的语音形式，其形音关系是清楚和明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偏旁字指称内容、语音形式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面对错杂的历史字音和文字形义搭配状况，《说文字源》拟音者进行了科学判断，做出了正确选择，为偏旁字语音传承、变音别义、形音关系考察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偏旁字简单注音的背后，隐含着汉字字形与音义的多重研究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四、 《说文字源》之不足

《说文字源》亦存不足之处，主要是个别音切有误，古代学者就曾提出批评。如《关中金石记》卷5指出《说文字源》的注音失误： “其最谬者有三，如音皀为方木反，考皀字，古有两音，一音香，一音皮及反，从无方木之音。音犛为陌包反，犛字从牛，声，氂字从犛省，毛声，是误以犛为氂字。音甾为方九反，《说文》曰‘楚东名缶为甾’，本音侧词反，又误以甾为缶字。”所论甚是。我们又发现三个因拟音者错辨偏旁字而误注字音的例子。

1. 偏旁字“（）”中古属见母混韵，《唐韵》《广韵》《集韵》所注反切分别为胡本切、古本切、户衮切，与“”字声韵基本吻合。《说文字源》“”下注“补幺”切，明显与“”字读音及韵书反切不合。段玉裁（1981： 276）于“”字下按： “《五经文字》云‘捕幺反’，《广韵》云‘符霄切’，是以音为音也。”“符霄”为“”之音切，“捕幺”“补幺”切亦音“”，用其注“”字，显系张冠李戴，段氏辨音结论值得肯定。《说文字源》当未细辨字形，贸然依《五经文字》音切拟音，导致“”形音关系失配，留下错误注音。

2. 《说文字源》偏旁字“”即“”字，《说文·部》： “，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词言之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段玉裁（1981： 136）进一步指出： “词者，意内而言外也。言从口出，而气从鼻出，与口相助，故其字上从自省，下从口，而读同自”表明“”亦为“自”字，读音也同“自”，《广韵》等韵书反切作“疾二切”，不误。《说文字源》“”下注“蒲革”切，字音为并母麦韵；《集韵》“西方色”的“白”字收“薄陌”切，与英书所注音切极为相近，而“”后有未注音的偏旁字“白”，大概系注音者因形近而误混，导致形音搭配不当。

3. 《说文字源》篆文偏旁“”下清晰注“於迄”切，切音为影母迄韵，实同“乙”字读音。而“”中古属影母黠韵，《集韵》乙黠切即是明证；《唐韵》“乌辖”切，切上字“乌”同属影母，切下字“辖”虽属鎋韵，但与黠韵同属山摄，所以此反切注音与“”字读音声同韵近。“於迄”切与韵书反切及“”字读音声同韵不同，差异十分明显，问题在注音和被注字不对应。复核原文，梦英所书篆文“”作，与《说文》小篆（）有很大不同，而与后文的（乙）字形极为近似，可（乙）下为楷字“乙”，未注音。《说文·乚部》： “，玄鸟也。齐鲁谓之，取其鸣自呼。”徐锴《系传》： “此与甲乙之乙相类，此音轧，其形举首下曲，与甲乙字异也。”段玉裁（1981： 584）注云： “象翅开首竦，横看之乃得。本与甲乙字异，俗人恐与甲乙字乱，加鸟旁为鳦，则赘矣。本音乌拔反，入於笔切者，非是。”徐、段二氏分析乙、形音，其区别特征非常明显，惜梦英书字时未加区分，使得两字形近甚至同形，拟音时便扰乱视觉，误“（）”为“乙”，最后又随形定音，故《说文字源》“”下注音实为“乙”字之音，引发语音问题，核心是文字形与音义不能对应。

偏旁字形与音义关系本来已经固化，但重新书刻会或多或少改变字形，需要再次核准形与音义的对应情况，因此给篆书偏旁注音，辨形、审音是其难点。《说文字源》拟音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断字标音仍留有瑕疵，其中既有形近音异、音随义别之字难以遽明的原因，又有择音定字、判断正误的依据和标准方面的问题。拟音者因未仔细审辨而造成上述几个字注音之疏失，并不影响《说文字源》注音材料的实有价值。不论反切上下字如何变换，该书94%以上的偏旁音切与被注音字为声韵皆同、声同韵近、声近韵同和声韵皆近关系。（何山 2015）后代学者因未全面探究该书整体语音效果，而对其注音指责不断，如毕沅《关中金石记》批评： “英公非但不识字，亦并不识音。”清吴玉搢《金石存》卷五评价字原注音云“谬误滋多，不可为训”。其说显然有失公允。

附注

核之《说文》，梦英《说文字源》目录多“孑”部，少“丶”部，总数仍为540部。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见该书242页注四，上海书店，1937）云： “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吴照手辑之《字原考略》内，梦英偏旁缺一‘玄’字，为五百三十九，但此字疑非梦英之原缺。”复核碑拓，原刻未缺，原书亦同，胡氏所疑有理，吴照辑本当因避讳而缺。“玄”《金石续编》卷13、《八琼室》卷87均录作“元”，亦因避讳而改字。

如无特别说明，相关文字的古音信息均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20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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