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金石第一人吕世宜与玉屏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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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吕世宜先受教于玉屏书院，后又执教于玉屏书院。在不断的学习和论教中，他为世人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文化财富，并且在他东渡台湾后，把这些文化，包括书法、金石篆刻、儒家思想等，传播并影响台湾本土的文化，对我国传统艺术在台湾的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吕世宜；玉屏书院；书法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台湾与福建虽然一水之隔，但是它与福建在自然环境和语言文化方面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并有着某些传承的关系。台湾当地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大陆移民的后代。人口迁移必然会导致文化的传播。范玉春在《移民与中国文化》中说道：“在人口迁移引起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移民文化和土著文化可以互为文化传播者和文化接受者，其传播的深度、广度既受到双方文化特质的影响，也与双方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双方的关系等因素有关。”[1]25可以说，台湾文化，大都是祖国大陆母体文化向东的延伸，台湾艺术史也是中国艺术史不可分割并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明清以来，战乱频仍，再加上侵略者有意的毁灭破坏，台湾的艺术文物现存数量不多，部分建筑遗迹和民间美术器物，大多是明清时期的遗物。
在明清时期，有一批开拓者为台湾文化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他们中有游宦游幕的文人和官吏，如曾在福建闽南地区创办玉屏书院的兴泉永道周凯。他们在台湾开办书院、文社，传播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在他们看来，书院和书画既是官场交际的方式和表达情感的工具，同时也可以尽情地表现其艺术修养和文人趣味。而在受邀、被聘请来台湾的画师和工匠中，吕世宜可谓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
一、吕世宜及其书法
吕世宜，字西村，又字可合，号种花道人，亦称吕大、不翁，福建同安人，他出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吕世宜自小就好学，对金石、诗文研究颇多。并且在中举之后，他不愿意做官，反而一心专研学术，之后接受兴泉之道尹周凯的聘请，来到了厦门玉屏书院，并且掌教其中。周凯本人十分赏识他的学问，同时，他也当周凯为师父。吕世宜受周凯的影响很深，对金石视若珍宝，酷爱书法。他平时从题签到序跋之类的文字，都喜欢亲自书写。但很多时候，吕世宜写完书法或文稿后常常没有整理的习惯，对其随手丢弃，不大爱惜。但是，即便他随意留下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的求学者，所以至今以来，他的篆隶作品在社会上还保存有许多真迹。从《吕世宜自作墓记》中可知，他嗜好收藏古图书、金石刻、古彝器、奇书妙画等。即使再贫穷，他也要想办法得到。同时，他的隶书在台湾影响也最大，因为台湾很多的隶书风格，都是出自他这一派系。
吕世宜博学多能，不仅能画也能写，擅长各种字体，特别是篆、隶书。他的篆书风格基本上类似于王澍（1）的派别。有人评论他：“尊尚古法、讲求法度严谨与点画结字匀称路线。”[2]69他最著名的篆书字迹中大多是线质结构，他的风格偏向铁线篆或者玉箸篆。铁线篆是小篆书体之一，由秦代《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玉筯书风中脱出。铁线篆的书写方法和玉篆的书写方法基本相同，它因笔画纤细如线，并且刚劲如铁而得名。李阳冰书写的《谦卦碑》被称为铁线篆的代表作。而玉箸篆，又被称作“玉筯篆”，顾名思义，它字体笔画粗壮，好似玉箸一般的线条，如古代钱币上的“永通万国”。玉箸篆在字形上呈长方形，结构基本上呈左右对称，给人挺拔秀丽的感觉。清陈沣在《摹印述》说：“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箸’，篆书正宗也。”[3]
吕世宜之前都是临摹学习“古隶”，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知识吸收与互相的文化交流，他融合出了一套自己创新的隶书风格。古隶是由小篆走向今隶的过渡字体，也是古文字时代向现代文字时代过渡的字体。古隶的特点是：把小篆粗细相等的均匀线条变成平直有棱角的横、竖、撇、捺等的笔划。在道光八年期间，吕世宜创作了《隶书节临开通褒斜道刻石》扇面（图1）。此作是吕世宜比较早的作品，看得出他用笔虽细但却不失挺健之力，他将摩崖刻石的古朴转化成工整之美，此作品虽然是临摹的，但他却作出了独有的创新。之后，在道光十二年，吕世宜又创作了《隶书颜真卿郭公庙碑》六屏，他节取了颜真卿的《楷书郭氏家庙碑》的部分内容，结构工整，线条匀称有劲，并且用浓墨和渴笔书写出了“飞白”的效果。该作品以篆隶合体的、新颖的书写方式来表现，是他的精品代表作之一。
何为“飞白”？“飞白”是书法中的一种特殊笔法，传说是书法家蔡邕受了修鸿都门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的启发，从而设计创造的。东汉灵帝时修饰鸿都门，匠人用刷白粉的帚子写字，蔡邕见后，在其基础上进行书法创新，最后被称作“飞白书”。其笔画中，有的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画比较突出。现在的人把书画中干枯笔触的部分泛称为“飞白”。
二、吕世宜与玉屏书院
书院大约起源于唐代末期，在五代时期形成，而盛行于宋代。在民间，早期书院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给大家读书学习提供场所，同时它也是授徒讲学的地方。[4]11
据周凯编写的《夏门志》记载，厦门的玉屏书院是厦门岛创建时间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书院。玉屏书院建设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它坐落在厦门老城东北角的玉屏山麓。据相关资料记载，书院背后紧靠山岩，又有巨石屹立好似刀削，好似屏障，玉屏书院亦因此而得名。清康熙年间在其旧址上又建造了文昌殿，增建了集德堂和学舍等，但不久之后，因为长期的战乱，生员逐渐下降，书院被僧人占有，渐渐荒废。乾隆时期，改造学舍，并且聘请进士蓝应元出任山长，随着生员逐步增加，又造成学舍不足。后来书院接受捐赠，慢慢开始对校舍进行了重建和增建。书院是学校的延伸，它有利于有志于为学者读书明志，并且可以为国家储备人才，这也是重建书院的原因。但直到道光十五年下半年时，玉屏书院才得以重修。在重修的谋划上，周凯采用特殊的方式，将书院的各个部分以个人认捐的形式来修建，这样一来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还引起广大捐建者相互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得书院更加生机勃勃。
在道光年间，书院重修之后，周凯以其为中心，聘请了十余名绅士作为董事。书院每月会定课题，让学生作业，最后由兴泉永道、厦防分府来进行评审、发榜。师生们互相讲学论道，从而聚集了许多文人学士，并且为厦门乃至闽南地区创造了一个文人学士读书研讨的互动空间。道光十六年，高澍然应聘主讲玉屏书院，后来因为周凯东渡台湾任职，所以他也在书院仅执教了三个多月，时间虽然很短，但是他与吕世宜等书院师生关系融洽，并且倡导古文之风极盛一时。后来又因为各个文人学士的流动，而把书院的古文之风等众多学识传播四方。由于当时地方官周凯的重视，加上名师高澍然的加盟，使得原本衰落的书院生机勃勃，焕然一新，吸引了许多文人学者来问学论道。据资料记载，书院中的教材，如《玉屏书院课艺》，内容大多源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这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
郭迈、黄寿是乾隆初期的进士，担任过知县，他们是最早应聘主讲于玉屏书院的两个人。而吕世宜是周凯的得意门生，他深受周凯的喜爱与器重。吕世宜受教于玉屏书院，是玉屏书院诸生之长，在书院及闽南文人中交游频密、活跃，高澍然多次写文章中评价讨论他的书艺，对其赞赏有加。之后吕世宜又执教于玉屏书院，并且担任玉屏书院的山长。在闽南文人学者圈子里，以玉屏书院为中心，吕世宜的金石水平、书法造诣成就最高，而且影响也最为深远。
玉屏书院因为有吕世宜、周凯等人的参与和支持，越来越兴旺。之后，周凯辞去了兴泉永道的职务，东渡台湾任职。道光十八年，曾受教于其的吕世宜也受淡北的板桥林家的邀请来到了台湾。林家聘他为授课先生，讲解金石文化知识，教授篆隶书法，传授文字学和儒家思想。在林家任教的过程中，吕世宜利用在玉屏书院所学的儒家思想，巧妙地解决了林、庄两家的不和，使两家的子弟聚集一起共同研讨学习，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思想。
晚年，吕世宜找来精通雕刻的艺人，让他们把他所临摹的篆隶给雕刻下来。可惜在咸丰八年（1858年），工程还未结束，吕世宜就离开了人世。这样算来，吕世宜在台湾居住的日子长达20年。他的著作有《爱吾庐笔记》3卷、《爱吾庐文钞》6卷等，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篆隶作品。吕世宜成为台湾金石学的一代宗师。他是清代被台湾士绅延揽的最有代表性的福建书画家之一。在《台湾人物志》中，他被列为福建赴台最具代表性的书画家之一。
吕世宜对台湾地区早期书画篆刻艺术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与同时期来台的学者们，共同对台湾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且，从许多文献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台湾的许多文化的根源与学识积累，可以说是基于许多文人学者在厦门玉屏书院游学与访友的知识积累，或者说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释：
（1）王澍，字若林，号虚舟，康熙时期，特命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王澍的篆书，字的结构匀称端庄，火候纯熟，法度分明，工整规范。其笔画虽然纤细，但是笔中有力。他乃为一代书法高手。王澍在篆书方面，尤其有卓越的突破和贡献。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对其评价：“篆书得古法，行书次之，正书又次之。”（出自《清史稿》）这种评价对他十分的恰当。
参考文献：
[1]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周明聪.清代吕世宜的书艺成就及对台湾书坛的影响[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2）.
[3]周俊杰.书法知识千题[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
[4]蔡清德.玉屏书院与清代闽台文人交流考述[J].福州大学学报，2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