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

[摘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既不同于自由主义所说的“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分离、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机器和社会阶级”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是一种有限度的分离和有差别的互动关系。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关系层面上，它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一种制度性分离，并认为这种分离能使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剥削关系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国家和社会阶级”关系层面上，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资产阶级的简单统治工具，国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关系进行调和；同时它还认为，这种超越并没有完全使国家脱离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要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这一理论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与西方主流政治学完全不同的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认识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解释力。

[关键词]国家相对自主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阶级

[作者简介]范春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北京100732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9-0034-05

“国家相对自主性”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一个概念，之后20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左翼学者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都引入了这一概念。那么，“国家相对自主性”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何承继关系，它产生的背景和衰落的根源是什么，它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解读有何独到之处，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探讨。

一、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针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历史任务是揭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关系，因而也就对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形式强调不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近代自由主义已经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特殊形式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和国家，也就是由拥有天赋权利的“个人”所构成的市民社会以及建立在“个人权利”之上、并对“个人权利”进行补足和规范的公共权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治之间此消彼长的制衡关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早期著作中也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分离”进行了论述，但后来经由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他最终揭示出了这种“分离”的秘密。他认为，近代自由主义所说“个人主体”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虚构，真实的是劳动过程的集体化和新的“物的依附”的产生。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从形式上来看是现代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成为不受束缚的纯粹私有制，实际上这种分离的根源在于一种新的、有着契约外表的剥削方式代替了旧的、直接的剥削方式，而正是这种经济领域的新的剥削方式要求政治国家与自己在形式上相分离。分离并没有产生出一种具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国家就是资产者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因此，马克思后来就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取代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析范畴，并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统治工具和社会阶级”的关系。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国家抽象化和神圣化的批判上，因而他更为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而不是其特殊的形式。

而对于处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两次大战之后并没有走向灭亡，而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战后在西方出现了持续近20年的黄金增长期。其次，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的调节和干预作用加大，危机管理能力增强。因此，他们也就更为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不同表现形式。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灵活的调节和有效的维护；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自主性仍然服膺于社会自身的发展规律，服膺于社会对于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因而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自主。它所说的国家自主性，不是泛指任何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自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的本质是经济优势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意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样一个事实：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所直接掌握。从人员来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机器掌管者(官僚)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本身；从国家制定的政策来看，也往往和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不相一致，例如福利国家政策显然是损害了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看就更是这样，这种国家宣称自己是全体公民的代表，与阶级毫无关系。由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不是一种“直接结合”的关系，而是具有一种超越于资产阶级直接利益之上的自主性。另外，它所说的自主，也不是泛指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剥削关系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自主，这种自主使资本主义国家比以往任何国家都有更多的“空间”来发挥其维护经济基础的功能。在政治和经济融为一体的封建年代，国家必须通过政治手段维护剥削关系，因此，国家时刻处于剥削关系和再生产过程之中；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政治和经济的相对分离使经济领域剩余价值的榨取可以不必时时依靠国家的直接干预。

二、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新解读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在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论证中首次使用了国家相对自主性这一术语。他认为，要在保有经济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来论证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就必须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进行“原则”和“事实”的区分。也就是说，原则上是经济起决定作用，但是并不排除事实上政治也能起到特殊的决定作用。因为原则性的考察只是确定政治环节和经济因素相比所占的地位，而不是说明“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环节究竟占主导地位还是占从属的地位”，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事实上”国家的特殊决定作用和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哪个更重要

一些。言外之意就是，原则上考察的地位是不变的，总是经济占着决定性的地位，但在事实上却不一定是这样，国家有时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普朗查斯后来又把这种原则和事实之间的区分具体化了。他认为经济的原则地位实际上就体现在它决定着事实地位的转换：“整个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统治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和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统治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他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一无所有的人”的出现，这样的人既失去了生产资料，又摆脱掉了人身束缚。这对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连接关系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在一起，剩余劳动的榨取采取的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政治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须臾也不能分离；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剩余劳动的榨取打碎了人身依附以及严格的政治强制，政治可以在形式上相对地置身于事外。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特殊性正是在于一种物的统治关系的形成和确立，由于“经济关系的元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政治国家也就不必时时事事插手和干预，国家形式就是一种没有直接统治和从属关系的公共权力。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实际占有关系的框架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赋予国家的政治法律上层建筑以针对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出现的，而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上层建筑针对经济基础的一般关系。

但是普朗查斯后来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研究并没有沿着政治——经济这条线索继续，而是转向了对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和资产阶级之间特殊关系的研究。后来的西德资本逻辑学派对这种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考察。他们的研究从资本积累的需要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的实质就是国家能够处于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之外为资本积累提供灵活的政治支援。他们认为，国家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会随着不同阶段资本积累的要求不同而变化。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确立，国家自主表现为维持资本积累所需要的“自由和平等”的法律体系；到了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和追求私人利益的资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资本积累出现了困难，国家自主就表现为对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通过干预达到延缓、抵抗和中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处于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国家干预也同时损害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国家的自主遭遇到了自身的界限，从而形成危机。也就是说，政治在干预时运用的非商品化、非市场化手段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的原则产生了矛盾，一方面干预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资本积累，但是又对资本积累本身构成了一种束缚，因而减缓了经济的增长。六七十年代中后期滞胀的出现就说明了这点。

三、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家和阶级之间关系的新解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法国波拿巴政权进行分析时，曾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和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错位”现象，即政治统治阶级和经济优势阶级不一致，资产阶级并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政权。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是在一种“例外”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特殊形式的，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只是出现在阶级力量均势下的过渡时期。他们仍是把资产阶级的专政统治看作是一种“常态”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阶级关系层面上提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时，虽然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波拿巴主义的相关论述出发，但却把他们所说的“例外”推及“一般”，把“具有特殊性的独立”变为了“具有普遍性的自主”。普朗查斯认为，国家具有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性质，与特殊历史时期的阶级“均势”无关。他认为：“法兰西波拿巴主义国家针对统治阶级或派别的那种相对自主性只能从这样的事实中来理解：这种具体形式是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类型的——这种国家提供了作为其概念的制度上的特点的相对自主性。”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来寻找相对自主性的“资本”根源。他认为，封建国家中的封建主本身既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又是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国家和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之间是直接结合的，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是直接统一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不是这样，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和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一致，国家也并不总是代表经济优势阶级的利益。他认为这种自主性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表现就是国家能够通过让渡部分经济利益的方式来维护一般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即通过给予被统治阶级一些物质上的好处，在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功能。因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里……被统治阶级的一项经济要求往往就是直接威胁公共权力体系的一项政治要求”。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自主性有可能触及到统治阶级的部分经济权力，但并不威胁到它们的政治权力。当国家给予被统治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时，国家的目的正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以换取被统治阶级对现存国家的支持，从而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不受触犯。

沿着国家和社会阶级之间关系来论证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另一个主要作者是英国的密立本德。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传统不同，密立本德采取的是英国式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更多地考察国家官僚的阶级来源、价值观等等。从“人员”本身出发来论证国家相对自主性。在密立本德看来，国家主要是通过相对自主性来整合分裂的资产阶级。他认为：“如果国家要为实际上是拥有不同的和互相冲突的利益的资产阶级的不同成分和不同部分进行调解和调停的话，那么国家显然必须对‘统治阶级’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只要那个阶级不是铁板一块(它决不是铁板一块)，那么它就不能像委托人对代理人那样行动，它也就不能够简单地把国家当作它的工具。”也就是说，如果国家不只是作为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冲突的消极的“听证会”，而是作为维护整个资产阶级长期利益的“管理委员会”，那么它就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这些阶级之外。而只有透过这种方式，国家才能展现其调节功能，才能真正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那么，国家相对自主性产生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密立本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一种特殊的“代理人模式”使相对自主性得到了贯彻和发挥。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之间既相互分离又相互联系的一种辩证关系，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完全脱离这种利益。首先，国家官僚和统治阶级之间并不

一致，也就是说国家官僚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自身，而是包括来自工人阶级在内的不同阶级的成员构成的，这就给了国家以相对自主于资产阶级的空间；其次，国家官僚和资产阶级又有一致性，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致性，这就使自主性仍处于资产阶级制约的范围之内。密立本德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总是偏袒资本家的利益：资本主义国家会推行一些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左的政策，如战前的罗斯福新政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等，这些都是国家相对自主性的表现形式。二是改良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要担当改良的组织者，掌权者就需要有某些行动上的自由，因为改良政策往往违背“统治阶级”的直接利益。三是当代国家对经济领域的“调节”，这种“调节”也是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的重要体现。

可见，虽然他们二人都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是对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具体认识却各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密立本德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他注重国家代理人和资产阶级具体的交往关系，而普朗查斯主要是从结构主义出发，更为关注资本主义国家一种客观的、非人格的结构；在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来源上，密立本德认为国家自主性来源于国家作为整合分裂的资产阶级的需要以及官僚和资产阶级的一种特殊关系，普朗查斯则认为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分离，他反对把官僚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集团来讨论。

四、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根源

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虽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一时，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批评的困扰，并逐渐式微。

首先，理论内部一直争论不断。首先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以密立本德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结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决定论”，他们完全舍弃了对代理人和资产者之间的现实关系的分析。而以普朗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则认为，密立本德的分析从“主体”出发因此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倾向。除了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在理论内部还有资本方法和阶级方法之争。国家自主性是被资本积累的要求所规定还是被阶级斗争的要求所形塑，究竟是内在结构的体现还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以赫施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学派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主要来源于资本积累的需要，其本质是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种调节作用；而在奥菲等人看来，国家相对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制模式，也就是精英自身利益和资本积累之间的特殊关系。他们批评资本逻辑学派把国家自主性完全归结为资本的需要，从而也就剥夺了国家自主的任何可能性；而赫施等人则认为，奥菲把国家自主性归结为官僚制，就是把自主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割裂开来，从而使国家在本质上成为了社会发展过程一个“管制者”主体，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

来自外部的批评主要认为，相对自主性理论过于强调“相对性”，因而就无法对“自主性”进行更为深入和有效的分析。虽然这一理论的初衷是要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相结合，但是由于这种结合过于“生硬”，并没有突破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因果关系的“简单化”分析，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还原论”。例如斯考切波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就认为，国家相对自主性只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还原论”代替了“支配阶级的还原论”。杰索普认为，国家或者是自主的，或者是不自主的，而不能是相对自主的。Altony Culter等也认为：“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和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不相容的，要么是各种伪装了的经济决定论和还原论，要么就是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因为只要承认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不管是诉诸多元决定论还是资本逻辑，都必然会把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区分抹煞掉，从而不能确立国家的自主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式微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没有超越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分歧，因而也就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含义清晰的理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而遭到了批评。实际上，强调自主性的限度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是十分重要的，国家扩大了的调节总是和危机相联系，而危机本身就是这种限制存在的表现。如果完全抛开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分析纬度，国家相对自主论就会变成国家绝对自主论，从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如同普朗查斯生前在面对一些左翼学者对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批评时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要首先确定自己是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内来讨论问题。如果是，就只能谈论‘相对的自主性’，这是唯一的结果……如果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就可以谈论政治的(完全)自主性和其他类型的关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胡彩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