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扩展与战略调整

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显然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缺乏解释力。在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示范下，中国的对外投资理论框架具有其复合性，即同时存在内部机制的必然性与外部引导的制度性，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理论体系。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企业的国际化是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对其给予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的研究。他们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许多观点不一的国际化理论。如20世纪60年代初Slephen H．Hymer等的垄断优势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Raymnd Vemong的产品周期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P.J.Buckley M．casson．A．M．等的内部化理论及J.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构成了传统国际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其中，J.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影响较大，J.H.Dunning在总结了这些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成为传统理论的最大集者，二十多年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成为解释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与主流。但传统国际化理论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所以它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并且体现出与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不同的特征，经典FDI主流理论无法对发展中国家FDI提供满意的解释。尽管这些主流理论的创立者也注意到了这种新变化，并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但仍然无法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释。基本上，对于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研究可以分成传统垄断优势理论的改良，以及非垄断优势理论两大流派。传统垄断优势理论的改良包含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这些理论存在的共性是始终摆脱不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和分析思路。而非垄断优势的FDI研究成果，并不是完全否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各种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是不再强调必须具备这几类优势的前提下才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伟大历程。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同时，一些国内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在国外进行对外投资活动，而且有些企业已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如海尔、万向、TCL等企业的跨国经营均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随着我国对外投资活动的蓬勃开展，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实际的对外投资理论，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邢建国(1998)提出了有效资本理论，认为资本过剩和垄断优势理论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将资本输出和垄断优势培育合并为一个过程。曾小荷(2003)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效应以提高自身优势。韦倩青(2004)提出，中国高技术企业应更多地选择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居多的发达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谢冰、胡美林(2005)认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迅速构建全球学习机制，在全球市场动态化环境中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陈玉娥、陈晓春(2005)发现，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有一系列特有的内部制约因素，包括企业的类别，发展阶段、规模、行业性质、产品质量及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理念等。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些内部影响因素，有利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的顺利进行。这些研究丰富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理论的内容，特别是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也看到，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仍处在介绍、应用和分析整理阶段，理论体系不够完善。本文试图通过建立适合中国对外投资实际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中国对外投资提供理论参考。

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

中国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变革，在这一历史变迁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企业的渐进化贯穿于整个社会变革的始终。国有企业要改造，民营和私营企业要新生。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大力招商引资，整个社会的所有制成分更加多元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私人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同时并存，共同竞争，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局面。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企业内部的市场化机制已初步形成，尤其是民营和私营企业初步具备了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和条件。企业内部产权清晰，机制灵活，极大地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国有企业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只要社会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彻底到位。因此，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的经济背景具有其特殊性：

1.市场经济不发达。国际化经营的企业要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因此企业在体制和机制上要能够与外部市场的运行规则相适应。每个企业都是市场的平等主体，而且以产权的排他性和决策的独立性身份进入市场。而国际化经营企业要面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能够以国际化的视野来配置资源，在承受外来更大风险的条件下，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现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绝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中改造而来的，而民营和其他所有制企业是在经济转型的条件下新生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具有市场化的不彻底性，对市场表现出不适应性；而非国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市场保持较强的对接性，应该是向外投资的主力军。但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间还很短，只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还不透彻，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发展仍十分滞后。在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同所有制成分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依然存在差距，国有企业在融资、产权交易等诸多方面都享有“特权”，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对外部的市场显示出僵化乏力，而相反在夹缝中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内部机制灵活，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

2.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开始向国际规则接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在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的全面开放，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而且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随着吸引外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中国不仅保持了大量吸引外资的良好局面，而且也开始全面推动国内企业向外投资的发展。根据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2004年中国以61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额，继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外资流入国，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960亿美元)和英国(780亿美元)，居第三位。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万家。其中，2002—2005年中国企业累计对外投资净额179亿美元，年均增长36%。统计显示，“十五”期间，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达3万多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1 800多家，对外劳务合作企业600多家。这一时期，随着国际合作交流的深入发展，为国内企业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信息提供了传输渠道。同时，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共生共存中，学习和积累了国际经营的知识和经验，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了知识准备。

3.政府力举对外投资。自从2000年“走出去”被中国政府正式确定为新时期的一项开放战略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政策鼓励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初步建立起一套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服务、监管体系和协调机制。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一直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随着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猛。截至2008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接近1.95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7.3%，如此之快的积累速度确实令人担忧。在美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虽然对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的商品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但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却无法消解。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也是防范外汇资产风险的明智之举。中国政府极力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外汇资金、投资信息等方面的支持，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

三、中国对外投资的理论范式

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理论，既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宏观特殊因素，又要兼顾微观层面中国企业的一般特征和经营状况。从宏观环境看，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国内开放得比较早的产业优先发展，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而且竞争激烈，政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也始终发挥着引导作用。从微观上分析，中国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拥有先天的市场运作机制，具有产权清晰、经营灵活等特点，成为市场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竞争主体。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历史包袱较重，内部机制的市场化水平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迟缓。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整体相对落后。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论框架总结如下：

(一)投资动机的多维性

事实上，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理论不可能用一种范式加以解释，因制度衍生出来的经济行为越发呈现出理性化的特点。即企业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来自于制度层面的约束国远超过纯粹的经济因素的制约力。再加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经历了几百年的充分发展，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既提供了一种思维范式，又为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参考。所以，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也不可能是一维的，追求一种解释的理论框架必然产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一般而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动机主要有三种情况。

1.获取市场型。到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获取国外的客户和销售渠道。特别是对于中国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例如中国的电子行业开放得比较早，市场竞争激烈，而且国内市场相对饱和。在这种情况下，行业的生产率整体水平提高，行业的平均利润在不断下降。为了防止本行业的恶性竞争，有一定条件的企业通过海外的资产并购或其他方式，获取被购并企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这样能够迅速获取国外市场，

2.战略资产型。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第二种动机就是获取国外的战略性资产。这里的战略性资产是相对国内企业而言的，它包括技术、品牌、当地服务能力、制造、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之所以成为企业的战略性因素，关键是某种特定的技术、品牌、知识产权或研发能力在国内无法获取，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因而它们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当国内企业需要培植产的产业而国内资源不足时，通过对外投资可以获取境外资源。

3.协同效应型，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s)是指并购后竞争力增强，导致净现金流量超过两家公司预期现金流之和，或者合并后公司业绩比两个公司独立存在时的预期业绩高。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包括：经营协同效应(Operating Synergy)和财务协同效应(Financial Synergy)。协同效应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范围经济：并购者与目标公司核心能力的交互延伸；二是规模经济：合并后产品单位成本随着采购、生产、营销等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三是流程、业务、结构优化或重组：减少重复的岗位、重复的设备、厂房等而导致的节省。

4.政策驱动型。政策驱动是指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例如，中国政府基于宏观经济的全局考虑，解决经济长期处于失衡问题以及资源对经济的制约，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对外投资的资金、信息和决策参谋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因此，政策支持是导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加速的一大重要因素。第二是东道国家对引进外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热潮。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的政策，对于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企业向海外投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1.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力

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殊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由原先的观望到现在的积极鼓励转变。中央制定的一系列关于鼓励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政策措施，最大受益者莫过于中央企业。中央企业凭借政治资源、人力资源和规模经济的优势，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积极对外投资提供了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21世纪以来，中央企业一直是海外投资的主力军，中央企业的交易金额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形式。

2.民营企业快速跟进。关于民营企业的界定，我国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单东(1997)将民营企业界定为国营企业的对象，是指除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的总称。具体包括三大类：一是原国有企业按市场机制改造后的企业，如实行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委托经营等形式的企业；二是非国有、非全部外资的企业，它包括集体企业、混合所有制集团公司、私营企业、个体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三是外商独资企业。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其中，至今已经有将近5 000家中资企业拥有海外投资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对海外市场雄心勃勃，现在一些苏浙地区的民营企业对国外研发类的企业比较有兴趣，都在积极收购欧洲一些老牌的有研发优势但经营不善的企业。

(三)投资进程的渐进性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应该遵循渐进式推进的原则，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企业的优势所决定的。首先，中国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到位，作为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国有大中型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政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综合竞争实力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差距甚大。而作为民营企业，虽然机制灵活，对市场的适应能力较强，但在国内产业基础不够扎实的情况下，在国内的根植性不够稳固，压缩了海外投资的后援空间。其次，中国多年来的传统文化与经济环境，不利于孕育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企业家。而对外投资是一项开拓性强的工作，它要求企业家富有现代的战略眼光和国际竞争意识，能够不断地挖掘国际商机，适时地对时势进行正确的判断，以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因此，国际经营的知识经验不足和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两个核心因素。这一宏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对外投资只能是渐进式发展，以“演练式”的模式推进对外投资的发展，而不能一蹴而就。大致按照三步走的原则进行：一是“合中学”阶段，即在国际合作中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及营销方法；二是“演练场”阶段，即在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去实地演练；三是“大舞台”阶段，即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开展全面竞争。

(四)投资方式的双重性

1.以合资经营为主。中国大型工业企业对外国直接投资应以合资经营为主，出资形式也要多样化。因为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起步较晚，资金、技术实力不足，销售管理经验不成熟，精通跨国经营管理的人才也不多，采用独资形式，不利于节约有限的资金和达到与东道国企业优势互补的目的，也不利于产品的市场营销和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更不利于争取东道国政府和居民的广泛支持以及获得当地的政策优惠。而采用合资经营方式，既可以减少中国企业的资金投入，又可以弥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经验不足的缺陷，还有利于吸引和利用合资伙伴的管理和营销技能以及在市场的信誉、供货的销售渠道。

2.以跨国购并为主。跨国购并就是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国外企业的部分资产或控制股份的方式，因为跨国购并的方式有利于中国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取对方的技术、管理、品牌和销售渠道。主要目的是扩大海外市场，积累海外知识，包括增加技术能力。除非企业拥有某种垄断性的技术优势，否则对外投资如果采取“单干”式的独资企业，企业将面临资金、管理、技术、渠道等多方面的威胁。对于学习性的对外投资应尽量规避不必要的跨国经营的风险。

四、基本结论

中国对外投资大致经历了“投石问路”、“缓步过河”到快速发展三个阶段。

1.深化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增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是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环节。中国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化的天分不足，对关系资源的过分依赖成为企业做大做强的强劲制约。企业对外投资是企业边界的进一步扩大，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如果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不透，驾驭市场的综合能力不强，导致企业内外部条件和自身实力的严重失衡，最终不果而终。加快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提高全社会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极大地促进中国企业的快速成长。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并不十分成熟，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仍带有宏观的聚集特征。按照欧阳峣(2006)的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竞争优势可以概括为“大国综合优势”。即通过整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综合的优势与不成熟的优势相结合，而且将发挥比较优势与培育竞争优势有机地统一起来。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大国综合优势”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某些领域的高技术优势；二是某些领域的垄断优势；三是小规模制造优势。但从企业的微观视角看，这些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边缘化地位。虽然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但总体投资效益偏低。从投资的渐进性原理分析，中国区域经济的失衡发展，导致企业原本可以获取价值链国内延伸的经济效应未能充分发挥，使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失去了后援。因此，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为中国企业扩展国内市场基础创造条件，而且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

3.规范对外投资法律法规。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十分迫切。一是要完善鼓励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刚刚起步，各方面经验不足，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碍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二是要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减少因东道国家政局不稳定而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损失。我国是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中国政府于1988年4月28日和4月30日分别签署和核准了《汉城公约》。因此，中国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向公约设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投保政治风险，一旦因政治风险受损即可获得赔偿。三是要建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管制度，切实防范国有资产通过对外投资而流失。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