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陈独秀、陈炯明关系转折
时间：2021-02-18 07:56: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炯明成也惠州，败也惠州。他曾权倾一时，创造了“惠州人的广东”。陈独秀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两人虽然立场、地位迥异，但却拥有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教育理念，热心新文化运动。
1921年1月中旬至9月，受陈炯明之邀，陈独秀出任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并在广东建党。在粤期间，陈独秀虽然受到省议会的一些议员、教育界的学阀、政客、孔教徒、守旧派、基督徒等封建顽固派和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无端污蔑。但“二陈”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合作愉快，互相欣赏产生共鸣，私人关系融洽，结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六一六”事件后，在苏俄共产国际主导下，“二陈”由朋友关系转变为对立政治集团的政敌关系。
联省自治与北伐：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见分歧
在上世纪20年代，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消失之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代之浮出水面：是承袭过去的中央集权大一统，还是另辟蹊径走崭新的联邦建国之路？武力统一已不是唯一的救国途径，而联省自治就是当年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统一中国的另一可行选择。
1919年梁启超在《解放与改造发刊词》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地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联省自治运动把目标设定为以美国瑞士等国为模型的联邦主义共和制。包含两种意思：一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统治本省；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建立联邦制国家。
辛亥革命之后，以皇权为象征的集权政体已不复存在。但是集权的“道统”观念并未彻底动摇。对一元化权力根深蒂固的崇拜，对分权与自治后中央权力受到制约的恐惧，未减反增。从清廷到袁世凯、孙中山，都是这一理念的最忠实的实践者。
孙中山是彻底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始终坚持武力统一的道路。他的理想是以领袖权力为核心的大一统。陈炯明则是联省自治派中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是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实行的那种联邦主义政体。这两种政见差异性，正是导致在革命中并肩走过来的陈炯明与孙中山最后分道扬镳的关键因素。由于陈炯明拒绝在孙中山的“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上签字，并拒绝出兵追随其北伐。1922年4月，孙中山解除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等职务。陈炯明返回惠州。
联陈与联孙：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艰难抉择
为了讨论国共合作问题，1922年4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一起赴粤。在广州，连续召开了3个会议。期间，陈独秀专程到惠州，打算劝解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见矛盾。据时人回忆，陈独秀到惠州见陈炯明，“劝竞存（陈炯明）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发展”。陈炯明则“暗示他正怀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法则”，婉言谢绝了陈独秀的一番好意。这当中，既有陈独秀对陈炯明的敬重与私人情谊的成分，同样也有陈独秀自己的考虑：他希望通过说服陈炯明与共产党合作，能使当时还比较弱小的共产党获得一支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而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回忆，陈独秀到达陈炯明的司令部后，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军用电话，墙上还挂着一张张军事地图，便说：“陈炯明不像下野样子……恐怕广东不免有事”。陈独秀的惠州之行尽管未能成功，但陈独秀以朋友的身份劝说陈炯明理智行事，其心至诚。
“二陈”惠州面晤之后，“陈独秀看出孙、陈之间难免爆发大冲突，应有所适从，论道理应当联孙，论实力应当联陈”。
共产国际、苏俄代表在与孙中山接触的同时，与陈炯明频繁接触，对其大加赞赏。时任苏俄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甚至认为“陈炯明将军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陈炯明的治国谋略比孙略胜一筹”。1922年初，陈炯明在与马林三次长谈中，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并表示不反对共产国际在广州建立一个办事处，还希望跟俄国军事顾问一起改组军队。”“六一六”事件后，陈独秀却向共产国际表示“陈炯明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由此可窥一斑而见全豹：5月间“二陈”惠州见面绝不会单单是“弥合孙、陈之间的裂缝”而已了。至于陈独秀亲赴惠州是出于朋友之情还是共产国际之命则有待史料的进一步考证。
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在拥孙还是拥陈的问题上，没有马上明确表态，联共（布）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行经历从混沌到有序的转变。7月11日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则指出俄国革命本身的发展使陈炯明“渐渐向右转”，他大权独揽，“并没有任何种类的社会主义改革付诸实施。在广州也没有任何表明即将采取社会主义政策的措施。”18日，远东局负责人维连斯基在《真理报》发表《中国南方的斗争》，依然明显偏祖陈炯明，称之为“革命的督军、本省的爱国者、外国帝国主义的仇敌”。8月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仍坦言“我不清楚您同陈炯明的意见分歧。要知道，仅仅不同意应由北京还是由广州来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远不足以导致流血战争”。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也曾一度陷入了迷茫。一方面“二陈”惠州面晤后，陈独秀向共产国际表示，“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知道他是毫无研究与信仰”。另一方面孙中山此前已多次拒绝国共合作，“能和我们（共产党）携手，但希望也很少。”虽然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了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在中共“二大”上通过送交给国民党时，孙中山拒绝了。马林也认为党外联合的主张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7月18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国共合作、取“党内联合”形式的决定，并委派马林来华执行这一政策。鉴于陈独秀曾致函维连斯基反对“党内联合”的政策，维特意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给马林签署的文件，要求“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必须在和菲力浦（即马林）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使中共处于不得不服从的境地。直到8月，维才通知中共工作重心南移之事推迟到南方各种力量更加明朗之时。
7月23日，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呼吁与国民党等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大会虽然确立了同国民党合作的原则，但是并没有解决国共合作采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而事变几乎使孙中山丧失了一切可以讨价还价的本钱，从而打消了他的顾虑，与苏俄和中共变得易于接近。
8月25日，马林在上海法租界会见了孙中山，告诉他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29、30日，在马林建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七人。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在会上指出，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再次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多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进去改造这个党以推动革命”。大多数与会者不同意他的观点，陈独秀“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张国焘等少数人仍反对加入国民党。最后表决，多数同意而通过。陈炯明的叛变也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和检讨其革命策略，孙中山也积极响应，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条件，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改变仅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建立秘密联系的作法，转而公开实行联合的政策。杭州西湖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至此，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在联孙、联陈问题上最终作出了艰难的抉择。10月，陈独秀与刘仁静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1923年1月，陈独秀从莫斯科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参议。1923年5月9日，陈独秀在《向导》第24期发表《陈家军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粤军团结》，“陈炯明向来把持以陈家军为中心的粤军，垄断粤政，只知有广东，不知有中国，……这是我们反对他的最重要之点”。
6月，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长。至此，陈独秀选择与孙中山站在一起，“二陈”最终成为两个阵营的政敌。
1922年5月，惠州匆匆一别，陈独秀与陈炯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两人经历了同样曲折而又落寞的晚年。陈独秀曾三度入狱，并被康生、王明诬为日本间谍，但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1942年5月27日，于四川江津病逝。陈炯明下野避居香港，生活拮据，后受邀担任“美洲中国致公党总理”，成为该党创始人之一。1933年9月，勤俭一生的陈炯明去世，使用的棺材是母亲备用的棺木。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1934年农历三月初一，陈炯明灵柩归葬惠州西湖紫薇山。
1922年6月到8月底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召开期间，是“二陈”关系的转折期。惠州面晤后，陈独秀已然明晰陈炯明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就陈独秀而言，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是迫于共产国际压力才弃陈拥孙。就陈炯明而言，不管苏俄和中共对自己采取何种态度，陈炯明也没有采取报复行动。1922年6月至1925年7月，陈炯明对海陆丰农民运动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宽容和支持。“二陈”关系的转折表面上是孙中山与陈炯明间的矛盾所引起的，其实质是苏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利益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