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源

摘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基础的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是“源”，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理论是“本”，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是“根”，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是“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关键词：政党制度；多党合作；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D665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3-0020-04

在世界政党制度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独创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不仅有深厚的历史依据，而且也有深刻的理论依据。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及实现方式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理念及实现方式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及其在政党关系上的实现形式，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等深层次角度，探寻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源”、“本”、“根”、“基”和“石”。

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源

政党理念是政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构成的总称，是政党的灵魂，统领着政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政策及其实现方式。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264等。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是共产党理念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使绝大多数人上升为统治阶级，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绝大多数人统治的国家手里，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利，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坚定实践者。党的第一个纲领就提出“宣传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推翻资产阶级”；“推翻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将其归社会公有”；“由劳工阶级重建国家，直至阶级差别消灭”[2]。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党在当时还没有弄清楚革命组织、革命对象、革命力量和革命步骤等基本问题。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孙中山一方面坚持三民主义的革命理念，另一方面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3]，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样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找到了扶助农工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共同理念。政党合作、建立联合革命的统一战线，成为国共两党实现共同理念的形式。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理念，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继续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进行着不同形式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坚持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及实现方式，领导中国工农大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党以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向国民党和各抗日社会团体，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广泛认同和国民党接受，形成了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共同理念的统一战线，开创了全民抗日的新局面。同时，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员、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创造了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共同参与的抗日民主政权。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明确提出在全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抗战胜利后，党以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与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等，就建立全国民主联合政府等重大问题，在重庆进行了政治协商，开启了多党协商决定国家重大问题的先河。但因国民党右派破坏，导致内战再起，多党合作受挫。内战爆发后，为了反对蒋介石专制政府，党在全国建立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也坚持援共反蒋。1948年党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成立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党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多党合作制度的诞生。

中国各民主党派最终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曲折历史表明，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而是国家的公事，需要各党派共同决策和管理。中国各民主党派虽成立于不同时期，但从根本上说代表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人士、社会贤达和海外华侨等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这些阶级阶层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其利益的实现受到不同程度的剥夺和压制。各民主党派从成立之日起，就以不同形式，继承、接受和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为其利益的实现而寻找出路，始终具有反帝反封建和反专制的民主要求，为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而奋斗，为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富强而奋斗。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发起了不同形式的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保障人民权利的各种爱国民主运动。历史证明，中国走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团结奋斗的理想信念，任何偏离这一理想信念的选择都是错误和走不通的。

从上述分析可知，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实现合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及其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4]的实现方式，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理念及其实现形式存在着内在一致性。各民主党派的理念及其实现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及其实现形式的题中之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最具包容性，实现形式最切合实际，领导最有力，斗争最坚决，对革命贡献最大，各民主党派最终接受了共产党领导。从政党理念及其实现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及其实现方式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理念及其实现形式的内在一致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源。

二、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理论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本

政党是民主理论的实践者和开拓者。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5]。国家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国体决定着政体，政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必须适应、服从和服务于国体。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内在要求其建立的国家是绝大多数人居于统治地位的国体，即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不同，且人民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因此，民主的实现形式不仅要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还要兼顾极少数人的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但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不是真实的民主，归根到底，要看绝大多数人的意愿是否得到充分表达，权利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根本利益和切身利益是否得到充分实现。

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利能否得到保障的社会前提是看社会主要生产资料的属性。主要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私有资本就能操纵国计民生，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就会落空；主要生产资料属于公有或国有，由绝大多数人监督的政府掌控，统筹国计民生，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利才能实现。从完全公有的角度看，理想的社会是共产主义；从主要公有的角度看，现实的选择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163可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公有制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理论。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既坚持民主的普遍性，又坚持公有制基础上的创新性。一方面，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抽去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私有制基础，就必须剥去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组织形式，创立了公有制基础上的政权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继承了传统民主理论中的人民主权和法治精神，是“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的民主[6]。

公有制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民主，最根本的就是要使最大多数人的意愿、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反映、保障和实现，同时又要兼顾少数人的意愿、权利和利益。历史和实践表明，把这种民主落到实处切实可行的选择就是由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把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团结起来，建立一种“执掌政权与参与政权”相结合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着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地位、作用和责任以及执掌政权和参与政权的方式，即一个政党执掌政权，多个政党参与政权；一党执政、多党辅政，平等协商、共同决策；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执掌政权与参与政权”相结合的政党制度既尊重了政党理念的差异性，又寻找政党理念的共同点，体现了共同而区别原则；既尊重了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尊重了少数人的不同要求，有利于减少政党内耗，形成和谐政党关系，有效利用政治资源，促进发展，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从民主与政党的关系上看，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及其在政党关系上的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本。

三、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根

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具有广泛包容性而历久弥新的和合文化。和合文化的实质是尊重多样性的统一，在和合交融中寻找统一的结合点，尋求用和合的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并育并行，共同发展。和合文化以承认多样性为前提，不是否定矛盾，而是承认差异，不是党同伐异，而是求同存异，要求人们重视和的可能性，把握和的必然性，该和时要以和为先，以和求合，以合促和，避免分裂，坚持多元统一。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处理各种关系的最高原则，也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

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就是运用和合文化处理政党关系的结晶。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就学过西方的党争，试图建立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但很快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在摇篮里。孙中山在处理中国政党关系时，坚持政党和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党合作。之后，蒋介石在处理中国政党关系上，违背和合文化，坚持一党专制，搞党同伐异，最终被和合文化所抛弃。从中国政党史上看，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中国的失败，蒋介石一党专制被唾弃，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背离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没有得到和合文化的认同性支撑。从世界政党史上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合中，也没有形成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没有和合文化的土壤，也不能形成多党合作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政党关系上，也经历了曲折的认识过程，从“与黄色知识分子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绝对断绝一切关系”[2]，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和合文化相结合，虽经历了斗争、合作、再斗争、再合作的历史进程，但求同存异的政党和合观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认同，最终形成了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西方多党竞争的道路走不通，蒋介石一党专制失败，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被坚持和发展。从文化与制度的关系上看，多党合作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和合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和合文化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根。

四、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基

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是中国人民追求的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根基深厚、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点突出。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这些突出特性进一步使其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基。毛泽东民主思想根基深厚体现在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基于此，他认为各政党能否联合决策，主要看各政党是否以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内容丰富体现在主张“各方面实行民主”[7]。各方面实行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总纲，贯穿于处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政党和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决策及全部过程。体系完整，即人民民主包含向人民负责、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监督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关于向人民负责，毛泽东就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004。特点突出，即明确主张“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7]168。

以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采用了真正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和实现形式，最终形成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毛泽东人民民主思想的实践产物，多党合作成为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之一。这种组织形式，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协商性，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于中国土壤。对此，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也有深刻认识。正如黄炎培所说：“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事，公之于每一地方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群众疾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8]158,“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9]。各民主党派看到了人民民主是打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希望，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分子，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一边”[9]2，采取联台行动“推翻蒋政权”[9]21，“共同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9]22，“诚恳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9]3。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创立的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虽经曲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断发展。究其原委，主要在于人民民主及实践形态与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民主思想及要求，具有相近的理想，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基。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础之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政党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关系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种政党关系的总定位，为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科学指导。在此关系基础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重要机构的团结合作模式。这种政党关系和合作模式同国体相适应，体现了政党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的功能取向，揭示了中国政党发展的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理论基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形成过程中，作为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做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根据世界和中国历史的教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他充分认识到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各民主党派“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10]。

1979年10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关系，科学界定了民主党派性质和地位，既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又直面现实；既打破了西方和国内少数人企图否定多党合作制度的迷梦，也为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从此，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步入正确发展轨道。十三大首次提出“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内容和特点，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被载入宪法，确立了宪法依据。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并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同年，胡锦涛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多党合作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也取决于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合作的理论。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理论分开研究，这是一种不妥的研究倾向。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必须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理论整体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范畴中。“参政党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11]。固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党理念方面存在着差异性，但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理论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路、理论和旗帜的包容性，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广泛的认同、接受和坚持，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共同理念和奋斗目标。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能力等方面建设的基本经验，对参政党具有示范、借鉴和引导作用。各民主党派在各自章程中根据多党合作理论规定了各自性质和使命，初步形成了参政党理论体系。这种执政党和参政党有机统一理论，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窠臼，形成了中國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打破西方国家运用政党理论的话语霸权，歪曲我国政党制度、推行西方政党制度的理论武器。研究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有助于形成多党合作的政党文化，增进国际认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话语权。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同时进行着事业建设和政党建设的两个探索，这两个探索都是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在事业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党建设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由执政党理论和参政党理论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从实践关系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实践来源。从理论关系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为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石。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只有把执政党和参政党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才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完善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好，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实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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