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彩的“开国杂志”

开国时的杂志,还有《翻译》、《新中国妇女》、《中国儿童》、《北京妇女》、《地理知识》、《人民文学》等等;如果具有庆祝纪念开国的意义,则可以称誉“开国杂志”,如果与开国不沾边,便只能表示遗憾了———当年解放大军还在横扫西北和南方半壁江山,除了北京、上海等解放不久的大中城市,许多地方的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新生的政权筹备立国,许多民众、干部事前并不得知,也不具备大规模宣传的条件,也没有后来的规矩和讲究,比如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连套红都没有,只能在2日后大量报道开国庆典。

如今欣赏开国老杂志,制作最为精彩的当为《新华月报》,还有《时代》,不过即便粗糙简单一些,即便只有些微内容,也当庆幸难得了。开国的《进步青年》

1949年5月底上海一解放,“开明书店”便考虑如何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时代;1949年初,叶圣陶与傅彬然到北平参加新中国开国,已经出版了215期的著名的《中学生》很快创办了北平版,不过名字改为了《进步青年》;时代号召“进步”,人人要求“进步”,用“中学生”成长为“进步青年”献给新中国,也是最好的进步。

10月,《中学生》与《进步青年》正式合并,新版《进步青年》在“开国盛典”中诞生(注明“原《中学生》总216期”),在“编辑室”文章写道:“《中学生》与《进步青年》两个杂志合并后在上海编辑出版的第一期已经送到读者的前面了,你们看到以后有的也许会觉得高兴,有的也许会感到失望,这只有等待你们明智的判断了。我们在这里所想说的,是《进步青年》今后的编辑方针和内容的体制……”

开明人出了四个开国代表

开明书店,由章锡琛创办于1928年,取名“开明”有人说寓意是“开”于1926年章锡琛兄弟等集资创刊《新女性》杂志,因为此前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宣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性科学等遭受保守势力的压制,一气之下与胡愈之、郑振铎等一帮朋友决定凑钱自办杂志,开启了“开明书店”的萌芽。

“一本打开的书与上面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是开明书店的出版标志,“开明”的寓义似乎也在这里,象征书籍的智慧开启思想的光辉。不过,在开明人的心中或许还有另外一份意义:开明,就是“一群贫穷的文化人以自己的稿费、版税、薪水作为投资的书店”,也就是“自己当老板、自己当股东,当自己的主人”。

开明书店创办时只有四五人、注册资金5000元,到解放前夕已经发展成在北京、沈阳、南京、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福州、台北等大中城市设有17家分店的大型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号称“我国出版界的四强之一”,开明人几乎都是它的股东。开明社史,紧紧与叶圣陶、胡愈之、夏丏尊、邵力子、郭绍虞、周予同、丰子恺、傅彬然、宋云彬等名字联系在一起,胡愈之为之赞美:“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开明书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的一个进步的书店。”

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开明人”有胡愈之(中国民主同盟)、叶圣陶(中华全国教育工作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宋云彬(中国人民救国会)、吴觉农(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当任正式代表;胡愈之和叶圣陶老搭档还就任了新中国出版总署首任正、副署长,私营开明书店向何处去?必然是他们心中仔细考虑的问题。

据载:“10月15日吴觉农来访。吴觉农、傅彬然、顾均正、朱达君共谈开明书店事,商如何改为公私合营。余于此无意见,旁吁而已。”这是叶圣陶日记首次记到开明书店公私合营事情。

又载:“10月20日至华北大学,开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至东安市场润明楼,与达君、均正、愈之、觉农、振铎诸人会餐,商开明问题。达君、均正表示开明最好改为公私合营,编辑与发行均可以相通。愈之言此事可考虑,而其基础须在开明之自愿。达君言当先经董事会讨论,再提出于股东会,乃可作决定,手续亦合法。三时散。”这是叶圣陶日记第三次记载开明书店公私合营。

于是,1950年2月,开明书店董事会正式具文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但是这时有点超前。于是出版总署批复首先肯定开明书店的进步历史,然后指出尚无合营的必要,最后决定先行“公私合作”。于是,开明书店根据总署的指示将上海的总管理处和编译所迁到北京,由出版总署、开明董事会与开明职工三方代表组成了业务委员会———在事实上揭开了公私合营的历史。

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1951年初,三联、商务、中华、开明、联营五家出版社的发行部门联合组成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中国出版业改造迈出了步伐。于是,出版总署在1951年向团中央建议将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起来;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很快在1952年底两家先行合署办公,到1953年4月15日,正式宣布联合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任董事长兼常务董事是青年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副董事长为原开明书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力子,董事会董事有胡克实、韦君宜、杨述、郑振铎、章锡琛、傅彬然、吴觉农等,在改革开放后被认为是新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制的出版社。

在新生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私股中,有些是开明的投资人,有些是开明的著作权人,有些是开明的老职工,都是开明书店的老股东,按照“四马分肥”的政策按章分利,到1956年后随国家实行定息制度“拿定息”,一直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9月,名义上的董事会寿终正寝。

《中学生》改版《进步青年》

开明的《中学生》,1930年1月由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创办,先后由夏任社长、叶圣陶任主编,在日本侵略中一度停刊,又在桂林、重庆大后方抗战复刊。著名画家、出版人丁聪曾经深情地回忆:“我在中学时代,同时上过两所学校,一所是正规的中学……一所就是《中学生》杂志……大凡学校里的课程,《中学生》里几乎都辟有专栏。这里的老师们虽然没有见面,文章都写得亲切生动,引人入胜。我本来感到枯燥的数理、生物,读了刘薰宇、顾均正、贾祖璋的文章,只觉得趣味盎然。我本来比较喜欢的语文、艺术,读了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的文章,更觉得美不胜收。”“《中学生》的老师们为我们打开一扇扇明亮的窗户,让我们看到知识海洋的广阔和瑰丽”,“《中学生》的老师们不仅关怀青年的文化学习,也关怀着青年的思想发展。”“……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学校里的老师。”丁聪还说“从三十年代开始念中学的青年,很少不知道《中学生》杂志的。”那时的《中学生》,几乎可以摘取“最受青年学生欢迎读物”的桂冠。

《中学生》在抗战时转变为“战时的《中学生》已经把重点从文化学习转到思想政治方面,着重了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宣传。”这种进步传统一直沿续到新中国成立,合并成《进步青年》走向了新时代。1949年3月18日,叶圣陶从香港抵达北平曾记道:“我们到了解放了的北平。一些关心教育的朋友与我们谈起,在这社会大转变期间,青年界很需要《中学生》那样的杂志。那时候上海还没有解放,出《中学生》的北平版当然不可能,朋友们就怂恿我们另出一种。我们不敢辜负朋友们的好意,匆匆地约稿,匆匆地排印,出版了《进步青年》的创刊号,出版期正好赶上‘五四’的三十周年……”

5月4日,他出席了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开幕式,当选大会筹备委员,同日在《进步青年》创刊号发刊辞中写道:“我们……以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必然的,世间决没有跟政治不相干的教育,教育独立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想头……我们愿意把‘进步’这个词儿标在杂志的名称里头,作为跟青年挽着胳膊,齐步迈进,争取不断进步的信约跟凭证。”

开国的《进步青年》,封面特别刊出了甫堡的漫画《万民欢腾》、一句口号“我们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自己的政府诞生了!”,颇有解放区绘画的特色。张明养撰写了社论《新中国的诞生———祝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还有宾符的《用行动来迎接“国际和平斗争日”》。

新版《进步青年》“对象应为高中学生、大学生和各界青年中想求进步的广大青年群;因而也就决定了我们的编辑方针应为帮助这广大青年群加强学习,认识时代,争取进步。”如一篇文章《蜕变中的清华大学》,记述了发生在清华园的故事:一天在西饭厅里吃午饭,一个同学一碗高粱米饭剩了半碗,到晚饭时发现那半碗饭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只是下面压了个纸条,上面写着:“先生:有好多同学狠心卖掉心爱的笔、车、金戒,才交上饭费。先生你忍心把这半碗饭掷掉吗?”落款是:“厨工孙玉森启”。于是,那位同学一声不响地吃完了剩下的高粱米饭,在纸条上写下:“我亲爱的厨工,很感谢你的忠告,所以我把你留下的饭吃掉了,我今午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下去,我向你致敬!”……后来多少年里,这样的故事成为一个模式,又在许多地方复制。

可是,《进步青年》没有能够坚持多久;不久又决定停办《开明少年》,取消《进步青年》,恢复《中学生》。1952年3月,恢复暨改版的《中学生》出刊,完成了一次短暂的轮回,主编是自幼就跟随父亲叶圣陶接编《中学生》的叶至善。

精彩的《新华月报》

如今欣赏1949年11月15日的《新华月报》创刊号,封面以五星国旗为底,大红喜庆,主题画面是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照片,上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粗黑大字,右边是毛主席题写的《新华月报》大字刊名,内页首先是毛主席肖像,紧接着是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像、周总理、林伯渠秘书长、沈钧儒院长、罗荣桓检察长像(4幅),胡愈之撰写的《人民新历史的开端》代发刊词,强调了《新华月报》的任务是“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专栏、《新中国诞生了!》专栏,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重要开国文献与文章200多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画刊》刊出了40幅开国照片……还有《为人民政协而歌》诗5篇……

胡愈之心结之《月报》

新中国一成立,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就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因为他心中早就有过一个大样,早就种下了一份特别的心结,就是1937年在上海创办的《月报》,可恨日本侵略者破灭了这个目标,只出了半年7期就只好停刊;于是就在“月报”前面加上“新华”两字以示新的中国,专请毛主席题名题词,搭起了包括胡绳、王子野、杨培新、傅彬然、曹伯韩、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王淑明、石少华等的一流编委班子,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己任,创办了《新华月报》。

《月报》,是怎样一份“报”?著名出版人范用也有一份情结:“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一九三七年,我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杂志,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厚厚的一大本,将近五百页。这本杂志扩大了我的眼界。杂志里有政治栏、经济栏、社会栏、学术栏、文艺栏,读书俱乐部,‘最后之页’是‘读报札记’,摘编一些有趣的文字。《月报》里我最感兴趣的是‘漫画的一月’,每期六面,选有十几幅中外漫画。”《月报》到底是怎样子?有人在《老照片》上回忆,北平沦陷时不敢把开明书店的《月报》摆出来,因为是进步刊物,“买这类书,也要注意盯梢哩!”

《月报》最后一期于“七•七事变”一周后7月15日发行,紧急出版了《月报华北事变临时增刊》,因为版面已经排好,只好顺排在了最后,首篇以“北方烽火震惊了中国和世界”为题,“宁为玉碎绝不瓦全”、“人人抵抗处处抵抗”、“为反抗侵略而自卫”等等,编发了中外各报的报道与社论。一幅幅“团长吉星文”、“二十九军大刀队”、“被日军炮坏之宛平县警署内部”、“被日军炮坏之宛平县政府”、“受伤的营长金振中”、“小学生抗敌将士募捐”照片赫然入目……时评长文是《大公报》王芸生的《北方的烽火》,可以看出不少国人还善良地以为只是一场较大的“冲突”,软弱地寄望于较快地恢复和平,岂不知后来正如王芸生分析的:“现在的情形很与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会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再来一个‘九一八’呢?我以为很有这种可能。”

范用回忆过:“一九四九年开国那年,我在北京见到愈之先生。当时他刚出任出版总署署长,我参加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他带会议代表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和大家一一握手。愈之先生主编的《新华月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给《新华月报》画版式,送工厂排印。我在创刊号封面上印上政治协商会议刚通过的五星红旗。那时没有国旗法,我这样做,不算违法。”

《新华月报》创刊号上,毛主席的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或许会让读者纳闷:解放以来就是“五爱”,这里怎么是“四爱”呢?———是的,确实是错了!50多年后,也是范用回忆了内中的故事:胡愈之请毛主席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送给毛主席的草稿是胡愈之拟的,“五爱”少了“爱科学”,还把“爱护公共财物”错成了“爱护公共财产”,当时没有仔细查对,使得毛主席题词也跟着错了。为此,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胡愈之还作了检查。一直到1979年《新华月报》创刊30周年纪念时,范用向胡老组稿,收到的稿子还是对此事作出《我的检讨》。

最伟大的《友谊》

旅大与前苏联,具有传统的历史关系,是最早解放的城市地区,从开国盛典一开幕,就开始了新中国的庆典,各界市民包括日本和朝鲜侨民,都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上街游行,还在胜利公园举行了庆祝人民政协和新中国成立游园会。这里的中苏友好协会,1947年7月后创办了《友谊》半月刊和《友谊画报》,到1949年10月1日合并成为《友谊》,恰好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专号,一连5篇庆祝纪念文章,还有《友谊画刊》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卫世界和平斗争日群众大会》、《庆祝人民政协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全国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庆祝人民政协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园》———4个专栏45幅精彩照片。到11月1日,《友谊画刊》又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阅兵式》专栏14幅照片,其中空中拍摄的《人民空军出现于会场上空》和《参观阅兵的外宾席》,少见发表。

新中国接受的最早的国书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本日已将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具函送达各外国政府。周部长系以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者,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

韩叙回忆,他有幸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外交使者,骑着自行车前往原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驻北平总领馆,递交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公告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随附公函;这份文件后被周总理称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和“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当他骑车送完各个文件时,北平街头已经是灯火阑珊了。

新中国第一次接受呈递国书仪式,于10月16日下午5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先乘礼车到苏联大使馆,迎接上罗申大使、参赞、秘书、助理武官等人。然后,礼车开到勤政殿门前,军乐队奏乐、仪仗队致意,罗申在中国官员陪同下走到会客厅门前,与迎候着的周恩来外长见面,随后一起步入勤政殿正厅。毛泽东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排列就位。同时,阎宝航引导罗申大使及其随行11人排列到预定位置。

毛主席突出在前,周恩来随在侧后,对面是苏方一排11人,聂荣臻站立侧面;罗申大使从队列中起步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敬地行鞠躬礼;毛泽东答礼后,罗申上前双手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1949年10月3日签署的国书呈上。毛泽东接过罗申递交的国书,交给旁边的周恩来,再转交王炳南。接着,罗申向毛泽东主席致词;随后,毛泽东主席致答辞。致辞毕,毛泽东主席与罗申大使握手寒暄,并由罗申引见随行人员,并在高挂五星红旗的屏风前合影。至此,礼仪结束。周恩来又陪罗申到毛泽东的办公室简单地会面,最后由阎宝航陪送罗申回馆。

几十年后,有文章爆出花絮,说罗申呈递国书仪式结束后,毛主席还宴请了他们,当时主菜是全聚德烤鸭。遗憾的是须趁热吃的烤鸭上桌时已经成了冷板鸭,有点扫兴———但是,全聚德人的回忆说的并不如是。其实烤鸭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中苏关系进入了最火热的时期。

还有文章回忆罗马尼亚首任大使呈递国书,那是在1950年3月10日,也是在勤政殿。当时将要出国担任新中国第一批大使的十几个“将军”躲在八扇屏风后“观摩”呈递国书,有人贴着屏风的缝隙,有人用笔戳个小眼朝里瞄。等客人走后一个个出来,耿飚直摇头说,叽哩嘟噜的一大堆,谁记得下来!黄镇说,反正都是事先写好的,背下来就行了——不过,各人叙述的细节有点不同。

传奇的《时代》

新中国的开国刊,有一份精彩的《时代》堪比《新华月报》,一幅开国盛典喜庆照片几乎占满了封面,中间插着国旗与毛主席像,上方套红,下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大字口号,一连刊登了《庆祝中国人民政协成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保卫人民民主政权维护世界持久和平》、10月2日国际和平斗争日大会《保卫人民民主维护世界持久和平》几个专栏照片。

《时代》中文版,是一份非常传奇的杂志。它是前苏联以苏商名义于1941年8月在上海租界“孤岛”开办的时代出版社创刊的。它有一个社长———罗果夫,到中苏建交后《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还报道“苏联塔斯电讯社已获我国政府同意在北京成立分社,并任命其原上海分社社长罗果夫为社长。”罗果夫还是参加新中国开国盛典的4名外国记者之一。直到1951年8月,时代出版社才结束了历史使命,从此好像被遗忘了。

(选自《东方红 太阳升》/何季民 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