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华罗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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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勤奋自学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金坛。父亲40岁得子，为取“进箩避邪，同庚百岁”的吉利，为他起名“华罗庚”。1924年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初中毕业，这成为他的“最高学历”。
1927年春，华罗庚来到上海，考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职校学制两年，费用较少，可学一技之长。在职校期间，华罗庚曾获得上海珠算比赛第一名。原来他掌握简单的算法，从而能“斗智不斗力”，压倒那些银行职员和钱庄伙计。父母对此十分欣慰，但他读了一年半，父亲再也凑不出膳费，只好回家帮父亲料理杂货店。
顾客来了，华罗庚就帮着做生意；顾客走了，他就埋头看书或算题。有时入迷，怠慢了顾客，父子间的冲突便时有发生。父亲气极了，干脆把华罗庚演算的草稿撕掉，往炉火里烧。但遇到店里账目出错时，华罗庚总能迅速算清。父亲一看，数学还有用，才放松对他的阻吓。
初中老师王维克一向赏识华罗庚的数学才能。1928年，王老师做了金坛中学校长，请华罗庚去当庶务兼会计。次年，又叫他当补习班的教员。
1929年母亲病逝，而华罗庚也染上伤寒。但在新婚妻子的照料下，病了半年的他终于能起床了。不幸的是，他的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华罗庚开始顽强自学。他说：“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0年他在《科学》杂志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引起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1893-1969）教授的注意。1931年夏，华罗庚应邀来到清华大学。限于资历，他当了系助理。在清华，有恩师指导，有图书资料，比起金坛真是天壤之别。他自学完大学数学课程，又写了3篇论文，遂破格升为助教。
1936年华罗庚去英国公费留学。在剑桥的两年，他作为访问学者跟著名数学家哈代做研究工作。他写了18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的赞赏。1938年回国，越过讲师、副教授，他直接任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应邀赴美研究，任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大学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去美国团聚。
一生辉煌成就
华罗庚是我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多元复变函数等许多领域的奠基者，在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也取得突出成就。他与陈省身齐名，都是我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数学大师。
刚来清华时，华罗庚受杨武之（1896-1973）教授的影响走向数论的研究道路。在剑桥时，又受到剑桥分析学派大师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与李特尔伍德（John Edensor Littlewood,1885-1977）的指导。他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该结果在数论中有广泛的应用。他对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赖特（Edward Wright,1561-1615）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当时哈代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非改不可了！”另外，关于“塔里问题”的研究，华罗庚提出的理论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于是华罗庚创立了中国解析数论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西南联大的艰苦条件下，华罗庚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堆垒素数论》。他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的“圆法”、维诺格拉多夫（1891-1983）的“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自己的方法，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当时他先写完中文稿，接着又译成英文。他把自己倾注了心血的著作，交给旧“中央研究院”。结果书稿被弄丢了！这如晴天霹雳，华罗庚好长时间寝食难安。幸好，他还有一部英文稿。华罗庚便把英文稿寄给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这位数学家非常赏识，组织人把它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解放后，又请人把《堆垒素数论》从俄文译成中文。
在代数方面，他证明了历史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广泛的影响。
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编写了《优选法评话及其补充》、《统筹法评话及其补充》等通俗读物，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
华罗庚非常注意培养青年数学家。他发现陈景润（1933-1996）很有发展前途，就建议把陈景润从福建调到数学研究所。他写了《数论导引》，引导了陈景润和王元（1930-）从事数论研究；他和王元应用代数数论，提出了数值积分的新计算方法，被国外称为“华—王方法”。他写了《典型群》，培养了万哲先（1927-）；写了《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又带出了陆启铿（1927-）和龚昇（1930-）。上述几位学生，如今都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
一生创新思维
华罗庚说：“中国成语劝人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只有找上班门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
1979年5月，在伯明翰召开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华老是这次大会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大会闭幕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讲学，我不敢当，不能好为人师。”华老说，“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原来他还接到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许多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讲偏微分方程……”
华罗庚独立思考的趣事不少。当年国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周公诛管蔡论》。按正史，武王去世，周公摄政，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不服，结果被周公平定。这个题目一般的写法当然是说周公诛管、蔡，诛得对。但华罗庚却做“反面文章”，他说周公倘若不诛管、蔡，说不定自己也会造反。正因管、蔡看出他的意图，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灭口。
新鲜的构思，独立的见解，对不对是另一回事，首先是个“敢”字，这一点对学术研究是有促进作用的。华罗庚辩解说：倘若你只许有一种写法，为什么你出的题目不叫做《周公诛管蔡颂》？既然题目有“论”字，那就应该准许别人“议论”，既是议论就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一生豪情正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使身在海外的华罗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来自祖国的新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华罗庚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科研环境，返回祖国。
在回国途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1950年3月16日，华罗庚带着妻儿回到了北京，重返清华大学数学系执教。
在华罗庚的感召下，大批青年科学家纷纷归来。例如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杨立铭、夏培肃夫妇，也于1951年回到北京。后来，夏培肃成为我国从事计算机研究的最早的院士。
华罗庚筹备成立的中科院数学所当时也设在清华大学。他回忆当时的心情说：“1950年由美国回来时，好像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国建设中尽一份力”。1952年他被任命为数学所所长，所里成立了许多数学分支的研究组。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清华大学寓所，华罗庚接见了他从清华电机系物色来的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三位年轻教师，讨论了研制中国的计算机问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计算机科研组。
夏培肃院士回忆道：“华先生客厅里满屋子书，沙发上、所有的桌子、台子上全是书和翻开的杂志期刊，我就觉得华先生是个做学问的人。后来就坐下来聊，问我们学过什么，愿不愿搞计算机？我们当然很愿意。因为我在英国时，已经了解计算机了，我们国家要搞的话，我特别愿意搞，所以我当时就愿意到华先生手下做电子计算机，就是这么开始的。”
1956年4月至6月，周恩来总理领导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在宏伟的12年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半导体、自动化、电子学并列为必须抓紧的四大紧急措施。华罗庚教授担任计算技术规划组组长，负责起草了发展我国计算机事业的措施。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华罗庚任主任委员。根据“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把全国各地曾在计算技术方面工作过的人员集中到所，共同承担任务，组织了计算机设计、程序设计和计算机方法专业训练班，通过骨干力量的锻炼成长，再回各自的大学或科研单位开展工作。我国的计算机事业就这样茁壮地成长起来。
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华罗庚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当选为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历任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5年，由于过度劳累，在哈尔滨推广优选法时，华罗庚患了急性心肌梗塞病，昏迷近六个星期。周总理派医生去哈尔滨抢救。他脱离危险之后，毛主席写信给他表示慰问。
1985年6月12日下午，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讲台上兴致勃勃地演讲。一共持续了1小时零5分钟。在热烈的掌声中，他正准备再讲几句结束语时，不幸心脏病突然发作，与世长辞。
一代宗师华罗庚离开了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事业，在1985年的6月1日中国计算机学会成立大会上我们还听过华老的教诲，怎么竟为诀别？我们很长时间里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