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悲情风格的成因
时间：2021-02-23 07:57: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郁达夫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富有个性的作家。统观郁氏的作品,都带有浓重的悲情色彩。其笔下的人物大都出身卑微、境遇飘零、多愁善感、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悲观绝望。他们都意识到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但又苦于性格上的懦弱,不能奋起斗争,而只会消极抵抗,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自己身上:要么想用死来解脱;要么沉缅酒色、放浪形骸来自我麻醉,甚至自戕;要么像行尸走肉一样活在世上,最后走向毁灭,被恶势力所吞没。为此,他的小说一度被列入颓废主义、色情的行列,甚至有人说郁氏“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脓血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
“然而,郁氏绝不是一个颓废厌世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以描写压抑、消沉为表象,内心实际充满着追求光明、真理的积极入世者”,“他的感伤到颓废,实际上是对现实不满的悲愤激越的一种摧抑,浪漫的情调中是有反抗和破坏心情的”;“他的小说大部分都可以当作不满现实又不愿逃避的爱国的青年的苦闷忧郁来读的”。郁氏小说的这种悲情色彩的形成,与他的文学观念以及所处的时代社会、人生经历等关系密切。
一
郁氏在日本与后来同是“创造社”发起人的郭沫若等一起学习时,广泛地接触到了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如精神分析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个人主义和施蒂纳的自我主义等。这使其在文艺观烙上自由主义的印痕,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如郭沫若在回忆自己与西洋文学最早的接触时说到的:“但日本人教外国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做读本。因此……便……与欧美文学发生了关系……这些便在我的文学基底上种下了根”。同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奠定了郁氏文学创作中追求感伤、浪漫而富于个性的审美倾向以及表现自我、渲泄内心、反映人性本欲的创作观,使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日本文学对郁氏的悲情风格的影响主要是“私小说”。私小说大都带有“自叙传”性质。这常见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作家山田花袋、葛西善藏的作品中,他们被认为是日本“纯文学”的正宗。“私小说”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私小说中这种重心境描写而漠视外部事件,笔触细腻的特点对郁氏的创作影响很大,他不但擅长这种描写,而且贯穿首尾。郁氏不仅仅是借用私小说通常的“第一人称”,也非直接地“告白”或“自传”,而是把“我”客观化、对象化、心境化,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他那种独特的“抒情诗”式的私小说风格。其早期作品中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无须铺垫,也没有高潮。作品自始至终是以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展开的,讲述的都是主人公自身的“琐事”。这显然是受了当时日本流行的“私小说”的影响,因为当时国内的作家大都不具有这种风格。郁氏说:“记得《沉沦》……曾给几位在东京的朋友看过,他们读了,非但没有什么感想,并且背后头还在笑我说:‘这一种东西,将来是不是可以印发的?中国哪里有这种体裁?’”
《沉沦》整个叙事都是通过“他”的观看和叙述完成的,离开了“他”我们便无法确知人物的言行举止,不论是他的自言自语,还是他“窝里犯的罪恶”,或者最后在无人的海边自杀,没有任何人能对这些细节提供证明。
郁氏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从反观自身出发,进入自己的内心,以达到一种普遍意义中“人”的自我化自我主体泛化的效果。他的小说的基调是感伤的,但透过罩在上面淡淡如烟的感伤情调,则是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索。统观郁氏小说,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第一,明显的“自叙体”性质。小说中每每有一个自我形象,有时也以第三人称出现。有的自我即作者,有的并非全是作者本人,但不论是哪种情况,都有自叙体的特色。因此,这个“自我”也就有着大体一致的特征:生活际遇不好,有正义感、同情心,或有一定的反抗精神;都有程度不同的软弱性,易于伤感,性情郁郁寡欢;能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有更生精神。由于其作品常通过“我”的率真坦荡的叙述来表现对生活的态度,因此带有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第二,浓烈的抒情必通过人物心灵独白和反复咏叹以及对风物景观写意式的抒写,产生强烈的情感效应。第三,情节结构的散文化特色。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结构自由,顺情势而下,不讲求严整;注意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第四,语言优美,笔法细腻而富有情致,剖析心理,抒写真情,奇妙生动,很有感染力。
郁氏自叙传小说大多选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有利于抒发主观情感和表现自我,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真实度。郁氏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保留着的。”郁氏的小说往往经由“我”和其他人物的关系构成。“我”的经历、感受,鲜明地体现着作者自己的观点和经历。这种写法增强了故事情节的真实感和作品的抒情性,避开了观念化的毛病。郁氏后来说过:“自传是己身的经验尤其是本人内心的起伏变革的记录。”
这种注重内心刻画的自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郁氏小说的悲情色彩,因为郁氏本身就是充满悲情的人。
二
郁氏在日本所感受到的“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两种深刻压抑,是他创作的原动力,也是其浓郁的悲情色彩形成的原因。从郁氏回忆当时东京人的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对当时日本社会生活、性泛滥的不安之感,他说两性解放早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知识阶级学生群众中流行:
“当时的名优像衣川孔雀、森川律子辈的妖艳的照相,化妆前的半裸体的照相,妇女画报上的淑女名姝的记载,东京闻人的姬妾的艳闻等,凡是以挑动青年心里的一切对象与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索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结婚,自然主义派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性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如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义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满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推挤,涡旋,淹没,与沉沦……”
在这种环境中,身处异乡的青年虽然感受到的孤独、寂寞的程度不同,但多数人还是对当时如车轮一般飞速发展的社会物质、精神方面的变化束手无策。加上浓重的乡愁,更使青年学生感到与日本社会的不适,产生“性的苦闷”。人处于不适之中,于是饮酒、读诗歌小说,甚至嫖妓,谋求各种感官刺激的行为便会应运而生。而当时日本歌唱爱情等的浪漫主义文学,和含有自我内心情感暴露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也就立刻成为留日青年们最先选择的目标。
郁氏的小说无所顾忌地展开灵肉冲突,把心灵中隐秘、卑微的性欲公布于世,甚至夸张与颓废。他说《沉沦》内容之一就是“带叙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描写的焦点是性欲受到压抑后产生的变态心理。此外,有情欲得不到满足的痛苦,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南迁》中穿插的主人公淫荡的幻想和强烈的肉欲;《夜茫茫》中通过于质夫狂热地闻着索讨的银针和旧手帕表现他的变态性欲;《迷羊》中情人得到性满足后的空虚等。可见,在表现“性的苦闷”时,郁氏以悲愤的哭诉、变态性行为的描绘,表现的却是对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和婚恋自由的渴求,通过人的生理欲望受到压抑的内心苦闷,以宣告人的生理欲望的内在合理性,这无疑是对“人性”的一种高度完善。这种要求人性的解放,对束缚人的封建伦理的有力冲击,正暗合了“五四”时期现代性的表现之一,增加了艺术空间和艺术内容。
另一方面则是“生的苦闷”。由于甲午战争的胜利,加上明治末以来社会、经济及生活诸方面的急速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歧视已十分明显,中国学生时常感到受侮辱和压抑。这种受到歧视的痛苦心情,不仅使中国青年贴近文学,从文学中寻找慰藉,而且还使他们开始用创作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
日本社会就这样给郁氏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忘不掉的梦,有悲痛和绝望,也有摩登和新潮,同时又不由分说地把西洋的和日本的,过去的和现代的各种事物、各种文艺思潮、文学风格,全灌进了他的头脑中,促使他走上了一条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
这些可以看作是他悲情风格形成的社会根源和人格根源。
三
郁氏小说创作中所蕴涵的那种感伤压抑的悲情色彩,除了受当时日本社会的影响外,也与他的人格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性格狷介又孤独的人。他的极端敏感,有时甚至有点神经质,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这是他悲情风格形成的内心根源。
早慧的郁氏出生在县城小知识分子家庭。12岁上“洋学堂”发生的“皮鞋风波”令郁氏终生难忘。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风波带来的大打击时他写道:“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
“皮鞋风波”给12岁的郁氏内心深处造成的创伤,一度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官宦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同时却也形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人格,而且这些内心特点不仅影响了他的一生,同时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的主人公的身上。中学时代因为不善交际,衣着粗糙,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被同学们称为“怪物”。郁氏对乡宦富家子弟“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因此“怪物”之名愈传愈大,郁氏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
郁氏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人格。这种人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那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促使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也促使他最终拿起笔杆来渲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人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也就是这种人格造就了郁氏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
郁氏作品的悲情风格同时也与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有关。日本早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一方面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封建的个性解放和渴望恋爱自由的热情,但由于现实社会的压抑,同时又带着明显的感伤、悲观的色彩。而这种风格的作品恰好和郁氏的性格相吻合,因而在创作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它。不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还是《沉沦》、《南迁》中的“他”,始终都是以一种“社会的零余者”、“忧伤者”的面孔出现的。他们似乎始终为社会所抛弃,终日以“感伤的诗”、“醉人的酒”和“清冷的泪”为伴。
四
下面以《沉沦》为代表,谈谈郁达夫小说中的悲情色彩。
《沉沦》中的主人公原是一个热爱自由、富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出国前对于学校“专制弊风”和“迷信管束”,“总有些反抗的意思”,“怎么也不甘服从”。但反抗的结果总是失败,再加上正直的兄长被官场排斥,造成他精神上的极端苦闷,“他忧郁症的根苗”,“就在这个时候培养成功”。他带着忧郁症到日本,却又陷入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苦海里。于是这忧郁症变本加厉地爆发了。
极度的忧郁和痛苦折磨着他软弱的灵魂,为了求得解脱,他把男女的性爱作为精神的避难所。他说知识名誉都可以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白热的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但民族歧视让一个“弱国子民”所得到的只有“欺辱”,就连日本妓女竟也蔑视他。“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因此,本来就敏感脆弱的他比常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切齿的啮心的痛楚。爱情追求的失败,于是形成了性的苦闷,这又驱使他走上堕落,使他陷入了欲望的旋涡中不能自拔。
最后他感到:“……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他绝望地终于跳海自尽,临死前他愤怒地喊出了: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祖国的贫弱。《沉沦》是作者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写就的,可谓字字含血。它诉的是一曲弱国子民的哀歌。正如郁氏后来在《忏余集》的《忏余独白》中回忆自己写作《沉沦》的心情时所说:“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问题要经过一个浪漫的抒情时代的……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的故国沦陷,身受到的异乡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概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我只觉得不得不写……正如人感到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
《沉沦》是一部悲鸣之作,是作者坦露的一个弱者的心曲。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说:“人人皆觉得郁达夫是个可怜的人……因为人人皆可从他的作品中,发现自己的模样。……这是作者一人的悲哀么?不,这不是作者,却是读者……多数的读者,由郁达夫的作品,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
总之,郁氏的小说充满悲情风格形成的原因既有作者受到当时流行的日本“私小说”以及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又与社会根源、作者的人格气质有关。人们透过郁氏小说表面淡淡的感伤情调,看到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看到那个罪恶动乱的时代。在他的作品里,大量反映了人“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处的艰难的社会环境,反映他们因找不到出路时内心的苦闷和彷徨。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论郁达夫[M].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1980.(4)
[3]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第一编第三章第四节.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下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56-459.
[4]郭沫若.学生时代.野草[J].1942.第4卷第3期,转引自黄淳浩.郭沫若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5]郁达夫.《鸡肋集》题辞.上海:上海创造出版社,1927,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上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96.
[6]郁达夫.文学百题·什么是传记文学.上海:生活书店,1935.
[7]郁达夫.雪夜.宇宙风[J]. 1936,(16),转引自李红.郁达夫自叙.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8]郁达夫.郁达夫文集·《沉沦》自序.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卷7,179.
[9]郁达夫.书塾与学堂.
[10]郁达夫.孤独者.人世间[J].1935,(23),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上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8-29.
[11]乐齐.现代小说一代宗师·郁达夫小说全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 8-35.
[12]郁达夫.忏余独白·《忏余集》代序.上海:上海天马书店,1983,转引自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M].上册.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217.
[13]邹啸.郁达夫论.北新书局,1933.
作家简介
阮志南(1963—),男,广西岑溪人,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招生就业处处长,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