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你没有如期归来

“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

我回来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

(北岛：《黑色地图》)

1

我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北岛，但我从读北岛的第一首诗开始就喜欢上他，既迷恋他的诗歌与文字，也关注他的生活传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部德令哈的蹉跎岁月，读物十分稀少，几乎见不到什么书，更不要说北岛的书。有关北岛的所有信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被演绎的经过曲折之路的传言；一是散落在各种文本中的片言只语。虽然我订过两年《星星》诗刊，但上面特别喜欢的诗人总是很少。大约是从87年夏天开始，这种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折，朋友从重庆寄来了许多东西方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有一本《朦胧诗选》，其中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许多我喜欢的诗人的诗。另一本《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有廖亦武、欧阳江河、宋琳等人的诗。在这些诗人中，我最喜欢的是朦胧诗的代表人之一—北岛。虽然当时对很多朦胧诗人我们都似懂非懂，但那年月，拥有显然比懂与不懂更重要。从此，为了忘却孤独，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为了排解苦闷，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又每每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北岛的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回答》)。标志开启朦胧诗时代新纪元的伟大诗篇《回答》，其开篇就充满了理性的力量与回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为诗歌文本，它用强烈而冷峻的语言反映了一代青年的觉醒。“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这是一种何等孤绝的勇气，它向世界回应并表明：即使注定是已知的结果，但“我”仍然决不回头。“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一相一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用怀疑的眼光，诉说着世界的虚妄，并以殉道者的姿态，坚定表达了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决心。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了出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履历》)。万岁!有多少人高呼过，岂止“一声”!作者用愤怒与不满的腔调，旨在表达这种政治语境中“狂热”的崇拜对生命个体的影响。所谓“履历”，不就是一个人一生经历的记录与书写吗?只是，谁会想到，“一声”即一生，“一声”即永恒。就那么“一声”，时间就转瞬即逝，显然人们都被戏弄了。只是被戏弄的恐怕不仅是时间，更重要的是时间中的个体以及消逝在历史中的青春和生命。

“如果大地早已冰封／就让我们面对着暖流／走向海；／如果礁石是我们未来的形象／就让我们面对着海／走向落日……”

(《红帆船》)。身处“残垣断壁”与“谎言”盛行的周遭世界，是选择叹息与绝望，还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是一个问题。北岛给出的回答是“面对暖流”，走向大海；“礁石”表示沉默与屹立，它的人生就是永远与惊涛骇浪对峙。在这样一种对现实与未来的想象中，北岛用一望无际的悲壮，笔直举起的手臂，表达了面对大海，走向落日，在“渴望燃烧”与“化为灰烬”中浴火重生的坚定信念。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在文革后期，这样的呐喊无疑具有极大的观念革命与思想解放的意味，它不仅是宣告，而且是圣经般的表白，是神启。英雄没有了，人亦非人。如此的存在处境，既是历史的宿命，更是人最大的悲哀，所以北岛要发出“反抗”的声音。我猜想，在英雄泛滥的年代，北岛内心期盼与最能认同的，仍然是“只想做一个人”吧。问题在于，芸芸众生，经过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人妖颠倒的洗礼，谁还会有这样的自觉?

“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宣告》)。在与不相信的世界交锋的过程中，北岛再次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向世人展示，选择天空，就是选择自由；追寻自由，就决不能低头，哪怕面对手举大刀的刽子手。这样的“宣告”，如同掷地有声的誓言。读到这样的诗句，作为曾经习惯被“宣判”如今慢慢觉醒的人，无不心潮澎湃。时至今日，我每读一次，都会一样地感到热血沸腾。

据有关资料记载，1986年12月6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之中的舒婷、北岛、江河、顾城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会场之热烈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场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北岛在其《朗诵记》中对此也有所描述：没票的人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北岛和顾城夫妇像“特务”一样东躲西藏。北岛说，“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其实，何止四川人疯狂?8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朦胧诗”的火焰席卷全国，虽然那时我远在西部，但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燃烧的激情。

众所周知，在那年月，朦胧诗饱受争议，《今天》被勒令停刊。北岛作为朦胧诗人的领袖和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旗帜《今天》的创始人之一，后因种种原因流亡海外。

北岛虽然从我们的视线消失了，但北岛的诗以及朦胧诗的精神却像种子，植根在了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记得大约是2001年，在《读书》上突然看到了北岛的《纽约变奏》，大感意外。2003年4月的一天，朋友郭建强告知，新华书店到了《北岛的诗歌》。对于一个对北岛偏爱的人来说，我的确感到欣喜若狂。在以后购书的日子里，只要是北岛的书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占为己有”。特别是在无聊而漫长的上班生涯或有空的时候，我常常会在“百度”打上两个字：北岛。

2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成为诗人之后，他的全部诗作主题都是还乡，他以还乡的深情表达了渴望祖国摆脱专制主义的理想。他热诚地吟唱：“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帕特莫斯》)。在梦中，荷尔德林不止一次返回故里。他在《还乡曲》中写道：“你呵，宁静的家园!无望的日子过后／你曾闯入远方思乡者的梦里／你呵，我的家舍，和你们昔日的游伴——山丘上的树木，对你们我记忆犹新!”

纵观诗歌史，不难看出，漂泊还乡是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几乎是所有诗人的一种情怀，是诗人对精神家园的亲近和回望。诗人北岛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仅在欧洲的四年里，就换了七个国家，搬迁15次。故乡，成了北岛前世今生挥之不去的痛。“我对着镜子说中文／……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对于返乡之路，北岛一直没有停止寻找与辨认。有记者问：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北岛坚定而又平静地回答：“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

李。”北岛当然深知，必须牢牢抓住中文这个唯一的行李，如果失去了它，就会一无所有，就等于丢失了在这个世界的身份，而这身份就是“船票”，就是还乡的通行证。当然，从“他没有船票，又怎能登上甲板”，并不能确定，北岛有了中文这“船票”，就一定可以扬起返乡的“红帆”。

问题是，为什么非得还乡?海德格尔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本源，还乡是诗人的天职。尼采更是直接而深刻地说出了诗人漂泊与寻家的境遇：

“我处处找不到家：我漂流于所有城市，我走过所有城门。现代人于我是陌生人……我从父母之邦被放逐。”

“‘何处是我家?’我叩问，我寻觅……”(尼采：《馇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诗人看来，只有被迫流浪，漂泊异国他乡，饱尝游子的艰辛、离家的苦涩和生存的痛楚，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故乡。“还乡就是返回人诗意地栖居的处所，返回与神灵亲近的近旁，享受那由于偎伴神灵而激起的无尽的欢乐。”(刘小枫：《悲壮的还乡——读荷尔德林》)。

流浪与寻找归乡之路始终是最接近诗人存在的状态。北岛曾坦言：“在海外的生活，虚无的压力大于生存的压力”。不难理解，身在异乡为异客，你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环境，虽然你可以用英语应付必要的交流，然而，文化之根呢?汉语之境呢?失去了这样的氛围，北岛一定感受到自己像大海中的浮萍，虚空无所不在。北岛内心清楚，虚无的背面是真实，是故乡拉长的影子。所以在他的充满隐喻的《白日梦》里写道：“……我们是／迷失在航空港里的儿童／总想大哭一场。”

孩子离开了母亲，迷失在异国街头。“航空港”意味着并非流浪的终点，说明你仍然在漂泊，此情此境，失散的孩子怎能忍住不想哭泣?从另一个角度说，儿童迷失他乡，他最急切最希望的事一定是找家与回家。然而，返乡那么容易吗?对许多诗人来说，一旦背井离乡，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自由。因为通往归乡的路已经模糊，甚至因外力作用改变了方向。

在1994年写的诗作《背景》中，北岛表达了回家的条件与艰难：“必须修改背景／你才能够重返故乡”。修改背景，谈何容易?北岛说：“所谓‘修改背景’，指的是对已改变的背景的复原，这是不可能的，因而重返故乡也是不可能的。这首诗正是基于这种悖论，即你想回家，回家之路是没有的。”可见，北岛深知背景是不可能更改的，他写的这首诗无非是想以此来填补自己在异国他乡身体与遥远祖国之间的鸿沟，满足回乡的想象，然而读出来却是你只能遥望但永远也回不去的绝望感。当然，不可能修改大背景，北岛却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同样意味着背景的改变。

但是，你没有如期归来。

3

众所周知，自北岛流亡海外，便被某些国际势力或读者贴上了“流亡的政治诗人”的标签。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的确有不少“第三世界”的诗人、作家，有意利用西方政治势力的误读，来修饰自己的“民主意识”，强化作品中的“政治”元素，以获取在海外生存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资本。虽然北岛早期的诗歌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今天》也是在政治尚未完全松动的氛围中创刊的，创办之初的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由于办刊理念的矛盾，编辑部就因是否参加一次民刊联席会议而发生了分裂。芒克回忆说，“除了北岛和我，其他人都不主张参加这次活动，认为《今天》是文学刊物，不应参加政治活动，而我认为，民刊的命运是共同的，因此必须支持”(刘禾：《持灯的使者》。可见，当初的北岛对政治主观上是积极的，甚至民间诗歌运动的谱系也深刻揭示了“作为诗人的北岛的诞生注定了与政治与反抗的盘根错节关系，这是他无法规避的历史宿命”(吴晓东：《从政治的诗学到诗学的政治——北岛论》)，但北岛流亡国外后，思想上已经发生变化，他再不想让政治来纠缠诗歌了，他认为那样反而会损害对诗歌本身的追求。一方面，他出国后的诗作，极力淡化政治性，转而朝向了对纯粹诗歌的迷恋。所以，许多中国大陆喜爱北岛的读者对他出国以后的诗作，往往有“看不懂”的抱怨。另一方面，北岛本人，也在《书城》杂志记者的一次访谈中对早期的诗作进行了否定。“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北岛这样的反思，让很多长久以来坚定地喜欢他的读者难以释怀，甚至十分伤心。其实，文本已经被创造了出来，作者已死。文本的影响与阐释与北岛也早已无关。正如北岛当年创办《今天》的战友徐晓在关于《失败之书》的札记中所言：“如同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北岛对早期诗歌的自我否定一样，北岛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放弃对早期诗歌的肯定。”

问题当然没有那样简单。我以为，北岛之所以要否定早期政治的诗学，关键在于刻骨铭心的思乡之情。在北岛看来，政治与诗艺无关，但如果执迷不悟，恐怕真是永远都不能踏上返乡之路了。这并非背叛，而是因为故乡就是诗人的一切，既是历史，也是未来。这也许是理解北岛的一把钥匙。漂泊的北岛所作的全部努力，其实都是为了重返“心中”的故里，哪怕那只是精神上一个被现代文明遗忘的孤岛。

北岛后来写出诗作《回家》

“回家，当妄想／收回一缕青烟／我的道路平行于／老鼠的隐私……我看见我回家／穿过那些夜的玩具／在光的终点／酒杯与呼喊重合。”诗中他放任梦境中的感性和记忆的构建，饱含浓郁的思乡之情。而在2001年重回故土后北岛写下《黑色地图》，“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我回来了——重逢／总是比告别少／只少一次”。归途总比迷途长，说明诗人漂泊的本质，而且长的并不多，只是恰恰“长于一生”。同样，重逢少于告别，而且“只少一次”，看来作者内心一定认为，他迷失在天涯，一生都在回家的路上。即便是与故乡重逢，那也是要再次漂泊，也许直至生命终止，那返乡之路仍不能完成。

其实，2001年重返阔别十三年的故乡，北岛着实吃了一惊，家已经变了，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虽然北岛深切地感到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但那次回乡据说治好了他的思乡病。

果真如此吗?我看未必。

苏俄流亡诗人布罗茨基说过，“流亡者的头总是往后瞧，眼泪总是滴落在肩胛骨上”。刘小枫指出“流亡就是被放逐，被迫离开处身之地。在他看来，流亡有外在流亡和内在流亡(并不离开国土)两种形式”(刘小枫《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虽然流亡并非都具有政治性，但是，无论哪种流亡，其本质都是“无家可归”。既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精神的。对外在流亡者来说，谁能止住经常对故土的回望

(即“往后瞧”)!而在“回望”中，那内心的复杂情感是难以言表的。这就是“为何我眼中常含泪水”。

诗人荷尔德林作为内在流亡的无家可归者，头仍然也总是“往后瞧”，他在《故乡吟》中唱道：“你们，我孩提时代玩耍过的树林，要是我／回来，能否答应再给我宁静?／在清凉的小溪边，我看过水波激荡，／在大河之旁，我望着船儿驶航，／我就要重返旧地。”可见，作为双重流亡的漂泊诗人北岛，永远跋涉在返乡路上的歌者，怎么可能没有了思乡病?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北岛常常如布罗茨基所言“止不住回望”，他深知今生难以摆脱归乡的牵缠，他的家甚至都已搬到了离故乡最近的香港，虽然他认为回不回国内已经不重要，然而，血脉中的中国因子却时常会像蛇一样，如刀片般从灵魂划过。

4

》城门开》的出世显然是北岛对于重返故乡的一咏三叹，是凝聚在他内心浓浓的乡愁。

《城门开》的开篇引用童谣：“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上的什么锁?／金刚大铁锁!／城门城门开不开?……”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书名和童谣?城门如此之高，还有金刚大铁锁，表明还乡仍阻碍重重。城门开，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城门尚未开启，需要渴望进城的人像巫师一样招魂，嘴中念念有词：城门开。另一层含义是城门已经打开，“毋庸置疑，这里就是生身之地，你找寻的／故乡泥土，近在咫尺，已然与你相遇。”

(荷尔德林：《归乡——致亲人》)

北岛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他原本就是城里人，只是他出城很久了，迷失在路途。他深知“迷途即离别”

(《安魂曲——给珊珊》)。如今历尽荆棘，漂泊的游子归来了，但一切都已改变。为了抚平多年的“梦里寻她”的伤痛，北岛时常抚摸沉睡而清晰的记忆。为了让记忆永恒，并随时都能回到“我的北京”，因此，“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可见，北岛始终生活在记忆中，他仍然愿意活在自己用情感编织的历史城堡里。北岛一定认为，唯有如此，才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自由的“归乡”。

我们发现，北岛的记忆之城北京犹如曼德尔施塔姆的彼得堡。“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列宁格勒》)。北岛说，这是把个人和城市，把身体和乡愁连在一起，同时展示了漂泊者迫不及待的复杂心情。不过，这是俄罗斯式的乡愁。电影诗人塔尔可夫斯基把乡愁看成是几近于一种爱国的责任。索斯洛夫斯基写给远在祖国的尼古拉维奇的信中更表达了一种致死的乡愁：“我来到意大利已经两年了，但是如果我不回俄国，如果见不到我祖国的那些白桦林，感受不到童年时代呼吸的空气，我会死掉。……”北岛的乡愁显然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北岛在参加国外诗歌朗诵会时，从来只用汉语朗读，其“固执”体现了他对故乡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坚守和信任；再比如诗歌《旱季》：“最初是故乡的风／父亲如飞／在睡意朦胧的河上／突然转向／而你已沉入其中……”无不表现出中国式的乡愁含蓄、内敛、忠诚，像茶一样散发着或清淡或浓郁的气息，它是生命的寻根之旅，是灵魂皈依的源头。

北岛在《城门开》中，反复描述着老北京的“光与影”，大白菜及各种“味”，汽车的喇叭声、叫卖的吆喝声，以及那个时代的玩具与游戏，三不老胡同等等，味觉、声音、童年与旧址成为漂泊者乡愁最深层的记忆。耐人寻味的是，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北岛说：“我甚至认为，我和父亲在这篇文章(即《城门开》的最后一篇《父亲》)中最终达成了和解。”父亲暗含家国、权力、血缘等隐喻，与已逝的“父亲”达成和解，难道真是“城门开”?也许这是过度诠释，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乡愁与俄罗斯的乡愁有许多殊途同归的地方，中国式的乡愁或许没有俄罗斯的乡愁“强烈”，但内容却更丰富。

《列宁格勒》第四段“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在这里列宁格勒变成了彼得堡，只是“电话号码”和“那些地址”真能与死神作交换?也许仅仅只是以此表达诗人的绝望、抗争以及挥之不去的乡愁。在北岛看来，诗人用彼得堡取代列宁格勒，“显然是在用他自己童年的彼得堡，来否定官方命名的列宁格勒”(随笔集：《时间的玫瑰》)。现在清楚了，北岛执意“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与曼德尔施塔姆对故乡的态度如出一辙，并非是来自于两个不同时空的约定，而是在于北岛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理解，也在于他们两者某些相似的命运和良知的乡愁。

可见，北岛用文字重建的北京城，是用记忆追寻和修补逝去的时光，以此用纸上“漂泊的词语”，长久慰藉思乡之痛。的确，“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镜中永远是此刻／此刻通向重生之门／那门开向大海／时间的玫瑰(北岛《时间的玫瑰》)，我明白了，在北岛的时间中重现的是消失的历史，绽放的是老去的青春，是归来的陌生人，是面向大海的城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