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晖音乐文学作品的唯美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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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剧完全以‘美’为主:人美、服装美、歌声美、姿态美、动作美;剧中人的品性、行为,无一不美……最要紧的一句话是美是好的。坏的不能叫美。美只是美,‘爱美的人只是爱美’!至于美以外的——什么规矩啊、习惯啊、成见啊,可没有工夫去管。”(黎锦晖《七姊妹游花园》“旨趣”,中华书局,1928年版)这是黎锦晖在歌舞剧《七姊妹游花园》“旨趣”中对“美”的一番言论,正是这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批判,被认为是唯美主义,黎锦晖也成为了五四时期中国唯美主义的代言人。
一、黎锦晖唯美主义与西方唯美主义之异同
西方的唯美主义是以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美”,是指脱离现实的技巧美。盛行于19世纪后半叶的唯美主义以沃尔特·裴特在其专著《文艺复兴》中“为艺术而艺术”一语为口号。究其实质就是要求艺术“再现”自己。唯美主义的信条就是希望将“艺术的生活,或生活的艺术”二者等同起来,从而以追求一种理想的“纯真的美”为最好的人生职业。
唯美主义作家和艺术家们推崇艺术而贬低生活,主张文学艺术无需与现实生活发生联系,艺术本身才是世界本质的展现。他们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感观上的愉悦,而非传递某种道德或情感上的信息。艺术不应具有任何说教的因素,而是追求单纯的美感。他们如痴如醉地追求艺术的“美”,认为“美”才是艺术的本质,并且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
黎锦晖对西方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观念是不排斥的,而他“美就是美”的艺术观念无疑也紧扣了这一点:“至于音乐关系于国运之兴衰,与民气有颓废或振作的关系,即便孔子再生,也不免含着微笑喟然叹曰‘杀鸡焉用牛刀’。不懂一点科学的‘老粗’也明白‘肚里饥,身上冷凄凄,男中音高唱爱群爱国,一旁配着妻哭儿啼,凭你的音乐怎样雄壮,到末了一样饿扁归西’。所以用极浅近的常识来断定,所谓‘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穷,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黎锦晖《明月歌曲一二八首·引言》,大众书局,1936年版)
他的作品里也体现了对“形式美”的追求。如歌舞剧《七姊妹游花园》服装就很美,七个姐妹各出场七次,换了四十九套衣服,这种豪华的舞装使外国人也为之叹服。他在歌舞剧《三蝴蝶》卷头语中就有这样的观点:“虫类中有蝴蝶,这真是虫类的光荣!她们的衣裳多么华丽!她们的姿态多么活泼!她们的举止多么高洁!她们的生活多么甜蜜!”(黎锦晖《三蝴蝶》“卷头语”,中华书局,1928年版)黎锦晖本人把这种观念称之为“为歌舞而歌舞”。
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黎锦晖的观念与西方唯美主义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的这股思潮是将艺术视为无须任何外在的存在目的的自足的存在;而黎锦晖代表的唯美主义,则是以一种个体对艺术的取舍观念来对抗社会上通常流行的功利性音乐观念。他的音乐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美”的内涵是十分具体的——“能懂得这一层道理的人,必有美的知识、美的心、美的人格、美的情,才是一个美而又美、真真美得很的人!”(黎锦晖《七姊妹游花园》“旨趣”,中华书局,1928年版)
二、黎锦晖之唯美主义内涵
1.真善美的统一
黑格尔指出“美是理念”,“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2页)美是特殊与普遍、主观与客观、本质与现象在理念中的统一。黑格尔认为,对艺术的内容,不仅要求真,而且要求善。也就是说,美不但要以真为基础,而且必须和善相联系。艺术的真正职责就在于帮助人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只有当它成为人类的最深刻的旨趣以及心灵的最深广的真理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时,艺术才算尽了它的最高的职责。可见,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也就是说,美是内容与形式、感性与理性、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即真与善的统一。艺术评论家朱应鹏曾著文指出黎氏歌舞作品的三点倾向:“锦晖君作品的倾向,已经到‘注意现世思想’、‘表人体的活泼、健康与美丽’、‘注重感情教育——特别是爱的教育’。这几方面,是中国教育所反对的,也是新大陆回来的教育家所不懂的,我们当然!”(朱应鹏《关于歌舞会的话》,见1930年《申报》)他对黎氏创作倾向的三点评价虽然在当时遭受了批评和谩骂,但从现在来看是十分中肯的,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真”作为认识论的范畴,指“合规律性”,是跟客观事物相符合的,与客观规律相符合的。黎锦晖作品内容善于通过神话、寓言的题材和比喻、象征的手法表现“现世思想”,它的很多作品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的真实反映。如“《可怜的秋香》——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社会贫富不平等现象。《葡萄仙子》——保卫劳动果实,终结时提及‘天下一家’,近乎‘大同主义’。《月明之夜》——反对崇拜鬼神,神仙生活不如人间好。《三蝴蝶》——希望把‘黑暗时代’变成‘光明时代’。《春天的快乐》——提倡人人从事劳动。《小小画家》——反对封建教育体制,发展儿童个性与才能。”(黎锦晖《干部自传》,1956年,第13页)
“善”指“合目的性”,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的主观目的对客观现实的契合关系。凡是利他性的言行,都是善。此外,“善”还有人生目的、理想人格、人生境界方面的含义。“感情教育”是黎氏音乐文学作品题材的一个突出特点,其作品的动人力量就在于它活脱脱地表现出一颗善良的、追求美好生活的心,这种善是极为真诚的。因此他的作品对当时青少年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深刻的。著名影星王人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我在明月社,不仅学到了歌舞艺术,而且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我对花卉昆虫的自然知识及诗词歌赋的文学修养,大都来自黎锦晖的儿童歌舞。更重要的是我从中受到了做人要正直善良,结伴要团结友爱等品德教育。”(解波《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美”则是真与善的形象的艺术的体现,美就是事物的生命本质力量的自由的感性的显现,美就是事物的生命力,美就是人的生命活力的自由能动的表现。事物的生命力冲破各种阻碍,努力展现自己的生命本质力量,表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活力。黎锦晖提倡“人体美”,这在当时滞后的审美观念看来是“伤风败俗”,是“恶化和腐化了小学生的纯洁的心灵”,而黎氏抵制住了这一系列谩骂,坚持自己的观点,让女儿黎明晖剪一头清爽的短发,穿着白衣短裙,光着脚露出手臂在舞台上像小鸟一样无拘无束地载歌载舞,还让她参与拍摄电影,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遗老遗少越是恶毒地咒骂,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知识青年越是热情地赞扬。
2.爱与美的主题
黎锦晖的作品大多是通过“爱”与“美”的描述与歌颂,对青少年进行新思想教育。他极力地探索适合于青少年接受的艺术表现手法、内容与形式。戏剧的方式以神话、寓言、童话为主体,由于在童话世界中万事万物都被拟人化了,所以容易引起青少年的喜爱。
他笔下的“爱”与“美”有着丰富的内容,有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小动物的关爱,如《吹泡泡》“吹泡泡,泡泡升向天。清风带你上天去,停在云中莫动身。他望望,我嚷嚷,天空出了个小太阳;太阳彤彤放红光……”非常适合儿童情趣,“他望望,我嚷嚷”简练的6个字,形象地描绘了孩子们争相看泡泡升向天空的神情,把肥皂泡比作太阳,反映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又反映了他们吹出泡泡的喜悦心情。并借此培养孩子们热爱大自然的情操。《蝴蝶姑娘》将蝴蝶拟人化与一个小朋友对唱和跳双人舞,小朋友的问句温和亲切,蝴蝶姑娘的答句爽朗热情,凸显了作品的歌舞表演性,又表现了孩子们爱护赞美小动物的主题。
还有歌颂珍贵的友爱,如《好朋友来了》通过小主人和三位小客人富于表情的对唱动作,将孩子们应对进退的基本礼节一一展示,表现朋友见面时的礼节和欢乐的情绪。
有赞美无私的母爱,如《寒衣曲》将孟郊的《游子吟》诗歌的意境音乐化了。第一段母亲边裁制衣服边唱“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小小年纪远别离……”,抒发了对求学他乡的儿子的想念和牵挂;第二段由儿子表达游子在外,在“寒风习习,冷雨凄凄”时节收到母亲来信和御寒棉衣时欢快和“且把新衣比爱亲,亲一亲母亲”的心情。母子间的真切感情,质朴的曲调,母子对唱的音色对比,艺术化的手势舞姿十分动人。
另外,《麻雀与小孩》中,老麻雀和小麻雀相依为命的母女情;骗走小麻雀的少年想到“假如我不见了,我的母亲怎么样”,“将心比心,大家都一样”的觉悟;老麻雀和小麻雀重逢的快乐及觉悟少年的忏悔和麻雀的感激宽容……无不体现“爱”的主题。《葡萄仙子》里葡萄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得到大自然的帮助,洋溢着互助友爱的精神,向孩子们形象地揭示了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成长都需要“爱”的滋润的人生哲理。《月明之夜》刻意描绘了月宫嫦娥的孤寂,天上的快乐之神对人间美满幸福的羡慕,“人间遍地爱开花,相亲又相爱”,作者以“爱”为主线,用神仙与凡人的关系歌颂“人间之爱”,“做人比做神仙好”。
也有对光明、勇敢、勤奋、平等和正义等美的讴歌。如:《五香豆腐干》的“五香”寓意小朋友应发扬着五种品质:第一香——勇敢,第二香——勤奋,第三香——聪明,第四香——快乐,第五香——公平。在歌舞剧《神仙妹妹》中,以神仙妹妹为代表的正义之师最终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了凶禽猛兽代表的邪恶势力,表现了在集体活动中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另外,1924年在他送给孩子们的长诗《新年礼物》中提出儿童们要做清洁、聪敏、有礼、诚实、健强、快活、博爱、俭朴八方面俱备的人。
黎氏的作品牢牢地抓住了“美的知识、美的心、美的人格、美的情”和爱的主题,使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受到爱与美的熏陶,才能使作品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仍广泛流传,保持活力。
3.平民音乐的推崇
黎锦晖对“平民”的理解是“‘平民’二字,我国古书上所载的,专指‘庶民’而言。‘庶’字做‘多’字解,就是说多数的百姓。我国人平常说话,每每说‘平民百姓’,可见平民就是百姓。”(黎锦晖《说平民和平民主义》,载《进德季刊》1922年第1期)音乐应该为平民百姓服务,这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为平民大众摆脱愚昧、贫穷、病弱的平民教育理念一脉相通。他的创作也与他所理解的那种面向大众的“平民音乐”理念丝丝相扣。这种“平民”理念主要体现在:
①民族性和多元化相结合
在黎锦晖的作品中,民族音乐占了很大的比重,他成功地采用了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融合成富有民族风格的作品。如《葡萄仙子》中的潮州雅乐《相思引》;《三蝴蝶》中的民歌《采茶歌》;《春天的快乐》中选用的昆曲唢呐曲牌《混江龙》等。旧曲填词也是黎氏创作的一大特色,但他与别人大多用西欧和日本歌曲的曲调不同,他大量用民族民间乐曲填词,如《月明之夜》中的《散布快乐》就是根据京剧曲牌《朝天子》重新填词,“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声儿静,夜儿悄悄。爱奏乐的虫,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都一齐睡着了。”歌词既有诗的语言又有画的意境,音韵、格律、气质与《朝天子》的旋律、节奏结合完美。除了吸取民族音调,他还运用民族性的创作手法,如在《可怜的秋香》中就用到了“鱼咬尾”(指旋律进行中,前一分句的结尾音被后一分句的开始音所承用。亦称“顶针”)的民族旋法。
多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元的音乐创作,黎氏的创作范围很广,既有儿童音乐,又有爱情歌曲,家庭歌曲等时代曲,还有爱国救亡和抗战歌曲;另一方面是积极地吸收别的国家民族音乐文化精品。他将传统的小调“掰开揉碎”,作为新创作的元素,又巧妙地渗进外来的诸如爵士乐的节奏音型,西洋乐器等等。如歌曲《春的赞美》是选自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歌剧《弄臣》中《女人善变》一曲填词而成的,童谣风的歌词与曲调的结合完美,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儿童对春天的歌颂,“快慰”,“陶醉”,“那一个不赞美”的语调配置,堪称填词歌曲的典范。
②语言的通俗化
黎锦晖本人是一位“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参与者,他的歌词是以汉字的四声为基础而创作的。在曲调上,他对普通话和语调四声之间的规律和两者的关系有着透彻的了悟。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明反切、张四声、知五音、正四呼”的原则来进行语调与音调结合的操作。“我也永不能得‘音乐程度较高的赏鉴者’和‘音乐专家’的原谅,因为仍旧不愿尽遵固有的‘乐式’,不愿尽配完美的和音;而且‘造词’力求接近普通的白话,‘配谱’力求接近平常的语调,希望歌舞剧的‘歌词’一天天和对话戏的‘对话’相似,台上人‘唱着’和‘说着’一样的明白……”(黎锦晖《小羊救母》“序言及凡例(二)”,中华书局,1931年版)这段话是其“平民音乐”理念最好的诠释了。
如《小小画家》第一场“母诫”中,黎锦晖为小画家安排了一首词曲紧密结合的《打盹曲》,成功地表现了主人公被迫读经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可怜我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回,老流着泪,老皱着眉,唉!就活上一百岁吧!那又有什么趣味?”《红蝴蝶》中:“我爱红蝴蝶,脸也红,衣也红,红花一样地红,我爱红蝴蝶,同我一般地红!红蝴蝶,飞飞飞,红的花蜜饮一杯。”这完全是一首优美的诗歌,语言纯真易懂,稚气十足,将语言的美与童趣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③鲜明的时代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黎锦晖有着积极的影响,他本人接受了许多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理念,他是反封建的先锋,他处在一个开始变革的时代,社会需要有新的形式和内容填充。他革新音乐教材,实行新的教学法,如:快乐教学法和速成教学法,根据不同接受教育的人群实施因材施教等等。他以德艺为用的育才观,培育出了大批音乐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
他积极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甚至宣传“教育救国”。他的童话作品《十个顽童》借童话人物之言行,告诫小朋友要好好读书,长大了才能建设和报效祖国。小说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呆板,借喻指责和揭露,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九·一八 ”事件后,黎锦晖第一个对此事作出反应,在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攻》三首救亡歌曲,并且其在短时间内就创作了爱国救亡歌曲数十首之多。
在我国由几千年封建君主制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特殊时期,黎锦晖的“平民音乐”无论对当时的封建思想意识,还是愚昧的社会现象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和有力的批判。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多元的文化视角下,我们应构建多元的审美价值取向,应认识到黎锦晖“唯美”音乐教育理念对于儿童审美教育的作用,并将这种理念重新运用到审美教育活动中去。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责任编辑:刘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