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游戏——击壤考述

摘要：四千多年前，我国就出现了一种击壤游戏，其活动方法早已失传，现据推测加以复原。兴起于魏晋时代的击壤活动，则是一种全新的游戏。一千数百年来，不断发展演变，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游戏的一大系列。产生于击壤游戏的《击壤歌》。也演变成我国文学的一种形式。

关键词：击壤（Ji Rang）；中国最早的游戏；两种形态

中图分类号：G8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8)02-0048-06

Abstract:More than 4000 years ago, there appeared a game called Ji Rang in ancient China. The game methods and rules had been lost and could only be partly reproduced according to speculation nowadays. But a whole new Ji Rang game which arose in the time of Wei and Jin Dynasty has evolved into a big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games for more than 1000 years. The Song of Ji Rang which originated from the game has also evolved into a form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Ji Rang；the earliest Chinese game; two patterns

1 引 说

击壤，这个词大约不为人们所悉，然而它却是我国游乐或游艺文化的起源，大约也可以说是世界游戏的始祖。据现有史料记载，出现于四千多年前，唐尧时代的击壤活动，既是我国游戏的起始，而在击壤活动中产生的“击壤谣”，又是我国文学作品的源头，同时游戏同歌谣相结合的这种游乐形式，也是从此而起，可见它具备了三项中国文化之最，也是世界之最。

击壤活动，经过了数千年的沧桑变化，走过了曲曲折折、多姿多采的历程，今天，我们来探研它，会发现许多有趣的文化故事。

首先，我们先交代一下《击壤谣》。清代诗人沈德潜（1673—1769），字确土，号归愚。选成《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在《古诗源》中，他把《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定为我国诗歌之祖，因为“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作，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1]就是说，查遍中国史籍文献，没有比《击壤歌》更早者，所以，它当之无愧，确为我国文事之祖。它对后世诗歌应当说颇有影响，但由于不符孔子的选诗标准（政治标准），未被选入《诗经》，使其流传受抑。但后世仍有追慕者，如宋人邵雍，就把自己作的不拘诗法声律，亦不若吟求工的诗作，集成《击壤集》等。关于《击壤歌》的文学价值，请文学界学子去作探究，这里放过一边，只就击壤游戏的源流演变加以陈述。

2 击壤游戏原型考

考查历史文献资料，记载击壤游戏最早的当属东汉人王充。

王充（27—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著《论衡》30卷85篇，对他看到的古籍书传中的迷信及不实虚言，据史实加以驳论。关于“击壤”的史料，也是在驳论中引述的。在《感虚》篇中说：古书上有“伯益作井，龙发玄云，神棲崑崙”的说法。就是在禹的时候，伯益教众民凿井，惹怒了天龙，发出了滚滚乌云；又惹翻了众神，都迁到崑崙山去了。王充说，这是虚言假话。因为早在神农时代，神农氏就教众民耕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为什么那个时候天龙没发乌云、众神没有西迁呢？接着就说：“尧时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这就是说，至少在尧的时代，众民已经凿井了，也比伯益早百多年，为什么那个时候天龙和众神不表态，一直要等到伯益凿井的时候呢？可见于理欠当。又在《艺增》篇这样论述：“《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王充在这里对《论语》说的尧之德广远无际，众民无法称述即“无能名焉”的说法，加以驳论，认为亦属虚言。按《论语·泰伯》里有一段：“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大约在王充以前，西汉的学者们，在讲这一段“大哉，尧之为君也”时，就例举击壤观者说的：“大哉，尧之德乎！”作证明了。并把击壤故事写在讲《论语》的讲稿，作为《传》附在《论语》之中。至于王充如何驳论“民无能名焉”。我们不去纠缠。只是说明王充在这里又引出了击壤这个故事。在《艺增》同一篇里，王充又说：“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邻而封。’”就是尧舜之时，如果某个乡里出一贤者，他的左邻右舍都可以当官。按这句话出自西汉初陆贾的《新语·无为》，篇中有：“故曰：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王充说的“儒书”就指陆贾的《新语》，他认为“比屋而封”绝非实事，亦属虚语。如果民众之中出了贤者，封官当然是可以的；如果说他的左邻右舍都可封官，那就大错了。如果他的左邻右舍中有像击壤的老人，“年五十，击壤于途，与竖子未成人者为伍，何等贤者？”就是说这样的老人，成天同那些闲人及非成年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这也能算贤者？也能封官。

以上三条引文，似乎出于一个文本，其记述基本一致，我以为是可信的。从三条记载，我们试着作一些分析和推测，看看当时的击壤游戏怎么个玩法。

其一，据传说：尧是帝喾的第三个儿子，最初居于陶地，即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而后封于唐，居于平阳（平水之阳），即今山西临汾西南，史称之为陶唐氏，后来成了当时氏族部落联盟的领袖，即帝尧。当时尚处于原始时代的父系社会后期，距今约四千余年，当时的生产水平还十分低，击壤活动也只能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游戏。

其二，击壤活动在什么地域。若按“凿井而饮”来推断，当时的生产工具无非是木器、石器与骨器，在山地、岩石地带肯定是不能挖井的；大约只能在河流的淤积地带，土层比较厚而且较松，地表水位比较高的地带才适于凿井，当然也不能太深。这样的条件，在北方，最适合的就是山东西部的黄河淤积区域，就是尧的故乡陶一带。这可以推断当时的击壤游戏流行在山东西部。

其三，所谓击壤，击是动词，有攻、打、投掷、碰撞等义项。“壤”是什么？《说文》：壤，柔土也。《汉书·邹阳传》：壤，土也。《后汉书·公孙述传》：无块曰壤。《汉书·地理志》：柔土曰壤。阮元在《经籍篡诂》中说：齐鲁之间，谓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是说山东地方把人们掘地穴挖出堆在洞边的土堆，田鼠打洞掏出堆在穴口的土堆，都叫“壤”。又据记载，齐桓公时(阝显)朋有言：蚁壤寸有水。其正确解释应当是：蚂蚁堆在洞口的土堆高过一寸，就会下雨。正如谣谚所说：蚂蚁垒窝，大雨滂沱。因蚂蚁有预感阴雨的本能，未雨之前赶快筑高洞口的“壤”以防雨水灌入。亦证山东人把土堆称作“壤”。这可说，壤首先是土，是没有硬块的土，又是成堆的土。因此，我们推断，击“壤”的“壤”是用湿软的土堆成的、圆柱或圆锥形的土堆，“击壤”就是用物体来打或投击这样的土堆。用什么物体投或打击？可以用砖头，瓦块，这些当时还没有。可以用石块，当地是平原石块很少，而且石块容易把“壤”即土堆打坏。很可能是用木棍，平原地区有的是杨柳榆槐，人们的农事生产也主要是用木制器具，截断、刮削或磨制木材已有较高技术，可以把一定粗细的树枝截成一定长度的短棍，一端可以磨尖，用这种短棍投掷“壤”堆，自然就应当是“击壤”了。具体玩法，很可能是在道路宽广处，于路一边用湿土堆成具有一定高度的壤堆，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三、五个；然后人们站在同壤有规定距离的起线上，用短棍向堆投击，投中而且能插在壤上者为胜，就像现在玩投镖一样。看谁击中的多，可以根据插在壤上和投中次数分出不同的胜者，当然，那时的原始众民玩起来，是很有兴致的。玩的人有青年、成年、也有五十岁的老者（即王充说的“竖子、未成人者”等）。当然人数不可能太多，因为当时的一个民族居民点也不过一二百人。有说“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于康衢”^[2]那肯定是错误的，就现在来说，集中五十个老人去一起玩也很难，再说那时也没有什么“康衢”可言。

其四，最初是没有歌谣的。大约在尧当了部落联盟领袖即史称“帝尧”以后，有那么一天，有一位“官员”从平阳来山东“视察”，看到这么些众民在大路上兴致盎然地玩击壤，这在山西那边是看不到的，他很惊喜，也很受感动，自然地想起了：伟大的尧，治理得天下平和，众民安乐，这是何等的功德呀！因而感慨地说：“大哉！尧之德也。”这当然是一种官场思维方式。自然，众民并没有这种思维，当时就有一位击壤的老人，接过话茬，一边用短棍瞄准“壤”投击，一边说：日头出来我干活（投击一次），日头落了我歇息（再投一支），饮水我凿井（三投），吃粮我种地（四投），帝尧与我何干系！（五投五中）。其他的击壤者感到很新鲜，又能表达共同的心情，于是乎大家仿效，每一个人投击的时候都说这一套谣歌，这样就变成了说与做结合的游戏了，以后演变成唱，就是《击壤谣》了。

其五，可以说，这是我国先进的农业文明创造出来的第一个游乐形式。我国的农事活动到尧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平原地区的众民基本以农事为生，从农事活动演化成一种休闲玩乐，也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这里，“壤”堆象征着土地。投掷的短棍象征着各种木制农具，投中“壤”象征着从土地上收获各种作物：粮菜果等。击壤游戏发泄着众农民欲获丰收的期求和获得丰收的欢乐。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当时众民那种素朴的自主、自力意识。靠自己的劳动，过自己的生活，不靠神鬼，这可说是真正表现了原始时代劳动人民的真实情感和意识，因此，我认为这项游艺活动是十分可信的。

其六，但是，社会进化到奴隶、封建时代，情况完全变了，出现了统治阶级和统治者，他们利用统治工具（军队、监牢、法律等），无条件地占有众民的劳动成果，要求所有奴隶、臣民无限效忠于自己，永做驯服的顺民；要树立忠君敬上的意识，自己的生命和一切都是帝王的恩赐。这样的政治制度下，人们再说“帝尧何等力！”“皇帝于我何干系！”那是不可允许的。一方面，众民的意识中已经泯灭了自我，意识完全变了。另一方面，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也已嗅出了其中的异味，蕴含着对皇权的否定或藐视。这是不可允许的。同时，如果臣民怀有不满情绪，有意识地把“壤”视为皇权统治者，击壤就蕴含着向皇权及帝王的挑战，这更是十分危险的。这大大背离了统治者的意愿，是不能允许继续存在的，就这样，这项游戏便自然泯灭了，究竟没于何时，没有文献记载，难以考究了。推想至少在西周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个时代这种游戏就已绝迹于世了。可能转为“投壶”形式。

其七，击壤谣或击壤歌，本是民间歌谣，虽然不许在民间流传了，但它毕竟是一项文献，还可能收藏在官府的档案中的。到孔子选编《诗三百》的时代还可能存在的。当然，由于《击壤歌》的反皇权味道太浓，是不符合孔子礼的思想的，自然也不会入选。所以，这首歌便无法同世人见面了。大约到了西汉武帝时，扩大了乐府（掌管音乐的政府机关）职能，要它负责采集民间诗歌和乐曲的工作。这个时候《击壤歌》可能从官府档案中，转藏入乐府，有人编《乐府诗集》时，就收入了《击壤歌》。当时有的儒学大师也可能看到过，用以解说《论语》的“大哉尧乎！”。还有人说《史记·五帝纪》有“老人击壤而歌于路”的记载（我未查到）。可以说，西汉时代，已经有少数几个人看到过《击壤歌》了。到了东汉，才由王充把这首歌正式揭示于世，让世人知悉帝尧时代有了击壤游戏和击壤歌。可是，《击壤歌》流传下来了。击壤游戏却绝迹了。然而，文化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路数，击壤游戏又在魏晋时代奇迹般的复活了，且看下回分说。

3 击壤游戏的演变

大约东汉末，在北方的民间兴起了一种新的游戏，它不唱《击壤歌》，也不投土质的“壤”，却也叫做“击壤”。三国时魏人曹植（192-232）字子建，他写的诗《名都篇》中就有“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之句，就说的是邯郸、临淄之类都市的青年在玩击鞠和击壤的游戏。

据《太平御览》卷755引述：魏人邯郸淳著《艺经》，其中介绍的一种击壤游戏是：“壤，以木为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外，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

晋人周处（240~299）字子渔，西晋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南）人，据说他写了一本《风土记》，其中也说：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后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于地，遥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击之，中者为上。可能抄自《艺经》。我国的一本重要的体育著作中把《风土记》误为《荆楚岁时记》了。^[3]这种说法，流传久远，明代王圻编《三才图会》还为此绘了一幅击壤图，清人鄂尔泰等人编辑的《授时通考》的《农余门》也是这种说法。

这种游戏的玩法大约是：（一）玩者可以三、五人，每人准备两只“壤”，用木料制成前边宽后边窄，长尺四阔三寸，中间微有弧度，两头微翘，像鞋一样的木型，这种“物体”当时没法命名，因取古之“击壤”，也称之为“壤”。（二）玩时，每人拿出一只壤，侧放在规定的位置，玩的人决出先后顺序。第一人站在距壤三四十步处，用自己手中的壤，瞄准地上的壤投击，可以向地上的每个壤击一次，记住击中的数目。其余的人，依次而玩，最后看谁中的多，多者为胜。轮完之后，重新开始。这种游戏，以命中为主，要把握投击的力度和使用壤以及击中壤的部位，玩起来也是蛮有趣味的，并不像有的书上说的“太单调”。（三）这种游戏之所以叫做“击壤”，可能是当时人们不知道该叫什么好，有人提议，古代有“击壤”的游戏，我们也叫“击壤”吧。当然，谁也不知道古时候的“壤”什么样以及怎么玩法，以为“壤”也是一种“物体”，所以就把这种像鞋一样的木制玩艺叫做“壤”。以“壤”打“壤”，自然就是“击壤”了。这是文化流传的一种方式，正像我们把外国的sport叫做“体育”一样，不过取其“似是而非”的“似是”而已。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四）这种游戏，已经变成了青少年的游戏（也许有成年人参加），老年人是很不适合了。可以说，它同尧时击壤相差很大。而且也同《击壤歌》不沾边了，只是借了古游戏之名而流行起来的一个全新的游戏。

我国历史上对这种击木壤产生质疑的第一人是清代诗人袁枚，袁枚（1716-1796）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在《随园诗话》卷一里说：“尧之时，老人击壤。壤，土也。周如《风土记》则曰：‘壤，以木为之，长三尺四寸。’引皇甫元宴十七岁与姑子击壤于路为证。不知尧之时，安得有木壤？果有之，又何得历夏、商、周而不见于咏乐耶？要知周处《风土记》亦宋人伪作。”这里他主要质疑两点：一是尧时老人击的壤，是土质的玩艺，《风土记》说是“以木为之”，不大对路；要知道尧的时代还没有铁、铜之类的金属工具，要制出规格一致、形制同样的许多木壤还是十分困难的；就算有了木壤，为什么会失传了呢？可见《风土记》说的不大可信，何况《风土记》还是宋代文人的冒名之作呢？二是尧时的击壤是老人的游戏，而《风土记》说的则是青少年的游戏，例证就是皇甫元宴（按即晋代名医皇甫谧）同他姑的儿子在路上玩击壤，那时他才十七岁。可见这是青年人的游戏，而非老人的游戏，同尧时的击壤绝不对路。应当说袁枚的质疑是对的，不能把晋时的击壤同尧时的击壤混为一谈，也不能用击木壤去说明尧时的击土壤。但袁枚没有想到，击木壤是由击土壤演化而来，两者是两码事，《风土记》虽是宋人伪作，但《风土记》所说的木壤，则系抄自魏人邯郸淳的《艺经》，不能说击木壤的游戏亦属伪作，就是说袁枚还没有弄清两者的关系。袁枚毕竟是个聪明人，他能在读书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就在北方流行击木壤之时，南方也玩起了这种游戏，吴国人盛彦写过一篇《击壤赋》，其中有“因风托势、罪一杀两”的说法，其玩法就同《艺经》有所差异。明人在《三才图会》的附图《击壤图》，画的就是几位老人在插了秧的水田岸上玩击壤，表现了南方击壤的特点。（见图1、图2）。

据考，在历史上基于这种投掷的玩法，又演化出许多新花样，构成了一个儿童游戏的大系列。主要有：

第一、打柭和打尜，属于北方的游戏。

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二记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小儿以木二寸，制如枣核，置地而棒之，一击令起，随一击令远，以近为负，曰打柭柭，古所谓击壤者耶！”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先用木块制成长二寸、形如枣核的柭（音bā、土音无义），放在地上，然后用手持的棒向柭的一端打击，柭即跳起，待其未落地时，再挥棒从空击之，打的越远越好。据说这是古击壤（即击木壤）游戏的演变，这里叫“柭柭”，不叫“壤”了。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有“杨柳发，打尜尜”之说，这种游戏类似打柭柭。尜尜（音ga嘎）用硬木削成，直径2.5厘米，长约6厘米，两头带尖；另手持打尜木板一条，长约70~80厘米，宽约8厘米，手握的一端稍窄。玩时将尜尜平放地上，用手持木板的宽端轻击尜尖，使从地面跃起，击者立即跟进，用木板将悬空的尜尜击向远方，以击中并距离远者为胜。以上两种是北京、天津地区的玩法。山东地方的玩法大同小异。《莱阳县志》载：“群儿党分，画地为锅，削木寸余，锐其两端，以扳击之，谓之打尜，因竖板于锅，还掷，中板则胜，否则负。”这就比较复杂了，先用板把尜打起并打击去，然后把板竖立在画的“锅”中，再捡起自己打出去的尜，从原地向板击去，中者为胜，这就有点像现在打棒球的玩法。^[4]这种游戏，在全国均有流传，叫法不一：打嘎、打白棍、打腊棍等，江南叫拷棒，玩法上也有许多变化。

第二，是南方的玩法。

据《中华传统游戏大全》介绍，清人周亮工在《书影》中介绍了秣陵童谣，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击棒壤。”这种“击棒壤”明显同击壤有关系，是南京地区儿童们在金秋时节玩的游戏。据说是从《博艺经》（按即邯郸淳《艺经》）演化而来。“所云长尺四者，益手中所持木；阔三寸者，盖壤上所置木。二物合而为一，遂令后人不知为何物矣。阔三寸者，两首微锐，先置之地；以棒击之，壤上之木方跃起后迎击之，中其节，木乃远去。击不中者为负，后击者较前击者尤远，则前击者亦负。其将击也，必先击地以取势，故谓之击壤云。”^[5]这可说是对《艺经》所载“击壤”的另一种解读，也是另一种游戏方式。其特点是：（一）对《艺经》“长尺四阔三寸”重作解释。《艺经》所谓“长尺四阔三寸”者，实际是两种物体，一是手中持的木棒（类似今日棒球之棒）长尺四；一是放在地上受打的小木块，阔三寸（长约五、七寸），两头微尖，下面成斜面。《艺经》把这两种东西合在一起说“长尺四阔三寸”，人们就不知是怎么回事了（二物合而为一，遂令后人不知为何物矣！）。（二）玩时，玩的人先排出先后顺序，站在起线上。先由第一人，把小木块有斜面的一面朝下，放置地上，然后用手持木棒敲击小木块一端，待小木块跳起将下落时，再用手持棒从空中猛力击去，把小木块打得越远越好，若打不中则为负。然后各位依次依法击之，若有比前边击的更远的，则为最后的胜者。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三）为什么也叫击壤呢？据说是每个玩者在打击小木块之前，都要用手中木棒在地上比划，掂量用力的大小，估算小木块能跳多高、落下的弧线、应当向什么方向打，要打多远等等。因为这种预先在地面上的比划，所以叫做“击壤”，这种解释有点牵强，不大可信。其实叫做“击棒壤”就可以了，手里持的叫棒，地上小木块叫“壤”，以棒击“壤”，自然就是击棒壤了，不过这个“壤”仍然是从《艺经》来的。（四）这种游戏难度比较大，技艺要求比较高，老人是玩不了的。它同北方的打柭、打尜同属一类。

第三，由打木壤转化为打砖瓦，宋代已有流行。明人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在所著《丹铅余录》卷九中记载：“宋世寒食有抛堶（音tuó、砖）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若今之打瓦也。梅都官禁烟诗：窈窕踏歌相把袂，轻浮赌胜各飞堶。堶、七禾切。或云起于尧氏之击壤。”这是说，在宋代已经流行着一种抛掷砖块的民间游戏，每于寒食节期间行之。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宋宣城人，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故称梅都官，他在一首《依韻和禁烟近事之什》中说的便是此戏，大约也源于古“击壤”。据说在明清时南方仍有此游戏之变式。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叶公墳”一段中说：“里人于清明时，墳上放纸鸢，掷瓦砾于翁伸帽上，以卜幸获，谓之飞堶。”这种用砖块瓦片代替木壤的游戏，到明代就叫“打瓦”了。打瓦的玩法是在广场上划出相距10余米的两条线，玩的儿童各在一条线后立好自己的砖块或瓦片，然后用手中的瓦片从站的线向另一线扔去，以瓦片距线的远近决定先后顺序，先由第一人击回交瓦处，以击倒为胜。这种玩法，也有用木棍玩的，河北定县叫“打[HT5”,7]片[KG-*3]壹[HT5”]”，平山叫“当苔”，邯郸叫“得苔”；：玩法是画两根线，相距2-3米，玩的儿童各出一根“苔”（木棍），并齐放在线上，决出先后顺序。第一者即取出自己的“苔”，照准摆在线上的“苔”打去，如能把一根打出线外，即“得”归自己，然后再把自己的“苔”放回线上，由第二者“得”，依次依法玩去，最后看准得的苔多。这些都是由击木壤演化而来。^[6]据说类似的游戏，一直玩到上个世纪，上海还有“笃棚门板”，“笃”乃沪音，意为投掷，该游戏亦从击壤演变而来，只是壤棍变成了似扑克牌盒子形状的木块。还有盛行于南京的“打梭”，亦由击壤游戏变来。^[7]

总之，由古之击木壤游戏演变转化，滋生出数十种不同规则的投掷游戏，遍于南北，形成我国儿童游戏的一个大系列。

4 击壤故事的演变

在击壤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的是晋人皇甫谧。皇甫谧（215~282），魏晋间的著名医学家，字土安，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中年钻究医学，著《甲乙经》阐释经络理论，明定穴位名称和位置，详述疾病针灸取穴法，是晋以前针灸学成就的总集成者。他还志力于历史文献研究，著成《帝王世纪》、《高土传》和《烈女传》等书。

他著《帝王世纪》，把尧时击壤活动，正式记入正统历史，他讲：“帝尧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时方岳之职，故名曰四岳也。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又在《高土传》中，把击壤的这位老人，称做“壤父”，列入世间高人之林。“壤父：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

从这两项大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对王充所传的击壤故事，皇甫谧根据当代的社会政治伦理和文化教化的需要，作了非常巧妙的修改，使之更易于被社会接受，以广流传。其一，是在王充故事的前面加了历史背景，说明击壤故事发生的社会情势，也就是故事产生的历史原因，即“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其潜台词就是天下太平祥和，百姓安居乐业，自然就产生了游戏娱乐之活动。使人们理解击壤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赋以更大的社会意义。其二，是把击壤老人的年龄由“五十”改为“八十”，在尧的时代，可能“五十”就为“老”，而到了魏晋时代，“五十”已不能称老，失去了典型意义，改为“八十”，“八十”老人尚在击壤，而且说出的击壤歌， 代表了一种智慧而不是抵触或反感，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其三，在歌谣中改去了“尧”的名号，适应当代不可直呼尊者名号的伦理习惯。其四，他把击壤故事写入《帝王世纪》的正式历史，并且经过官方的认可，这样击壤歌便不再有消极作用，而是变成了歌颂帝治，歌颂太平盛世的颂歌，当然可以正式流传，不再受抑。其五，他把众多的击壤众人、特别是老人，抽象成一个典型人物，名之曰“壤父”，而且提高其位置，同许多社会贤达并列，成为一个年高望重的智者，智者之言，当然绝不会与帝王不利的，这一招实在是高！经过皇甫谧这么一处理，就把一曲人民群众抒发自主、自力，依靠自我劳动，造就自己幸福，不靠天、不靠神、不靠帝王的歌曲，变成一曲歌颂帝王德治、天下太平、人民欢乐的颂歌了，当然不再受限制了。

这样，击壤故事就变成一个赞美帝王德治的典型事例，流传下来。唐人徐坚等著《初学记》的《总叙帝王》中，就列出：“击壤。史曰：尧时有老父者，击壤而嬉于路，言曰：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这里的“史曰”就指的《帝王世纪》之史说。这里把击壤同帝王联系起来，其含义就是，（一）农民可以自力生养、生存，不可以去干扰破坏；（二）帝王要想受到人民的真诚拥戴，还要为人民作些什么？这就有了一种积极意义。

清代官方编辑的《渊鉴类函》，也把这个故事，从《帝王世纪》中择引出来，列入《帝王部》的“帝治”类中，说明帝王的治世措施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只要帝王的政治举措适当，不去扰害人民的自然生态，人民就会成为皇朝安定、兴盛的基石。

总之，经过皇甫谧这么一处理，击壤故事反而成为帝王资治的政治文献，而流传下来了。《击壤歌》或《击壤谣》也就变成太平盛世的象征或代表，文人常用来表达自己对太平盛世的颂替和期望。

南朝宋时诗人谢灵运（385-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为著名诗人。他有一首《初去郡》诗，当时他被封为郡首，但他不乐为之，称疾辞去，因而吟诗明志，诗中云：“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声。”意思是，我虽辞官，但我也盼望会出现像古时伏羲和唐尧那样的太平盛世，我也会象击壤老人那样去唱《击壤歌》。

唐代诗人李峤（664-713）字巨山，有《李峤集》诗作。咸亨元年，自四月到八月，没有下雨，天下大旱，到九月下了一场好雨，他十分高兴，写了诗《晚秋喜雨》，其中说：“野洽如坻詠，途喧击壤讴。”就是说下了好雨，田野的农夫高兴得互相谈说，这雨太好，一定会再获丰收，谷粮堆积如山，好像《诗经》上说的“如坻如京”那样；道路上的行人也高兴地唱起了《击壤歌》。

如此等等，都是用以歌颂太平，讴歌幸福生活的诗词了，这就是《击壤歌》功能的大变化，也可以说是由“毒草”变成“香花”的辩证法的胜利。换一个视角，也可说是“香花”变成“毒草”的辩证法的胜利。

5 几点启示

以上，将我国古文献中带有“击壤”词语的资料记载，大致上通检一遍，作了系统分析，获得若干启示，如下：

第一，游乐嬉戏，属于人类生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类的文化娱乐活动。它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形式中，抽取出某些活动要素，经过整合组织，变成了各种各式的身体活动或智力活动形式，用以消遣闲暇、娱乐身心，这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身的文化建构。自然属于文化事务。世界上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适应自己文化特性的游乐活动形式或项目，它们随着自己文化母体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也随着文化的嬗变而消亡或变质。唐尧时代出现的古击壤游乐，是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物，具有原始农业活动的特质。因而，随了古原始农耕文化的演变，于奴隶、封建的农耕文化时代，自然地消失了，这应当是历史发展的自然现象。

第二，兴起于魏晋时代的击壤，则是一种全新的游乐活动形式。它仍名之曰“击壤”，表明它同古击壤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实际上它同古击壤在活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重大区别，因为它是社会生产较高的水平的产物，是当时社会劳动生产的多样化和高度的生产技术的产物。它的游戏活动的结构要素，虽仍以农事劳动为主，但也吸收了养殖以及货殖活动的共同要素，形成一种具有创造一切财富的劳动活动的共性特征的新游戏。也就是说，它属于社会劳动实践活动的更高级的游乐转化形态。其一，一切劳动生产，无论种植或养殖都是要有投入要有成本的，击壤活动就把自己的壤、柭或尜放在地上，象征生产的投入即成本的转化。其二，一切劳动生产都是要用生产工具和物质设施的，击壤游戏就用自己手中的棒或板作象征，就是生产物质手段的转化形态。其三，一切劳动生产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或劳动技术，在击壤游戏中就表现为用棒去打击地上放置的“壤”的方式，就是用生产工具作用于自己的投入，使之发生自己所期望的变化，这就是生产实践的实际过程。由于社会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游戏中的投击方式也由一次打中变为二次打远（即一击跳起，再击打远），甚至变为三次投击（即一击跳起，再击打远，三次回打），象征劳动生产过程的技术发展，也表明劳动生产中劳动者的技术能力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其四，一切劳动生产的结果都主要取决于劳动技能的水平高低。而决定劳动技术提高的重要因素在于劳动者的互相学习，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才能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击壤游戏由许多人共同参加，每人都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技术能力高的人便有好的收获（击中的次数多、打的远等等），表现为劳动的收益增加，技术能力差的自然权益很少甚至“亏本”，他就必然地要向技术高的同伴学习，提高技术，以增加自己的收益。这样自然促成了生产技术的社会性提高，也促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总之，这种游戏，使游戏参加者在游乐中领悟或学习到劳动生产的基本哲理：生产是要有投入的，生产成果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生产技术，要提生产技术水平就必须向先进学习。让儿童们从小就在游戏中学得这些原则，那对他成人之后所从事的劳动生产肯定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对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很有益的一种活动方式，也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教育。所以，这种投掷游戏便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从魏晋到明清的一千数百年间，在南北不同地域，悄然也流传着，而且演化、

发展出数十种不同玩法的游戏形式，成为我国儿童游戏的一个系列。我想，从击境游戏的历史演化中，我们可以领悟一种游戏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道理，有利于我们建设具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游戏文化。

第三，应当说这种击壤游乐方式，是我国数千年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文化产物，它是一种人类文明程度更高一层的游戏形态，它比那些争强斗胜、有我无你、舞弊弄诈等游乐竞技，无疑属于更高文明的象征。因为前者从古代的狩猎血腥活动演变而来，它的基本核心就是：不用投入，不计手段，向自然、向别人争夺掠取，征服对象，利益归己。这类竞技游戏如果不加以严格的规则、规范、裁判的限制，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的活动，从文明的层次上讲，当然要低于我们的高度农业文明。现在，我们提倡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家园，就是要建设一种比资本竞争更高的社会文化，要限制那些有害于社会和谐 活动。在游乐文化领域就应当提倡那种互相学习、比学赶超、人我双赢之类的游戏方式。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丰富的游乐文化资源，通过数千年的历史选择，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游乐方式，现在看来，发扬我们优良的游乐文化传统，发掘并创新我们民簇自有的游乐文化活动，用优秀的中华游乐文化教育、娱乐我们的少年、儿童，实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希望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重视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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