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阳杂俎》：唐代著名的志怪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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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唐代著名的志怪小说集，所收皆奇、异、幻、怪者。《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为：“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称它“所涉既广，遂多珍异”，与唐代传奇小说“并驱争先”。然而，它又不止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生物学、医药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多次提到此书，并指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无机酸的记载就见于其中。
这部书就是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东西南北之人”段成式
段成式（约803—863）是晚唐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诗因讲究辞藻声律而与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号称“三才子”。然而，让段成式在后世享有盛誉的则是他的志怪小说集《酉阳杂俎》。
段成式，字柯古，祖籍临淄（今山东淄博东），自称东牟（今山东牟平）人。他出身望族，其六世祖段志玄是唐朝开国元勋，官至右卫大将军，封褒国公，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陪葬昭陵。其父段文昌为中唐名臣，穆宗时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宗时进封邹平郡公，复以使相之尊历镇淮南、荆南、剑南西川。其母则是中唐名相武元衡之女。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段文昌自荆州赴蜀，入剑南西川节度使（治今四川成都）韦皋幕府。段成式即出生于此后。三十三岁之前，段成式随侍父宦，行踪不定：宪宗元和元年（806）岁末，他随父出蜀入京，此后至元和十五年（820）一直居住在长安。穆宗长庆元年（821），段文昌出镇剑南西川，段成式随父再度入蜀。长庆四年（824），段文昌拜兵部尚书，段成式又随父入京。文宗大和元年（827），段成式自长安赴浙西观察使（治所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李德裕幕府，随后其父段文昌为淮南节度使，段成式随即转赴淮南治所扬州。大和四年，段文昌自淮南移镇荆南，段成式又随父自扬州转赴荆州。大和六年末，段文昌自荆南再镇剑南西川，段成式又随父自荆州赴成都。大和九年，段文昌卒于成都;本年底，段成式携家赴长安。
段成式到了长安，居住在修行里旧宅。开成二年（837）秋冬，段成式除丧服，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任职集贤殿修撰。宣宗大中元年（847），段成式出任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大中七年又自吉州返回长安，两年后又出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刺史。大中十三年闲居襄阳。懿宗咸通元年（860），又出任江州刺史。后返回长安，任太常少卿。咸通四年六月，卒于官。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段成式终其一生实为一“东西南北之人”，尤其是他三十三岁之前，往返于长安和成都，奔波于江东和西蜀，其行路岂止万里。他又供职于秘书省和集贤殿，在这里，段成式可以看到外间难得一见的珍本和秘籍，他博闻强记，精研苦学，读书又岂止万卷。另据记载，段成式青年在蜀期间，喜好驰猎，热衷于艺文;出任州牧期间，则颇有善政;闲居襄阳时期，又随缘自适，与友人颇多唱和。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当然会对他的著述产生重要影响。
书名“酉阳杂俎”的含义
书名取“酉阳杂俎”四个字，有什么含义呢？《四库全书总目》解释说：“其曰‘酉阳杂俎’者，盖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语。二酉，藏书之义也。”这里所说的“二酉，藏书之义”是什么意思？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元朝郝天挺《唐诗鼓吹注》卷三陆龟蒙《寄淮南郑宾书记》“二酉搜来秘检疏”注引《图经》：“穆天子藏异书于大酉山、小酉山之中。”由此可知，“二酉”是指大酉山、小酉山（在今湘西地区）。梁元帝所谓的“酉阳逸典”，即藏诸世外的秘籍奇书，而古人多视小说为此类，这就是书名“酉阳”二字的含义。
“俎”本是古代祭祀或宴会时盛放肉的礼器，这里则代指不同于正味的奇味。“杂俎”者，天地之间凡百奇味，杂然前陈，以此比喻本书所记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有一段关于书名的论述，较为精当：“昔者柳子厚始以滋味论俳怪之文，成式命书曰《杂俎》，正承子厚之意。……成式首倡‘志怪小说’一词，以为五经子史乃大（太）羹折俎，味之正者，而志怪小说乃‘炙鸮羞鳖’，野味也。正人君子或对之不肯下箸，成式乃以为自有佳味。味之为何？奇也，异也，幻也，怪也。即李云鹄所称：‘无所不有，无所不异，使读者忽而颐解，忽而发冲，忽而目眩神骇，愕眙而不能禁。’《诗品》论诗亦尚滋味，滋味者乃指诗歌之形象性特征，成式以论小说，亦欲达‘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之致。故云‘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诺皋记序》），‘使愁者一展眉头’（《黥》），不主教化而宗娱心，与夫‘治身理家’之传统小说观归趣全异矣。”
《酉阳杂俎》的内容和特点
《酉阳杂俎》全书分为前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各卷篇目多少不一，计有：忠志、礼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境异、喜兆、祸兆、物革、诡习、怪术、艺绝、器奇、乐、酒食、医、黥、雷、梦、事感、盗侠、物异、广知、语资、冥迹、尸穸、诺皋记（上、下）、羽篇、毛篇、鳞介篇、虫篇、木篇、草篇、肉攫部、支诺皋（上、中、下）、贬误、寺塔记（上、下）、《金刚经》鸠异、支动、支植（上、下）等目。举凡史志、礼仪、法律、外交、婚俗、丧葬、禁忌、传说、杂技、道教、佛教、仙佛人鬼、方术征应、天文、地理、音乐、书法、文学、考证、壁画、建筑、交通、饮食、医药、器物、矿物、动物、植物等，尽囊括其中，因此内容极为驳杂，其有“百科全书”之称，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剑国认为，《酉阳杂俎》一书卷帙浩繁，不可能成于一时一地，应是作者随时记录所见所闻，搜集材料，俟时成编。全书编成的时间，李剑国推断是在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左右，因为这段时间段成式闲居在京，有闲暇编定此书;再者大中七年以后的事情又不见于续集。
需要指出的是，在驳杂的面目之下，《酉阳杂俎》有个一以贯之的理念，那就是“志怪”，不怪不奇者，是不能入段氏之法眼的。因此书中所记的史事，非面折廷爭、从谏如流之类，而是鲜闻的逸事，如本书记载说玄宗对局将输，杨贵妃放了一只西域古国康国的小狗来扰乱棋局，结果玄宗大悦。这件事为正史所不载，但却非常有意思。又如刘伯玉之妻好妒忌，伯玉常诵《洛神赋》，其妻妒而自沉，化为水神。凡有美妇渡水，则风波频发，如此伯玉之妻堪称“古代第一醋神”。类似的奇闻异事，不胜枚举。也就是说，书中记民俗风情，必是独特奇异者;记植物草木，必是奇花异卉;记释道典故，必是“事尤异者”。至于最为精彩的《诺皋记》诸篇，写鬼写妖，神奇怪异，变幻莫测，更是高六朝人一筹。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说：“《诺皋》之记，皆以瑰丽警兀之笔述天地之奇，篇幅虽大都不及《玄怪》《传奇》之长，然巧为幻设，工事藻绘，自非六朝志怪可比。”后世的说部名著《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均受到《酉阳杂俎》一书的影响，其他白话小说和戏曲取资于此书者，亦不在少数。
概括起来，《酉阳杂俎》的特点主要体现为搜奇、实录和博闻三个方面。
首先是搜奇。搜集怪异之说是此书的一个重要特征，胡应麟在谈到志怪之书时说：“独唐段氏《酉阳杂俎》最为迥出，……允谓奇之又奇者也。”《四库全书总目》亦指出其所载为“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段成式作《酉阳杂俎》，不求故事的完整，只要具有趣味就记载下来，如：“近有盗发蜀先主墓，墓穴，盗数人齐见两人张灯对弈，侍卫十余，盗惊惧拜谢。一人顾曰：‘尔饮乎？’乃各饮以一杯，兼乞与玉腰带数条，命速出。盗至外，口已漆矣。带乃巨蛇也。视其穴，已如旧矣。”（《尸穸》）唐代文人普遍存在“好奇”的心理，他们往往在一些场合讲说新奇的故事，以为娱乐消遣。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故事带有迷信色彩，这在《喜兆》《祸兆》中尤其明显，这是我们在读这部书时应该注意的。
其次是实录。段成式在创作时，以“取其必实之迹”的心态，目的是向读者显示他所记载的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所以作者往往在开头或结尾处交代故事的来源、出处，记述故事的讲述人，甚至听故事的时间和地点等，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清人周登在为《酉阳杂俎》所写的序中指出：“《酉阳杂俎》二十卷，……其载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正是其“实录”精神使然。如“旧说不见辅星者将死，成式亲故常会修行里，有不见者，未周岁而卒”（《广知》）“相传识人星不患疟，成式亲识中，识者患疟”（《广知》）“予未亏齿时，尝闻亲故说”（《贬误》）。还有波斯信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羽篇》）。可见，当时养信鸽已经较为普遍。这些故事，是作者以亲身经历或亲自听到、看到的语气告诉读者的，其中确有“可补史阙”的内容。
第三是博闻。段成式自幼力学苦读，博学强记，为时人所叹服，自言“成式以君子耻一物而不知”，他的博闻在唐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酉阳杂俎》南宋嘉定十六年刊本邓复序指出：“今考其论撰，盖有书生终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为博矣。”段成式所读之书既博且杂，作品中所征引、提及的书就达上百种，除正史外，还有诗文作品、小说、笔记等等，如《西京杂记》《鹦鹉赋》《弈赋》《朝野佥载》《论衡》《玄中记》《淮南子》《南蛮记》。“或录秘书，或叙异事，仙佛人鬼以至动植，弥不毕载，以类相从，有如类书。”而《贬误》篇，则可以看作是作者读书时的考证、辨误，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除了从书中和生活中得到见闻，有些知识很可能来自段成式的访查，如他对非洲诸国的记录不仅远远超出了前代，而且在数量和内容上都大大多于现存的唐代官方典籍的记录。如有关东非沿海地区的记载，很可能源于他亲自对来唐的客使或商人的访问。段成式虽然以博闻强记知名于世，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前代文献的爬梳，调查采访是《酉阳杂俎》的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酉阳杂俎》的现代价值
《酉阳杂俎》虽为一部志怪小说集，但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
首先，此书对人与自然、人与动植物的和谐关系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段氏看来，自然界中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自身的价值。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应该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保持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在唐人较为自信的社会心理之下，《酉阳杂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融洽关系往往以一种诗性的方式显现出来，这恰恰是作者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的一种流露。书中体现了段氏“观照自然，欣赏自然，化为自然”的生态观。“化为自然”之“化”是指相融相化，类似于庄子所说的“物化”。学者徐复观对“物化”的解释颇为形象：“物化的境界，完全是物我一体的艺术境界。因为是物化，所以自己生存于一境之中，而倘然与某一物相遇，此一物一境，即是一个宇宙，即是一个永恒。”因此，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乐在其中，乐在不知物，真正使人类与自然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反映出作者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生态观。如《支植下》记载了一位老人为醋心树看病的故事，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也彰显了作者对自然界中植物保护的生态意识。又《忠志》篇记载：“上尝观鱼于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此当乳也。’于是中网而止。”当帝王发现小鱼儿在河水中不断跳跃，认识到鱼还在繁殖期，就下令停止捕鱼行动。作者将这一故事列入“忠志”篇，意欲先树立帝王保护大自然的意识，进而引导百姓保护自己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此外，书中还记载了诸多人与动物相互尊重、相互救助、相互依存的感人故事，展现出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的生态美。
其次，书中记载了大量的节日风俗，是我们研究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资料。
比如，书中记载：“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唐朝时，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上巳节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活动为祓禊。魏晋时期，人们约定俗成地将上巳节定为三月初三，故以后的上巳节又被称为“三月三”。祓禊，犹祓除，指除灾去邪之祭。灾，即灾害、祸患;邪，指致病的因素。祓除的方法有多种，最常见的是水祓，即斋戒沐浴。还有以器具祓，即通过佩戴草木制成的配饰来去除灾邪。书中提到的“细柳圈”，就属于这一类。细柳圈是用柳条编成的圆圈。虿，即毒虫;虿毒指因毒虫引发的疾病。柳树在古人的观念中有驱邪的功用，因此要在三月三这一天佩戴细柳圈以祓除疫病。人们互赠编好的柳圈，表达了对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书中又记载：“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腊日是腊祭之日，南北朝时将日期定在腊月初八。腊日除祭神祭祖之外，还有击鼓驱疫、吃腊八粥、互赠礼物等习俗。口脂，由油脂、矿物蜡和各种香料制成，涂在嘴唇上以防干裂，相当于今天的润唇膏。口脂具有香、润等特点，制作时还可以与朱砂等色素调和，以达到着色的效果。蜡脂，是含有蜂蜡的面脂，具有滋润皮肤的功效，相当于今天的面霜。口脂和蜡脂，在寒冷的冬天可以起到保护嘴唇和皮肤的作用。碧镂牙筒，是指碧玉镂雕的管状容器。唐代有皇帝在腊日赐群臣口脂的习俗，盛装口脂的容器也十分精美。这种礼物成为百官群臣向往的恩泽，杜甫有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第三，在语言学者眼中，《酉阳杂俎》也是一座宝库。刘传鸿《〈酉阳杂俎〉校证：兼字词考释》的前言说：“《杂俎》内容丰富，涉及诸多领域，既有段成式自创，也有引自前代文献者。这样的内容构成及来源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成分的复杂性及丰富性，文中词汇覆盖面广，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而且用语不避俚俗，包含很多口语词，因此这部书也具有很大的语言学价值。”据学者统计，《汉语大词典》直接征引《酉阳杂俎》共一千多次，其中以《酉阳杂俎》中的词句作最早例证的词头就有近七百个。
最后，书中涉及的医药、科技、天文等知识，在科学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比如，在唐代，隨着中原与印度、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频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药物也被引入中原。《酉阳杂俎》中记录了大量来自异域的药用珍奇动植物，比如阿魏，它首见于《新修本草》：“苗叶根茎，酷似白芷。捣根汁，日煎作饼者为上，截根穿暴干者为次。体性极臭而能止臭，亦为奇物也。”经过对比可知，《酉阳杂俎》对“阿魏”的记载更为详细，记录了产地、外国名称、植物外形、合成方法等，可以补充本草书籍的不足。
又如，我们常用“一刹那”表示时间短，那么，“刹那”具体是什么时间单位呢？该书卷三《贝编》中记载：“一千六百刹那为一迦罗，倍六十，名摸呼律多。倍三十摸呼律多，名为一日夜。”也就是说，1日夜=30摸呼律多，1摸呼律多=60伽罗，1伽罗=1600刹那。由此可求出1日夜=2880000刹那，按1日夜合86400秒计算，3秒合100刹那，可见“刹那”是比秒还小的时间计量单位。
总之，作为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酉阳杂俎》值得我们深入地阅读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