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悦的歧途

2007年发表的《风声》，不仅让麦家收获了“人民文学奖”，同时也使他荣膺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的“年度小说家”称号。公正地说，麦家20余年来为小说创作所付出的不懈努力，理应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本文并不打算轻易加入大合唱的行列，而是试图就麦家之所以博得广泛认可的原因和背景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其创作存在的隐忧进行发掘。后面一件工作或许有些吃力不讨好，甚至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忧虑；但我仍然认为，与其盲目地去分享麦家成功的愉悦，还不如审慎地探测其面前的歧途来得更有意义。

一、愉悦的攀登

据说，“成熟”的作家往往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譬如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有马孔多，等等。麦家在这方面只有一个代号：“701”。迄今为止，麦家绝大部分的小说都与此有关。对于701的想象、创造与修缮，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小说家必不可少的丰富细腻与聪慧灵动，还有难能可贵的逻辑能力与创新精神；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麦家的偏执与片面之处和盘托出。

90年代末以来，读者们的视线一直被许多平庸无奇的小说所充塞。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地下特别机构701的破土而出，必定如出土文物一般散发出奇异的光泽，让人眼前一亮。一位论者写道：“麦家终于从意想不到的角度，像一个偷袭者，出现在他所处的时代。”① 堪称形象、生动的评语。此后，这位偷袭者本人连同他的作品一起，受到了这个时代的礼遇：麦家小说中的那些神秘人物在各种媒体上频频露面，而麦家本人则被誉为“中国‘新智力小说’和‘特情小说’的开创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解密》和《暗算》两书的封三就是如此介绍）。独特的小说题材和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吸附了众多关注麦家的目光。另一方面，麦家从一开始便十分讲究故事的讲述方式。701从草创之初到逐步发展完备的过程，也是麦家为故事来源寻求“可靠”的讲述方式的过程。如在《暗算》中，叙述者甚至宣称他在“解密日”里获准进入了701内部，并且采访了一些获准解密的人，从而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解密日”的出现，虽然是事理逻辑意义上的一个偶然命名，但却是叙事艺术要求拓展的必然结果。

麦家小说中涉及的密码，也是吸引读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评论界理应对此表示关注。有论者将麦家小说与福尔摩斯探案、电影《风语者》相比较，认为“只有麦家才真正为我们推开了密码这扇大门”②。麦家小说的叙述者确曾对密码作过一些煞有介事的处置：比如《暗算》介绍过简易密码、专业密码和高级密码的基本情况；《密码》在题记中神乎其神地用密码表达“毋庸置疑，本文献给潘老”这一创作动机；《风声》中对“莫尔斯电码”的几种编码方式的介绍。但是麦家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将一个密码的科学破解过程公之于众。而且，探求和公布这一过程也不是小说家的职责所在。甚至可以说，曾经作为军人的麦家是否真正接触过密码，以及小说中关于密码的介绍是否真确，这些其实都无关紧要。小说家麦家将密码引入小说的最大意义在于：创设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情境。破解密码的难度越大，小说氛围的神秘性就越浓，读者的好奇心也就越发强烈。正因为如此，去比较谁敞开密码程度更大（密码本身就不可能真正敞开），或者去探究密码的起源，显然无助于探究麦家的小说本身。

破解密码，围绕着密码的神秘人物和特殊环境，这一切给麦家小说的展开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更多的却是方便之处。比如阿炳被带进701之后，叙述者就开始变得有几分油滑。他仅仅将“陆军第ΧΧ武器研究所”和“军事重地 无证莫入”两块牌子指给读者一看，随即强调“这里不属于时间和空间。这里只属于神秘和秘密”。他把读者变成了另一个瞎子阿炳，却又十分诚恳地为不能带读者领略更多的风光而抱歉：“下面的一切是空洞的，但请不要指责我。这里的所有，房子，草木，设施，设备，甚至空中的飞鸟，地下的爬虫，我都无法提供。因为言说这里的任何词语都将无一幸免地被放到聚光灯下精心琢磨、推敲。这就是说，言及这里的任何的词语都可能出卖我，你们可以对我行刑，甚至以死来威胁我，也可以天花乱坠地诱惑我，但都休想敲开我缄默的嘴巴。因为我宣过誓。因为这是我今生惟一的信念”（《瞎子阿炳》）。他还可以跳出小说来与读者交流，或者强调故事即将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以后发生的事情是不真实的，因为太真实”（《陈华南笔记本》）。或者预示小说本身的风格：“至于本书，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秘密，神奇，性感，既有古典的情怀，又有现代的风雅，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暗算》）

既然一切都是机密，叙述者正好可以避重就轻、化繁为简，使得叙述变得诡秘而狡黠。小说叙述者的故弄玄虚，一方面处处强调了密码造成的神秘，另一方面又时时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因为有了密码，一切都神秘起来。某种程度上，麦家的小说本身就如同一个密码，创作意味着作者借助手法和技巧对文本进行编码和加密，而阅读则需要读者凭借兴趣和耐心完成侦破与解密。破解密码是一种智力游戏，写作小说则是一种文字游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残酷而又阴暗的过程，毁灭和葬送了天才人物陈华南们；而后者则是苦乐皆备的过程，磨练和造就了一个较为出色的叙述者麦家。

在小说技巧的层面上，麦家认为小说是“手工艺品”，他觉得这个概念至少可以说明小说的“难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与麦家一样，认同“手工艺品”一说所强调的专业态度。麦家甚至认为：“难度到了极致，价值才会青云直上。”他以登山过程作比，说明小说写作一如登山有很多路径，“但是要找到集花径、险途、捷径等于一身的‘那个路’是非常难的。……说真的，我现在还是经常登不上山，写着写着丢掉了、报废了。有时即使上去了，毫无成功的快乐，不敢回首，羞于提起。我本来是想做一个手工艺品的，但结果出来的只是一件生活用具，人人手上都有，不敢拿出来炫耀，要藏起来”③。由此可见，对于已经发表出来的作品，麦家是完全不必感到羞愧的，而且每每回首往事，心头总是充满了登上山顶的成就感，十分惬意和愉悦。④

二、博尔赫斯的手指头

愉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让你收割必不可少的自信，另一方面它也许会让你误以为身怀利器，而浑然不觉地走上危险的歧途。暂且不谈麦家面临何种歧途，先来看看麦家是如何“登上山顶”的。

不妨从陈华南——从《紫密黑密》到《陈华南笔记本》再到《解密》，这是麦家小说的一个“原型”人物——这里开始。麦家这样描述陈华南：“他的职业是破译密码，这项孤独而又阴暗的事业，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而我想这样描述麦家：要破译麦家小说的密码，除了必要的常识、耐心和观察力以外，似乎更需要来自万里之外的光照——这个光源就是博尔赫斯。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许多“先锋作家”们，在写作之初，大都或多或少地领受过博尔赫斯的恩惠。虽然某些人事后很少或羞于提起，但麦家从来都是磊落坦荡，侃侃而谈。他在第一个小说集《紫密黑密》的“题记”中写道：“我有几位如博尔赫斯小说的朋友，他们是这个世界给我的最大馈赠和安慰，本书献给他们。”这不免使人想到，那本书与其说是献给身边的朋友们，还不如说是献给遥远的博尔赫斯。在另一处，他甚至怀着虔诚的“信仰”倾诉道：

“哦，博尔赫斯，你是我的神，你叫我失去(毁灭)了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一切。不不，拥有的不是一切，我拥有的只是你的一个小手指头(25万字)。这个小指头仿佛是水做的，又仿佛是火做的，充满的光芒和水气已将我彻底温暖又滋润，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母亲子宫里。”⑤在麦家的心目中，博尔赫斯对他简直有再造之恩。耐人寻味的是，此文后来以《我的阿加蒂斯》为题，稍事修改后再次发表，并且收入小说集《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⑥ 尽管麦家隐去了原文的若干真名，但这篇文字仍然难以算作小说，而且明眼人一望即知：阿加蒂斯就是博尔赫斯。我想，麦家坚持将它收入小说集，主要是借以表明一种“小说观”。这既是小说家麦家向恩师博尔赫斯致谢，也是读者麦家向小说家博尔赫斯致敬，更是信徒麦家对圣像博尔赫斯献礼。

事情至此已经很明了：博尔赫斯的手指头是麦家登上山顶的拐杖。姑且不论麦家对于博尔赫斯的高度评价允当与否，也不论麦家谈及博尔赫斯之时的不无自得，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博尔赫斯究竟如何影响了麦家？

麦家初习小说，始于1980年代中期。那时，在博氏（当然也包括其他外国作家）带来的新奇和激动的鼓舞下，在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宏大愿望的激励下，年轻的中国作家们毫无顾虑地纷纷亮出了各自良莠不齐的仿制品。正如麦家本人始终对博尔赫斯怀有无限崇敬，麦家的小说也往往表现出对于博尔赫斯小说技法的忠实效仿。仔细端详麦家拿出的仿制品，你总能发现老博尔赫斯留下的或轻或重的指纹。

《深藏的温柔》和《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是麦家早期的两篇作品，其结尾都以一种“补充”题外话的方式来完成，公然与读者一起讨论小说的情节和布局问题，一如马原当初在《冈底斯的诱惑》中的作为。其实，这些都移植自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叛徒与英雄的主题》中开篇即声明这是一则未完成的梗概性质的文字，然后他一本正经地与读者一起探讨，文中故事的发生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并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方式将之推演下去。

在《巴比伦彩票》、《南方》等作品中，博尔赫斯对于偶然性及其荒诞意味展开了含蓄精当的探求。我以为这是博氏影响麦家最甚之处。比如《第二种失败》，阿今为虚幻的真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也使英勇就义这一行为变得荒唐可疑。《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中，排长的一句玩笑话粉碎了少女裙心目中的粉色童话，也招致了自己的身亡；偶然性在此显示出它巨大的杀伤力。陈华南笔记本的不翼而飞和失而复得，同样充满了偶然性和神秘色彩（《陈华南笔记本》）。清白的富阳姑娘死于一次偶然（《两位富阳姑娘》）。王军早起洗脸时陷入池塘身亡，也仍然只能归因于那个无所不在而又不可言说的偶然性（《王军从军记》）。

从偶然性出发，达到对于宇宙中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的、可能存在的复杂关系的探究，这是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环形废墟》、《叛徒与英雄的主题》、《镜子与面具》等作品中孜孜以求的；《圆盘》和《沙之书》则进一步将复杂关系定位于不可言说的神秘之上。麦家写于早年的《人生百慕大》，即表现出探求复杂的、网状的人际关系的意图。至于神秘感，则始终萦绕在关于701的那些小说中。不过博、麦之间的分别也很明显：博尔赫斯式的神秘主要来自于迷宫似的文本以及迷宫意象，而麦家的神秘则得益于神奇的密码以及围绕密码而发生的非常之事。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博尔赫斯那种浓缩的哲学式意味，是麦家所难以企及的。

博尔赫斯小说《博闻强记富内斯》中的主人公十分奇特。一次事故不幸导致了他的瘫痪，却又激活了不可思议的记忆力。我以为富内斯直接催生了麦家笔下的阿炳：这个失去视力却有着敏锐听觉的人物形象，显然和富内斯一样，同属于“有缺陷的天才”谱系。实际上，这也是陈华南和黄依依（《天知道》）的共同特征。再如《天外之音》写到借死人传送情报，并且以此为史上著名战争“补充”一个细节，显然是受到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的启发。麦家追随博尔赫斯的兴趣如此强烈，以至于在《风声》中导演了又一幕以自杀传递情报的好戏。

至今为止，麦家的小说几乎都保留着讲故事、听故事或者转述故事的痕迹。其实他完全可以将那些“斧凿之痕”打磨得干干净净，但是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读者老实交代故事的来源。麦家的这种“固执”可以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答案。博尔赫斯终其一生，就如何讲述故事做出了多方尝试：“以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作为消遣”⑦ 、倾听别人讲故事、转述听来的故事、补充一个故事，或者凭空想象一个故事、故事中套故事，等等。但是直到比较晚的时候，他仍然在一些作品中忠实地保留了讲故事的痕迹。忠实于博尔赫斯的麦家，自然会紧随其后——或者不如说，他们共同忠实于“说书人”的天职和角色。他们的最大不同却在于：博尔赫斯好像有些任性无度，有时将故事说真说圆，有时却说假说破，有时干脆弄成真假莫辨；而麦家则时而拉来当事人和知情者，时而出示文献资料，一门心思要把故事说真说圆——在这个意义上，麦家“背叛”了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飘洋过海伸过来的一个小手指头，确曾指点过麦家前行的路，但是拐杖终究不能代人走路。因此，麦家不必为“背叛”而忏悔和自责。回头再看看博尔赫斯，其小说创作的传奇笔法、幻想气质、叙述方式都体现出一种文学上的游戏精神。迟至1970年他仍然这样强调：“我只想说明我一向不是，现在也不是从前所谓的寓言作家、如今称之为有使命的作家。我写的故事，正如《一千零一夜》里的一样，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⑧ 必须指出，丰富的知识含量与精当的哲学意蕴，乃是开展博尔赫斯式游戏的重要因素；正是有了它们的适时参与，才保证了这类游戏不至于成为真正的凌空蹈虚和任性无度。返观中国的博尔赫斯们，他们可能学得一套漂亮的游戏手法，但是始终不能学好那种游戏精神。原因之一是那种游戏精神与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大脑和脾胃都不调和，其二则是我们作家在哲学和文化修养上的贫乏、知识视野的狭隘，（已经）决定了这种游戏将以不欢而散而终局。在以上两个方面，中国文学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抚今追昔，对于中国的博尔赫斯们而言，他们多年前与博尔赫斯的萍水相逢，几乎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分道扬镳。

三、隐秘的歧途

博尔赫斯已经长眠地下20余年。不管他的金手指在多大程度上“点化”过麦家，麦家在当前的文学版图中标示出了自己的位置，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麦家似乎有足够理由静坐下来，以“成熟”作家的气度，细细咀嚼那“成功”后的愉悦。这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明，麦家当初选择的“那个路”是一条康庄大道。但尾随他的足迹一路前行，我最终不无遗憾地发现，他已经渐渐拐上了一道隐秘的歧途。

《紫密黑密》是麦家的出发点。综观整个小说集，可以想见彼时的麦家一面在不无感伤地打捞成长记忆中的美好纯真，一面又敏锐感知到现实中的荒诞离奇。他左冲右突，躁动不安地寻觅着新的表达可能。那个真诚而又焦虑的麦家在后来还露过一次脸。当时，麦家的主要精力应该在构思《暗算》，但或许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攫住了他，促使他以一个飘忽的念头敲开了惯性生活之中人们的内心隐秘，发现了阿今的迷惘和感伤（《谁来阻挡》，《中国作家》2003年第8期）。在阿今匆忙的背影中，我依稀看见了麦家的影子，正在匆忙地向昔日纯真的焦虑作别。

告别早期的纯真和焦虑，麦家把自己埋进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神秘之中：紫密、黑密（《陈华南笔记本》、《解密》），炎密、火密（《让蒙面人说话》），乌字一号密（《天知道》、《暗算》），等等。它们让麦家不安份的想象力找到了用武之地，同时也让他品尝到了叙事游戏的快乐。不可否认，麦家抓住了一个真相：某些时候，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尤其是事情的转机，就是以神秘和偶然性的形式存在的。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真相。更多的时候，日常生活之所以让人深感平静无奇，乃是因为其中潜藏暗涌着已为人们所习惯和认可的必然性。所以，我企望麦家能写出让人心悦诚服的必然性。只有当一部小说以某种必然性深长地打动读者时，一个作家才堪称成熟。

尽管有读者质疑麦家以偶然性支配了其小说人物的命运，麦家依然执著地书写着天才人物的悲剧，为神秘与偶然所毁灭的悲剧。我也深信，只要读者还保持着善良和同情之心，就不会对人自身——尤其是天才人物的被禁锢和毁灭无动于衷。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震撼力的程度还取决于人物形象鲜活灵动的程度；恰恰在这里，我以为麦家对于“人”的理解有些单薄。在他看来，天才人物既然在极端环境中遭受了压抑和扭曲，所以他们就应该像精致的瓷器，一碰就碎。但不可忽略的是，极端的生存环境也能激发出人极端顽强的生命力。麦家不妨宕开笔墨，去描写天才如何与压制天才的因素互相对抗的过程，或许收效更佳。一件精致瓷器的破碎，充其量只能引得富有同情心的人发出一声唏嘘或一阵感慨；而一个真正的人与非人因素互相对抗之时所闪现出来的人的光辉、暴露出来的人的缺陷，却将使我们悚然动容，心有戚戚焉。

在新近的一次演讲中，麦家别出心裁地提出小说有三种写法：用头发、用心或者用大脑写作。麦家认为，具备“非凡伟大的心”“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旋即又指出：

“但用心写作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都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有力量。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作。”⑨

麦家对三种写法的概括，不无故意为之的幽默，演讲现场往往也需要这样的幽默。当他振振有词地谈及智力参数可以保证小说质量时，相信他对自己的智力也是较为满意的。坦率地说，我对自己的智力经常不够满意，我下面这段话甚至毫无幽默感，但我还是想说：不管一个作家用什么写作（事实上，我认为好作品都必须是用心写出来的），都不应该怀疑人心、忽略人心。我们的确不可能生就一颗非凡伟大的心，但这却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对于人心的关怀和追问的理由。一个真正的作家，更是应该时刻关怀和追问自己的内心。

在麦家走过的路当中，《解密》可以说是一块意味深长的路标。如果我们还记得当初那个“偷袭者”的形象，那么可以说，《解密》之后的麦家已不再扮演“偷袭者”，而是一个“手工艺者”。麦家熟练掌握的工艺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析离工艺，将过去小说集中的作品，挑选出来发表到各大刊物上。第二是编织工艺，将发表过的独立作品编排成一部新作，如《暗算》就是由五篇小说组合而成。第三则是抻长与拉宽工艺，从《密码》到《风声》的过程形象地展示了这一工艺的操作特点。任何一种工艺，本身都是无可厚非的，比如《解密》的故事性、叙述技巧和人物形象就结合得不错。真正潜藏着危机的是操作工艺的被滥用。比如《风声》，很难说它与《暗算》之间有何必不可少的关联，但仍然被命名为“暗算系列”的第二部。此举显露出这样的意图：编织一个更大的筐子，编织一部更有“分量”的“巨著”。不知麦家会不会再编出《暗算》系列的第三部，但那将是我不忍心看到的。记得博尔赫斯曾经写道：“我想说巴罗克风格故意竭尽（或力求竭尽）浮饰之能事，到了自我讽刺的边缘。……我想说，一切艺术到了最后阶段，用尽全部手段时，都会流于巴罗克。”⑩ 这是一份诚恳的忠告：缺乏敬业精神的手工艺劳动，将逐渐导致小说创作变成真正的工艺操作，甚至导致小说和小说家的消失。

《暗算》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并获得了极大成功，电视剧的热播又反过来使小说原著受到更大关注。新出的《风声》也已奏响凯歌。如果要说从《暗算》到《风声》有何变化，最显著的一点是，小说主人公的塑造意图，已由原来的天才一变而为现在的英雄。其实在电视剧《暗算》中，那些天才人物早已悄然披上英雄的新装，紧随其后的《风声》，只不过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顺延动作而已。在这样的顺延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麦家正在积极主动地满足外界的期待和诱导。在这个没有英雄的平庸年代，麦家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有力地复活了人们心底挥之不去的英雄记忆，人们因此回报麦家以掌声和鲜花。投桃报李，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我只想指出一点：当塑造英雄人物成为一部作品屡次获奖的重要理由时，这只能反过来说明，我们时代所面临的现实过于凡庸。在凡庸现实的重重包围之下，麦家一举造就了一个“雅俗共赏”的神话：阳春白雪称赞其叙述格调，下里巴人则深爱其紧张刺激的故事，主旋律话语也欢迎其再现“红色”记忆。

麦家不仅自己在编织一个又一个筐子，而且也被别人装进各色筐子里面：先是“电视小说”《暗算》作为“红色记忆系列丛书”出版，“插图本‘暗’系列作品集”也接踵而至。不难想象，一个可以被随意塞放进各种筐子里的作家，还有何独特性可言。然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给予“偷袭者”们的最大馈赠：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视为成熟的果子给提前收入各种筐子中了。许多作家的所谓“成熟”，往往就是这样被我们时代的特殊季候剥夺了充分“成长”的权利。值得遗憾和忧虑的是，曾经的“偷袭者”麦家似乎并不反感这样的剥夺，更没有夺路而逃；相反，他正愉悦地走向歧途。

注释

①李敬泽：《偏执、正果、写作——麦家印象》，《山花》2003年第5期。

②贺绍俊：《麦家的密码意象和密码思维》，《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③麦家：《小说是手工艺品》，《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④麦家过去的不少旧作，后来原封不动或者略有更改又与读者见面，正可视作麦家回顾来路时心情惬意的表现。比如《人生百慕大》以《四面楚歌》为题发表于《人民文学》2007年第7期，《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发表于《江南》2005年第1期，《寻找先生》发表于《青年作家》2006年第8期，《第二种失败》发表于《青年作家》2006年第8期，《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以《既爱情又凄惨》为题发表于《四川文学》2007年第6期；其实这些小说都曾经出现在小说集《紫密黑密》（1994）中。再如《刀尖上的步履》曾经收录于小说集《地下的天空》（2002），后来以《刀尖上行走》为题发表在《人民文学》2003年第2期。

⑤麦家：《博尔赫斯和我（之二）》，《青年文学》2000年第6期。

⑥麦家：《我的阿加蒂斯》，发表于《山花》2002年11期，此后收入小说集《充满爱情和凄楚的故事》，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

⑦博尔赫斯：《恶棍列传·1954年版序言》，《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⑧博尔赫斯：《布罗迪报告·序言》，《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第315页。

⑨麦家：《我用大脑写作》，《文学报》2008年4月17日。

⑩博尔赫斯：《恶棍列传·1954年版序言》，《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第5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