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小说与史官文化

关键词：唐代小说 史官文化

摘要：在重史的文化氛围笼罩下，唐代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历史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时，也摆脱了作为子、史的附庸地位而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学式样。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形成重史的传统。这种传统到唐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整个社会形成了重史、崇史的文化氛围。毋庸置疑，萌芽、成长于史传中的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史官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历史化的倾向。——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作于一种成熟的文体，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唐代小说与史官文化之间的这种比较复杂的关系，本文拟从如下两方面来论述：

一、史官文化对唐代小说的影响

１唐代小说在体制上模仿了史传的创作形式

（１）受史传影响，唐人多以“传”“记”（或“纪”）“志”“录”来称自己的小说或小说作品集。刘勰云：“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古代的使官将真实记载历史事实、人物言行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正因为如此，所以史书篇目多以“传”、“记”（或“纪”）、“志”、“录”等命名，以示记载不虚，传录有据。比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有本纪十二篇、书八篇，表十篇、列传七十篇；《汉书》三百篇中，有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史传的这种命名方式显然对唐代小说的命名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据李少雍先生的统计，“唐传奇单篇中，不按纪传体方式命名的，实际上只有《游仙窟》、《湘中怨解》、《传奇》三篇。”①如果说李先生的统计主要是着眼单篇传奇而没有顾及到小说集因而得出的结论还不够全面的话，那么程国赋先生依据汪辟疆《唐人小说》所录篇目对唐代单篇传奇和小说集两个方面所进行的统计就很有说服力了。据程先生的统计，唐代小说以“传”命名的有《补江总白猿传》《邺侯家传》《崔少玄传》《高力士外传》等二十五种；以“记”或“纪”命名的有《古镜记》《梁四公记》《冥报记》《广异记》等二十一种；以“志”命名的有《辨疑志》《博异志》《独异志》《宣室志》等四种；以“录”命名的有《定命录》《异梦录》《龙成录》《玄怪录》等十五种。——史传文学对唐代小说命名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２）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唐代小说的开篇和结尾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

我们先来看唐代小说的开头。史传作品的开头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程式：介绍传主的姓名、籍贯、出身等。比如《史记》中有不少篇目的开头就是这样的，且举几例：《高祖本纪》的开头为“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陈涉世家》的开头为“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李将军列传》的开头为“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汉书》中也有很多篇章如《苏武传》《霍光传》等的开头与《史记》大抵相同。对唐代小说的开头进行一个粗略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或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或标明人物姓氏、籍贯、郡望、世系，如《冯燕传》的开头为“冯燕者，魏豪人，父祖无闻名”；《东城老父传》的开头为“老父，姓贾名昌，长安宣阳里人，开元元年癸丑生”；《聂隐娘》的开头为“聂隐娘者，唐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谢小娥传》的开头为“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如此等等。唐代小说的开头方式之所以与史传作品有着惊人的相似，并非出于偶然，显然是唐代小说作家有意模仿史传的结果。

我们再来分析唐代小说的结尾。众所周知，《史记》最后有“太史公曰”，《汉书》最后有“赞曰”，都是作史者在文章最后对该篇作品所发表的一些说明或评论。受《史记》和《汉书》这种结尾方式的影响，唐代小说的结尾多采用寓惩劝于议论的形式。如《虬髯客传》：“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又如《杨娼传》：“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又如《李娃传》：“嗟呼，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为之叹息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小说《南柯太守传》结尾处用“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谢小蛾传》结尾处用“君子曰”、《柳毅传》用“陇西李朝威叙而叹曰”的方式，小说集《唐阕史》用“参寥子曰”、《云溪友议》用“云溪子曰”的方式来表达作者个人的见解，则模仿《史记》和《汉书》之迹更为明显。

（３）一些小说作品甚至整篇结构模仿史传体式。比如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其写卢生梦中人生就是完全套用史传体的写法：铺写卢生的仕宦升降、官阶变化、了嗣职位，甚至还像正规史书一样编入一份临终遗表和皇帝的答诏。又如韩愈的《毛颖传》，“彻头彻尾地用史传的体式”：先述毛颖的先祖，次及毛颖一生的经历，最后也有类于论赞的评论。

２史家的实录精神深深地影响了唐代小说的创作

（１）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的小说理论。

唐代并没有留下专门讨论小说的东西，唐代的小说理论主要散见于小说集的序、跋以及小说作品之中（主要是开头或结尾处）。兹举几例：

予自开元至长庆间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

——《唐国史补•序》

臣德裕非黄琼之达练，习见故事；愧史迁之该博，唯见旧闻。惧失其传，不足以对大君之问，谨编录如左，以备史官之阙云。

——《次柳氏旧闻•序》

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三卷。非编年之史，未敢闻于县官，且奏记于监国史晋国公，藏之于阁，以备讨论。

——《东观奏记•序》

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合，符于人心。如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谢小娥传》

细细考察以上所引的这些材料，我们不难看出唐代的小说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强调“补史之阙”。这种小说创作观念显然是受史家实录精神影响的结果。要特别指出的是受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唐代有些评论家甚至以“史才”作为评价小说成败优劣的标准，比如李肇就这样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

（２）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小说作家求真的创作情结。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相对六朝而言，唐代的确有些小说作家开始在创作过程中进行有意识的虚构，但很多小说作家还是摆脱不了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总是竭力想让别人相信自己创作的小说就是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为了增强小说的真实性，唐代的小说家们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方法：

第一，将故事附会于名门望族之人，如《离魂记》的主人公是太原王宙，《霍小玉传》的主人公是陇西李益，《李娃传》的主人公是荥阳郑生，《莺莺传》的主人公是崔莺莺，《枕中记》的主人公是卢生……等。众所周知，崔、卢、李、郑、王等都是唐时的大姓。据程国赋先生的统计，在汪辟疆《唐人小说》收录的六十八篇作品中，作品人物用大姓作为姓氏的就有四十三篇，占全书总篇的百分之六十三。②唐代小说作家热衷于用大姓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一方面固然是门第观念的强大力量在小说中的折射，但另一方面也是小说作家想证明自己所传之事真实不妄这种心态的反映。

第二，注明故事发生的年号，如《元柳二公》《莺莺传》《霍小玉传》《崔玄微》等就分别标注有“元和初”、“贞元中”、“大历中”、“唐天宝中”等与年号有关的字样。这种标注年号的做法在唐代的小说作品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非常普遍。据韩云波先生的统计，裴钅刑《传奇》三十一篇小说中有三十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博异志》三十二篇小说中有二十七篇标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还有两篇年代可考。③——唐代小说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标注年号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注明故事的出处，如《南柯太守传》就是这样注明故事的来源的：“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儿楚，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类似于《南柯太守传》这样做的，还有《莺莺传》《飞烟传》《李娃传》等一大批作品。

第四，以第一人称方式叙事，或作者现身于小说之中。前者如沈亚之的《秦梦记》、韦瓘的《周秦行记》等，后者如王度的《古镜记》、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３）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唐代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揭露。

不隐恶、不虚美是中国史官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唐代小说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很好地继承了这一史家的优良传统。上至帝王，下至官吏、士兵，唐代小说作家都一视同仁，既不为尊者隐，也不避贤者过，而是尊重事实，秉笔直书。例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对唐玄宗霸占儿媳的丑行的揭露就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大胆的：“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弦琰女于寿邸”；又如李冗的《李祐妇》对朝廷官军屠城、掠夺以及残害女性的野蛮行径的记叙可谓毫不留情：“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３史传塑造人物性格的多种技法也为唐代小说所吸收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在塑造人物时，往往都是抓住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事件大写特写，对不重要的东西则一笔带过，而且还善于运用多种手法比如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心理描写、对比衬托、气氛烘托等来刻画人物。《史记》描写人物的许多具体手法，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说，为后代小说创作开风气之先。唐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时当然也不例外地接受了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的影响。由于这一结论比较好理解，笔者也就点到为止，不再进行具体分析。

二、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

唐代小说对史官文化的超越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创作动机：从资鉴劝诫到娱乐消遣

《尚书•诏告》云：“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正是出于资鉴劝诫的需要，史传应运而生。刘知几云：“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确，正统的中国史传从产生之际起就讲究经世济用，具有浓重的功利色彩。而唐代传奇则多以愉悦情性为旨归，而不再屈从于政治伦理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唐代小说集的自序或一些单篇小说对小说创作缘起或意图的交待中看出来。比如：

愿传博达，所贵解颜耳

——李亢《独异志序》

虽小说，或有可观，览之而喁而笑焉

——佚名《大唐传载序》

昼宴夜话，各征其异说

——沈既济《任氏传》

宵话征异，各尽见闻

——李公佐《庐江冯媪传》

……

从以上所引的这些材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唐人进行小说创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了征奇话异、佐助谈笑、愉悦宾朋。

创作目的的不同，决定了唐人小说的关注视野与史传也就有了比较大的区别：史传必须以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忠臣义士的嘉言懿行作为主要的记述对象；而唐代小说则将笔触伸向怪力乱神（如《游仙窟》《湘中怨解》《玄怪录•崔书生》《任氏传》等），以及历史人物（尤其是凡人）的生活琐事和情感经历（如《李娃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全方位地展示纷繁复杂的世俗生活。跟史传相比，唐代小说的题材明显呈现出了庸俗化和市民化的特征。

２叙事方法：从实录到虚构

我国的史学传统最讲究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用“书法无隐＂以明赵盾之愆，被孔子称作“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因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身殉职，被誉为秉笔直书的典范。“书法无隐＂和“秉笔直书＂成了我国史学的基本原则，比如刘勰就倡言撰史应“直归南董”；同时“书法无隐＂、“秉笔直书＂也是我国史传批评的最高标准，比如班固推崇《史记》时就这样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史家的这种“实录”精神，如前所述，在唐代小说中的确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但是唐代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也突破了“补史之阙”观念的束缚。一些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已有意识地进行虚构，以“事之所无，理之必有”的艺术真实取代了史传“有是事而如是书”的征实传统。比如牛僧孺《玄怪录》中以“元无有”作为小说标题，明确向读者表明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又如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也指出淳于棼梦入蚁穴的故事属于“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这类。——对于唐代小说不拘囿于现实生活记录、而善于借虚构来营造真切感人之情境的特点，其实前人早就有了认识，如洪迈说：（唐人小说）“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胡应麟：“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桃源居士：“唐人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相对于前人，今人袁行霈先生的论述则更为精到：“传奇作家对各种传说闻见除艺术加工外，还在其基础上进行杜撰，亦即有闻加工，无闻虚构，从而使小说所传之‘奇’，成为有意为之之奇、大加渲染发挥后之奇。那些以神怪、异梦为题材的作品讲的本就是虚幻无稽之事，虚构想象自然成为其基本手法；即使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作者也并不拘泥于史实、传闻，而是根据创作的需要，因文生事，幻设情节，多方描绘环境，巧妙编织对话，深深探寻人物的内心隐秘，有目的进行再创作。需要注意的是，在结构布局上，传奇往往采用史传的表现方法，明确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标注年号，故意给读者造成心理上的真实感觉，但这种结构布局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框架，而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则绝不受其限制，既大量使用虚构想象以求奇，又致力于细节描写以求真，在真假实幻之间，创造出情韵盎然、文采斐然的艺术品，从而在小说这一文体的独立历程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④

３文体风格：从庄重素朴到嗜艳夸饰

中国正统的史传都担负着一种严肃而重大的政治、历史责任。王夫之云：“所责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见《通读鉴论》卷六）与这种严肃而重大的主题相适应，史传的叙事也较为庄重沉稳，属辞比事儒雅素朴。虽说“史之为务，必籍于文”，但从总体上说，史传对“芜音丽句，云蒸泉涌”和“虚加练饰，轻事雕彩”等是排斥的，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对曹冲进行“容貌姿美，有殊于众，故特见宠异”这样简略的描述竟也为史传所不容，引来后人的诟病。唐代小说虽说也继承了正统史传的这种素朴庄重的叙事风格，但也明显呈现出嗜艳夸饰的特点。如《柳毅传》中写钱塘君听到侄女受辱时，激愤难耐，化作原形冲天而去的一段文字：“语未毕，而大声忽发，天拆地裂，宫殿摆簸，云烟沸涌。俄有赤龙长千余尺，电目血舌，朱鳞火鬣，项掣金锁，锁牵玉柱，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时皆下。乃擘青天而飞去。”作者铺彩摛文，夸张渲染，生动地表现了钱塘君勇猛绝伦、气吞山河的声势与威力。旧题汤显祖辑《虞初志》评论说：“文如项羽战钜鹿，勇猛绝伦。＂——像这样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描写，在唐代小说中是很常见的。

综上所述，享有“特绝之作”盛誉的唐人小说宣告了中国古典小说文体的真正独立，不仅在于它对史传传统的借鉴学习，而且更在于它对史传传统的超越和创新。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阳建雄（１９６８－），湖南衡东人，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李少雍．《史记》纪传体对唐传奇的影响[Ａ]．文学评论丛刊[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②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③韩云波．从标注年号论唐人传奇的求真外壳[Ａ]． 唐代文学研究（第四辑）[Ｃ]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９３．

④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