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与作品域外影响力

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安德列·马尔罗对视觉艺术的评述同样适用于文学作品，直到19世纪，名作是以一种“独自”存在，意义明确的方式被理想化地描绘着。进入20世纪这个翻译的时代，文学作品化身在不同风貌的相似中，构成一个整体，翻译的创造性力量制造出反馈与回声，连续统一的影响力放大了文学的疆域，为文学的现代定义再添新声。

文学翻译家以读者眼光看出乐趣，以研究者身份发现门道，以创作者灵感为导引进出于原文精神世界，三者合一的全身心浸润，把另一种风貌的见识思考和情感心路领回到自家园中。翻译家对域外原著经由理解喜爱，深潜咏怀，专注揣摩，精当传达等阶段，“别求新声于异邦”，使译作成为译入语文学家庭中的宝贝，其不确定、可修改、能商榷的开放品格将众多参与模式推上前台，现代意味的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传统交融消长，互为映照。

世界文学的源流与启示

1827年，歌德同爱克曼谈话时，在先后提及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之间，断言“世界文学的时代业已来临”。他探求奠定世界文学基础的方法、手段，并率先身体力行。他劝勉人们实践世界文学的方法，首先是翻译活动。“若无翻译，世界文学便无以确立，因为光有原作而不加翻译，那么此种文学既不能流传世界，也不能扎根国外。”（1）歌德的翻译，涉及欧洲十余种语言。如果不了解其他语言的文学，就没有办法获得世界文学的视野。同年，法国学者维尔曼于巴黎大学开设讲座标志着比较文学的诞生，首次以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为存在前提，世界性文学的交流与反思走向自觉。1886年，英国波斯奈特在《比较文学》一书中提出世界文学多元起源，认为世界文学起源自四大文明古国，他们各自生长，不存在影响关系。1948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撰写长文《如何阅读世界文学》，在描述了本国作家以及欧洲意大利文学，古印度、古巴比伦等东方文学后，又提及中国的诸多作品，《论语》《庄子》《孟子》，抒情诗喜剧短篇小说，希冀从中弹拨出全人类文学的基本和音。影响的普及程度，代表性接受人物，是昔日度量民族文学之世界性的两大指标。大量涌现的翻译文学冲决国家、民族、种族等限制，越界跨文化交流，影响外部并改变自身。当然，像英国还抱有着即时共享世界英语文学的幻想，1964年利兹大学召开第一届英联邦文学大会，接着成立相关协会，创办杂志，把亚非众多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50多个国家地区都纳入其视野，1988年又推出英联邦文学奖。新西兰批评家马克·威廉姆1989年发表文章，建议弃用如下的概念和称谓：英联邦文学、后殖民文学、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等。带有特殊限定的名词，已经不能完整表现英语文学的变化，以前中心、传统、民族、种族等标准和范围应该由更为广泛的跨越与流布所取代，固有的时空无法表达如今跨文化交流背景和文化多元的现实。（2）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在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以三重递进来概括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对民族文学的省略式折射；是因翻译而增色得益的作品；作为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从自身所处时空抽离，以超然姿态进入许多别样天地的方式，一系列一成不变的大套经典文本，并非是世界文学。（3）其中第二句话堪称解纽，是把握当下世界文学格局的关键，翻译是民族文学步入世界文学领域时必须穿越最重要介质。文学如何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混杂、共生的文化使得译本生机勃勃，在广阔时空下赢得不同语言操习者的关注，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比较，文学甚至无所依凭。各民族文学汇聚在世界文坛视域下，国土疆界之分愈发可以忽略，语言文化的沟通交流藉助翻译置顶。译作诞生后，交流融合，比较异同，在新的语言环境里，在新的文化背景中，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艺术生命，优秀翻译作品被视作本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顺理成章。着眼文学的系统功能，创作与翻译既无从区分，也无需划界。苏联美学家莫·卡冈把翻译艺术视作书面文学的一个独立品种，翻译的广泛运用使得书面文学每部作品成为确切词义上的全人类共同财富。各民族创造的文学杰作，以潜在暗合、约定俗成的标准体式被推举为大家的公用品。理论推理也得到现实呼应，某些作品的译作甚至比原著发行得多，影响得广。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离开起源地，穿越时空，以源语言或通过翻译在世界范围流通的文学作品。学术界普遍公认了如此概括。“译文是从原著衍生出来的——更多地来自于原著的‘来生’（afterlife），而不是‘此生’（life），……译文标志着作品生命的延续。在其后一代又一代读者中潜在的不朽‘来生’。如果艺术作品最终能证明这一点，那就叫作声誉。”（4）声誉靠实力作基础，双重署名的文本兼顾而非俯就，文学的域化消化自有道理。

2001年德国学者格尔诺林·伯梅提出“审美经济”，文学作品中的氛围、情调、梦境、想象等等，尤其适宜于跨界消费者的参与和接受。斯坦福大学教授莫莱蒂2005年发表《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一文，认为世界文学这个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术语，表示两种不同的世界文学。一是彼此独立、作为共时性“拼图”的“地方文化”文学；另一种则由世界文学的市场和交易关系推动而成。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并行不悖，不可偏废。18世纪后的“第二种世界文学（我更倾向于称之为世界文学体系）由国际文学市场整合为统一整体；表现出不断发展、时而令人惊叹的相似性；聚合是其主要变化机制；对其最好的理论诠释是（某些形式的）世界体系分析。”（5）美国学者金介甫评述当代中国文学50年来英译本时，引用普遍关注的担心是：翻译质量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地位，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声誉以及中文写作的特质。除了翻译上的问题，与花费大量精力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相比，很少把中国文学翻译成非常流畅的、可读的、能够达到出版水平的外语。王宁教授总结两条原因影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一是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长期占据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地位，另外是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是很高。有识之士的明示和总结，是中国文学世界旅程的警戒线与方向标。

现当代文学在翻译创作互动中立足世界

每个作家都应把一部分精力用于翻译，先取其熟悉的语言里有所感受的好作品来译，以此来充实本国的文学。纪德翻译莎士比亚之后感慨道，“只有在接触外语时，我们才意识到本国语言的缺陷，因此，只会法语的法国人是看不到缺陷的。”母语与外语文学的碰撞，以入局的角度察看别样，发现新世界，形成新观点，会大大裨益于自身。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高扬翻译文学，赞叹其“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1933年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为翻译文学专列一章，评述著名翻译家及代表性作品。德国翻译家诺瓦利斯说到本国翻译传统，“因为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德国作家不做翻译，也几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德国作家不为他们的翻译作品感到自豪，就像他们对自己的创作感到自豪一样。”（6）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行者投身于创作与翻译，让世人了解到中国语言和文学的风采，为后人留下了范本。周氏兄弟在日本翻译《域外小说集》，馮至翻译创作十四行诗使之成为新文学有机组成，赵朴初热心于创作汉文俳句，林语堂创作、翻译英文作品近40种，《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久居畅销榜，沟通中西的实力逢上好机遇。斯诺翻译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艾克登和陈世骧合译《中国现代诗选》都是当时中外人士合作的结果。戴望舒在法国把中短篇小说译成法文，如丁玲的《火》，经过法国青年作家艾琼伯加工介绍，发表在法共文学刊物《公社》上。梁宗岱在索尔邦大学的同学回忆其用中文朗颂瓦莱里《水仙辞》，“他使用一种跳跃的声音，抑扬顿挫，清脆奇异，像铃声颤抖，穿透出一种青柠檬的微妙酸味。”（7）具体内容、思维方式、特有格律，译诗的三个境界呼之欲出；视觉、听觉、触觉，鉴赏的三重节奏拾级而上。叶公超译学生卞之琳抗战小说《红裤子》，由燕卜荪介绍到英国《人生与文章》登载。李健吾翻译老师王文显英文剧本《委曲求全》《北京政变》，在北平上海先后上演。邵洵美与美国作家项美丽合办刊物，共同创作长篇小说，合作翻译《边城》。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活跃了5年，30年代编译鲁迅等选辑的小说集《草鞋脚》，直到1974年才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8）中国现代作品英译最多的作家是老舍。9部长篇，包括未完成的《小人物自传》，共计20个版本。老舍先生1941年撰文分析自己创作中的语言使用，在学习了英语、拉丁文、法文之后，把英语和汉语来作比较，这两种语言的简单，不是语言的退化而恰恰是语言的进步。从“基本英语”对文艺经典杰作的改写中，他获得了更大胆量，敢于“脱去华艳的衣衫”，“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骆驼祥子》1945年纽约出版第一个版本，后来共计五个英译本，只有外文社1987年一个境内版本，在美国销售累计百万册。其他还包括中篇4部、戏剧5部、散文8篇、短篇34篇，最早出现在1938年。（9）1946年老舍赴美国讲学交流，“听说彼邦人士都把他当作中国的马克·吐温看待，不错，老舍的幽默可与马克·吐温媲美，不过老舍在中国国内还获得普遍的尊敬，马克·吐温是直到死后，这才为美国文化界所认识，所推重的。”（10）德国洪堡大学亚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组梅薏华教授和她的团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过老舍的《骆驼祥子》和《离婚》《二马》等。尹虹博士和她丈夫在老舍家人的帮助下，经过五六年时间，1998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推出德语本《四世同堂》，后来收入“20世纪现代世界文学100部佳”作丛书。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在西方的影响是开创性的，里程碑式的，为了让国外读者理解非西方文学，往往需要以比较的方法将其置于可理解背景之中。美国大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比较文学系参照的英文版作品，最新也是半世纪之前的张爱玲《金锁记》和钱钟书《围城》。虽然两人在焦点、语气上明显不同，但两人之间有若干相似之处。“在创作上都脱离了民族主义论述的主流，也都采取一种冷峻、讽刺的角度来看待婚姻。”“都对作为社会动物的男女有深入的剖析。”（11）60年代以降，女性主义思潮渐成气候，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被视作女性独立教科书，有研究者将杨格、莱辛等多位女性小说家与张爱玲作了比较，分析主人公自立谨慎的选择，在找寻新的生活方式、确定追求的目标中走向成熟自信，摆脱浪漫空想，重新发现自我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12）王德威替张爱玲算过一笔账，24年中她自己执笔来回译写改动，从《金锁记》到《怨女》，同一部书制造出6个不同的中英文版本。赵毅衡认为，“能做到了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最佳水平‘取齐’，在本世纪上半期，只有两个人：30年代作家卞之琳，40年代的张爱玲。”（13）双语转换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正如加州大学教授张英进的追问，“是什么使得张爱玲的作品没有资格生长在世界文学，少为人知？”他断定张爱玲的价值还须经过评估和凸显，在更宽阔的话语领域里再生意义。《围城》由美国学者杰妮·凯利与华裔学者茅国权合译，1979年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行。出版之前，社长派人到芝加哥，与正在美国访问的钱钟书接洽，请他看译本“引言”，钱钟书“只看了有关身世的部分，有些是不知哪里来的‘神话’，删去或改正了”。后来又相继推出俄、德、法等译本，作者在日译本序中对荒井先生“文革”中错听自己死讯，以悼念的深情开始翻译亡友作品感慨系之，相信荒井先生和中岛夫妇的译笔会让原著“在日语里脱去凡胎、换成仙体”。在德译本前言中，特别提及精细的莫妮克博士，“指出了谁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印刷错误，以及糊涂失察的一个叙事破绽。”（14）原文与译作互证，再由作家和译者共同提高，这样的幸运可遇不可求。中国文学界需要这样一位并不十分多产但却以一部作品奠定其地位的文学大师。2005年，《围城》英译本入选“企鹅经典”文库。除了钱钟书，还有鲁迅、张爱玲、麦家3位中国作家作品收录此文库。

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传播，如韩少功《马桥词典》英文版问世后，西方各大报刊密集登载书评、短论，关注其中国特色和中国内涵。英译者朱丽娅·拉芙尔把其叙事方法追溯到笔记体，并与《尤利西斯》《唐璜》《巨人传》《高干大》等名篇比较。（15）三年内相继由知名出版机构推出，获得第三届纽曼华语文学奖。余华《兄弟》外译出版后，法语媒体将作家比附为拉伯雷，英语媒体则拿狄更斯来相互对照。莫言获诺奖之前访问西班牙，已被标签为中国的“新卡夫卡”。余华、王安忆等相继成为《不列颠年度事件图书》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兰登书屋出版了余华5本书，还有两本即将推出。企鹅集团从2005年10万美元买下英文版权到2008年出版《狼图腾》，不断创造新闻和文化事件，单讲葛浩文的翻译，他看过一两章后开始急就章，一边翻，一边读。按照他秉承的阅读、批评（阐释）、创造性写作过程，经作者同意，照顾英语读者阅读习惯，葛浩文删去了部分议论和非小说性文字，适当改写原著，增强了故事性。“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大多数的作家都能容忍自己的作品在翻译时被改写——因为显然，改写是翻译的本质。”（16）900多家海外图书馆入藏此书英文版，位居近年来中国文学译作在世界图书馆收藏排列第一名。电影播出前后的一个月内，此书中文版仅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就增加了20倍。顾彬把葛浩文删改、拆卸、重组的过程看作是作者愿意、读者喜好、市场需求、编辑建议、译者专业判断间的平衡，按照西方的接受去翻译，事实上，“德国某一个出版社发现葛浩文在美国翻译出版过某一个中国作家的小说后，就会马上决定在德国出版他的小说，然后就会买下这本书的版权。……他们会找德文非常好但不懂中文的翻译家，让他们从葛浩文的英译本把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转译成德文。”（17）其中的捷径，恐怕考虑最多的还是商业原因，如何减少投入，降低风险。德国书商协会前主席冯·思诺介绍，中译德成本是英译德的10倍之多，成本过高，一般出版社不愿意翻译中文图书，中国大陆也极少把本社图书译成英文来印刷。（18）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会见李洱，因为他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书在德国的反响，默克尔把李洱小说的德译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中方领导人。“中国小说节奏慢，动作少，缺乏鲜明个性”，西方出版商和翻譯者把着眼读者放在首要位置，认可带有明显俗套加上异国情调的“简译”、“快餐”，尽管英国企鹅出版社在泰晤士河畔搭起了蒙古包，澳大利亚企鹅社在墨尔本召开游牧文化研讨会，美国企鹅社在洛杉矶举办读书演讲会，但英文版《狼图腾》估计只卖了1万册。（19）葛浩文在深入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将信息、情感、形象等融化在流畅自然的译文中，“明显有一个从原文中心向译文本和译文读者倾斜的变化。”（20）深入理解原文，重建小说的英文文本。反面例子中，也有恶意地篡改，无知又无畏地趋奉、迎合或删节，很多情况下把原作“翻译”成极端浅薄无聊，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低劣之作。

翻译作品抵达世界文学语境的途径

1895年，第一个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诺贝尔奖在瑞典创立。文学奖授予“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人类开始思考和寻求文学的世界标准。藉助翻译作品，广为借鉴，深刻认识本民族文学特质及其在世界文学总谱系中的位置，并有可能实现对自己民族文学的扬弃和嬗变。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常务秘书贺拉斯·恩达尔的观点引人深思：每个民族都按自己的概念去理解勾画世界文学，所谓中立、统一、共享、汇流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迈向世界文学共同体为大家描绘了另一图景，它正在逐渐成形，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再优秀的作品，如果没有文学翻译，不译成异国语言，不变作异邦文学的一部分，就不会具备世界性元素供人欣赏与研判。没有翻译作品扮演重要角色，瑞典学院评出的诺奖得主岂不都得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成？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协会的贺词称，“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正是众多“莫言的化身”，使得其作品走向世界。称之为“被国际化了的国际人才”，不无道理。诺贝尔文学奖更名为诺贝尔翻译奖，看似戏称的背后，有喜有忧。埃及学者萨博里·哈菲兹分析1988年马哈福兹和24年后莫言的诺奖，前者获奖时已77岁，国家正趋于恶化阵痛和对外关系从属地位的屈辱中；两人把各自的文学添加到世界文学版图中，置于全球文化繁荣的影响下，莫言正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地位抬升，面对广阔的前景。（21）获奖后的莫言，对外输出作品版权迅速达到190个版本左右。作家屡屡获得境外奖项，对于提振当代文学美誉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代表人物如贾平凹、阎连科、李锐、苏童、余华、毕飞宇，童书作家杨红樱，科幻作家刘慈欣，法律小说作家何家泓，青春文学的韩寒等。侦探、犯罪、悬疑、动物、少儿，类型小说的社会文化障碍小，更受海外市场欢迎。1983年，鉴于巴金多部作品在法国多次刊印，为增进国际文学交流和中法两国人民友谊做出了卓越贡献，密特朗总统参加上海的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各国以巴金研究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共47篇，最早的是巴黎大学明兴礼1947年以《巴金的生活和著作》获得博士学位。2000到2009年，国外研究巴金专著印有8部，这还不包括仅在章节中涉及他的有关图书。（22）《鹿鼎记》英译本五六年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3次，也是金庸荣获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的一个直接原因。王蒙的1000多万字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得益于他独特的艺术追求和探索，个人地位、魅力以及频繁的海外出访也不失为其原因。法国读者对陆文夫《美食家》的喜爱，甚至做出一桌子酒席来陪伴它的热销。几乎没有翻译腔，跟原装语言写的一样，于篇章考察词义，以神情贯穿全文，这是深受异域读者欢迎的译介之道。

马汉茂、金介甫、杜博妮、居里安、蓝诗玲、葛浩文、刘绍铭、王德威，一批中外学者以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兼任翻译家职责，致力于中国文学对外传播。荷籍美国诗人汉乐逸在莱顿大学研究卞之琳诗歌获得博士学位，德国汉学家吴漠汀以王蒙研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澳大利亚学者杜博妮近50年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表SSCI期刊论文仅次于李欧梵，她总结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显著问题，过时的俚语、陈词滥调、混杂的话域以及不连续的区域性用法，这些都与语言的更新问题有关。（23）陈建功曾现身说法，小说《鬃毛》译成法文后，他赴巴黎参加书展，一位法语读者直言相告，译笔太老了，是他们老奶奶那辈用的语言，读起来不顺畅，甚至读不懂。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用“糟糕”、“索然無味”评价某些图书的翻译质量，美国金介甫也以“马马虎虎”、“低劣”来看待几部译本。（24）谈到翻译的掣肘，张炜坦言好的译者不多，因为质量无法过关，20年来，他推掉的外文版本有十五六部。“最近有位海外华人翻译了《九月寓言》，我请专家看后吓了一跳，里面的翻译有太多误解，所以就没有合作。”“文学走出去不要急，它是另一种语言的再创造，不要急于出多少语种。”（25）很多作品由于时代文化阻隔，即使是同一国别、民族的读者，理解起来都困难重重。斯坦福大学教授Willia A.Lyell翻译《阿Q正传》时用了67个脚注，哭丧杖直译之后，再加上长注来解释这个旧社会丧礼上独有的东西。如此翻译，读懂了中国文学，也会令域外受众发现奥妙。

2002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联合举办“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共评出6部作品，与境外文坛同频共振，去除惯性陈见或简单对比，其意义不言而喻。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人民文学出版社10年前曾授予其《夜半撞车》为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莫迪亚诺致信表达谢意。“我更愿意谈谈在我获知这本书要被译成中文书时的感受。我觉得很幸福。……也许，这本书的中译本，具有比法语原著更多的神秘色彩和奇特意味；这种神秘和奇特正是我在撰写本书时想要赋予它的。”法国勒克莱齐奥2006年也以新作《乌拉尼亚》获此奖，两年后诺奖加身。在各种刺激中丰富自己的表现力，校准方向，扩大影响，成熟的语言和文学正是这样一路走来。

中外作家的面对面交流，与读者的现场互动，国际写作计划和图书展览会等活动，都是作家及翻译作品直接走进异域文化的最佳平台。新加坡1983年举办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全球华语作家共同探讨汉语创作的世界疆界。白先勇与外籍同事叶佩霞合译自己的小说集《台北人》，再请美国人乔志高等作英译编辑，前后历经五年，后来又相继出版了法、日等译本，被译成德、韩、荷兰、意大利、捷克文等多种文字。北岛诗歌的英译首先由中国人完成初稿，再由美国作家艾略特·温贝格写成地道的英文，有问题随时与北岛商量，北岛再继续阅读温贝格润色好的译文。这位同时把帕斯的诗由西班牙文翻成英文，还出版了《阅读王维的十九种方式》的诗人有感而发，在翻译中产生变化、变形的东西很可能才是真正诗意所在的地方。如果原封不动地翻过去，没有一点或增加或减少的损失，在另一语言中那首诗可能就不成其为诗歌了。诗歌写作真正最有权威的可能是翻译，比原作者还有权威。诸多举措意在通过翻译逐渐形成文学共同体，使全世界各民族文学日益紧密联接，相互作用。法国批评家提出过文学作品的外国性，以之衡量能否被译介与接受。德国本雅明翻译波德莱尔《巴黎风光》后写下导言，认为一部作品水准越高，就越有可译性，哪怕我们只能在一瞬间触及它的意义。文学展示的是一部“交织的历史”与一幅“重叠的领土”，文学作品涵盖的广袤内涵使得其进入翻译领地时一马当先。荷兰作家喜欢广义的欧陆文学概念，以便最直接地与“英语文学”形成鼎立之势。德国和法国是荷兰文学在欧洲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荷兰“桂冠诗人”诺姆西·拿瑟尔说，“一个荷兰作家如果没有被翻译，就等于不存在。”当年叶君健向周扬和洪深提议创办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刊物《中国文学》，直接动机是身居英国的叶君健不满国外有关中国的书籍。“认为国外读者只能看到赛珍珠的《大地》所描述的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及林语堂笔下悠闲以及古色古香的中国形象，而不能读到反映新的中国、新的人民的作品。”（26）《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作品3200篇，翻译家付出了创意智慧和艰辛劳作。2001年《中国文学》停办，对外翻译的书刊联动并未罢手叫停，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经典中国出版工程都将当代作家作品的介绍当作重头戏。2010年，在美国创办英语版《今日中国文学》，作为兼职编辑和顾问委员的葛浩文寄寓希望：“将中国学者、评论家和作者的思想直接送到西方读者面前；”“尽管中国文学仍处于‘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即使荆棘丛生，当代中国文学仍可以以其独特的魅力，满足国外的读者，启发国外的读者；”“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一定要双向畅通才是。”（27）文学的海外市场，扑朔迷离面前，只有屏气静心，潜心修炼，才可能契合别人的阅读口味，培育出读者的接受期待。

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批评某些旅外作家因渴望“走向世界”而产生了一种“全球影响的焦虑”，写作时用中文，想象中的理想读者都是西方读者，有意无意间揣摩其兴趣好恶。（28）杨炼回忆在境外学习、传播文化时，不愿被扣“地下、流亡”，“持不同政见之名”的帽子，瞄着西方标准怎么写容易翻译，容易出版，因为“西方代理人在定购中国的痛苦。”（29）很多走出国门的作家确实以其“伤痕血泪”之作开辟了自己的异域天地，凭原来的旧调和新学的洋腔搭建文学家园。晚年林语堂计划回台湾写中文作品，向往中国的生活情调，与中国的读者再续昔日旧谊，亲读者（pro-reader）策略对于双语作家的烧灼之痛，恐怕是内在原因。“中国的海外作家，必须有文化的深度去认识西方，以平常心去思忖自己在世界的处境，才有能力写出圆润成熟的作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本土优势，叙事权力，语言竞赛，母语认同，面对这个复杂的方程式，在中国文学的输出中，至少应注意如此价值选择：以当下性反映目前的中国生活；靠整体性展示自己多元化的全景格局；用独特性破解简单的西方审美观。“藉文字还乡的人，至少可以用扩展心灵视野的方式，将‘中国人的情怀’带出凄惨徘徊的窄巷，到心智头脑竞技的世界文坛上去！”（30）如果某一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毫无兴趣且无贡献，本身又匮乏双语和多语作家，该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将会枯竭。点评归纳名家名作特征，两个坐标系须臾不能离开，作家的民族文学空间在世界文学中所占的位置，以及作家自身在这个空间的位置，两者都有赖于翻译文学来支撑平衡。文学的交接、沟通，走出、进入进程中，迁移转向，再生新发，分寸与尺度，心态和技巧，机遇及平台，作家翻译家都要细加掂量，先适应再上路，继而走出一条通途。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翻译文学与汉语创作的世界性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L13BWW003）

【作者简介】于瑞华，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张联，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注释：

（1）〔日〕大冢幸男：《比较文学原理》，第25页，陈秋峰、杨国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2）Edited by Gonter H·Lenz，《erc.American studies in Germany，European Contexts and Inter Cultural Relations》，P206，StMartin’s Press，1995。

（3）Damrosch david：《What Is World Literature》，P28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4）〔德〕本雅明：《翻譯家的任务》，第118、119页，乔向东译，孙冰编译《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5）〔美〕大卫·达姆罗什、陈永国等主编，《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第2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郭建中：《当代美日翻译理论》，第27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7）《书城》，2012年第9期，第54页。

（8）董乐山：《文化的误读》，第44-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李越：《老舍作品英译研究》第263-27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0）唐弢著：《晦庵书话》，第4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美〕孙康宜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1375-1949》，第645页，刘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2）陈炳良：《张爱玲短篇小说论集》，第67、68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3。

（13）赵毅衡：《伦敦浪了起来》，第13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4）钱钟书：《钱钟书散文》，第555、444-44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15）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第207-211、277、283页，济南，齐鲁书社，2011。

（16）〔美〕布莱德雷·温特顿著，崔婷译：《当词语超越含义之时》，《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17）〔德〕顾彬：《从语言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

（18）要力石：《谋划出书》，第16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19）〔德〕伯特兰·米阿拉雷：《中国小说阅读在西方》，第47-49页，《神州交流》（澳门）第九卷第二期，2012年4月。

（20）〔德〕吕敏宏：《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第231-2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1）引自《作家》杂志2013年第7期，第4-5页。

（22）李存光编：《巴金研究文献题录（1922—2009）》，第861-864、57、142-143、7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3）陈吉荣：《翻译建构当代中国形象》，第1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4）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第5-6页，济南，齐鲁书社2011年版。

（25）张炜：《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9月2日。

（26）谭载喜等主编《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积淀与视角》第328-329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7）〔美〕葛浩文著，潘佳宁译：《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几点看法》，见葛浩文著，史国强编，《葛浩文文集：论中国文学》，第198、204、205页，北京，中华书局、现代出版社，2014。

（28）陆建德：《潜行乌贼》，第2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9）郝振省主编：《出版文化理性研究》，第121页，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30）齐邦媛：《千年之泪：当代台湾小说论集》，第177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