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小说之白眉”始末
时间：2021-02-27 08:02: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穆时英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最早却因作品集《南北极》而享有“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之誉。本文试比较《南北极》与普罗文学的同异,一探穆时英早期小说的创作实况。
关键词:穆时英 普罗文学 异同
1930年,穆时英在《新文艺》1卷6号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李二迫于贫穷,加入了海盗队伍,尽情地抢劫掳淫,以报复富人的故事。小说最早得到《新文艺》主编施蛰存的大力推荐,其他左翼评论家也热烈赞誉:“穆君的文字……确实适合于描写工人农人慷爽的气概,和他们有了意识的觉悟后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我觉得他若能用这种文字去描写近日的过着斗争生活的工农的实际生活,前途是不可限量。”[1]这些评论,首次将《咱们的世界》的主题划归到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的领域,也就在无形之中,将穆初试牛刀的创作定性为普罗文学,《新文艺》编者后来更是直接为穆加上了“普罗小说之白眉”[2]的冠冕,这一度成为当时文坛的强烈共识。此后,穆陆续创作了《黑旋风》、《南北极》、《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及《手指》等作品,与《咱们的世界》一起收录在小说集《南北极》。后又增录了《油布》、《偷面包的面包师》和《断了条胳膊的人》三篇。作品中穷富对立的意识非常鲜明;行语、粗话等体现着城市下层人民用语习惯的词句大量出现;而小说的主人公无论是从农村流浪到城市的小狮子、李二、马二等人,或者是在大都市工厂里受尽剥削,身体受损的“断了胳膊的人”,翠姐儿和阿川等等,都清一色的是无产人士,都具有强烈的甚至暴力性的反抗社会的意识。这些来自创作主体、语言媒介和创作客体方面的普罗文学相似性,是穆初期作品被划归为普罗小说之列的主要原因。相信当时甚为风行的普罗文学大语境对穆时英的初期创作确乎产生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同一语境中的读者也容易用普罗文学的文学规则来对《南北极》进行定性和分析。因此,穆时英和他的小说集《南北极》初面文坛,即被打上了普罗文学烙印。
然而,若结合穆时英的个人创作追求以及当时各方面的评价来重新审读《南北极》,我们会发现,“普罗小说之白眉”这一比喻成就最高、资格最老的头衔,对穆时英而言,始终还是言过其实,稍嫌宽泛的。
首先,普罗文学家们强调,文学的表现对象“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3]。普罗文学倡导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同时亦明确反对光顾个人享乐的“快乐主义”。而小说集《南北极》中,黑旋风的弟兄们,在现代都市憧憬着古老的梁山聚义;李二投入了海盗团,小狮子放弃高薪的保安工作,和富人彻底划清了界限。他们这些群体相别的意识、阶级观念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远远达不到革命作家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集体主义”的高度,相反地,它带着传统帮派甚至是结成匪伙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种寻找反抗共鸣的小团体意识。而且这些团合之后的人们,在个人主义和极端享乐目的的驱使下,恣肆地宣泄穷苦积怨,集体地掳掠物质和女人——恰恰在循蹈着普罗文学所排斥的“快乐主义”。
其次,普罗文学所努力武装和表现的主体——无产阶级,必定是绝对正义且进步的,他们拥有优越的道德,有敏锐的阶级觉悟和激进的斗争意识。阶级区别,也是二元对立的,丝毫没有中间地带。而在《南北极》中,这样的对立是不甚明了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绝大部分的穷人都在诅咒和报复财主蔡金生,但竟然“也有说他好的人。我的哥子就是一个。”而更让马二愤怒的是,他的相好翠凤儿居然在暴动的关键时刻出卖了穷人。翠凤儿出身贫寒,丈夫跟随蔡金生的船队出海,遇溺丧命而没有得到分毫抚恤,年轻守寡的翠凤儿投海自尽,但被马二救起而与其相好。这样的无产阶级出身,可谓根正苗红,但无奈翠凤儿竟然艳羡蔡三姨太太的身份以及金饰,为了得到这些,她甚至不惜与马二的哥子勾结,投靠县长,而最终破坏了“咱们的造反”。除了翠凤儿,《断了条胳膊的人》里的翠娟,《咱们的世界》里的的李二,都是出身无产阶级,但阶级觉悟却明显低下的人物。翠娟在丈夫断臂后离弃了他,李二不但不顾念穷舅舅,而且明言自己“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他顶喜爱的,却是另一阶层“穿着小高跟儿皮鞋的那种娘儿”。这样的穷人主人公们,形象相对消极,与普罗文学家所习惯塑造的无产阶级光明人物,无疑形成鲜明对比。蒋光慈作品里频繁出现的“工人阶级”、“社会阶层”、“穷人革命党”之类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用语,在《南北极》更是难觅踪影。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观念”,在穆时英心中其实十分有限。
再者,对待初期作品《南北极》,穆时英本人认为“当时写的时候是抱着一种实验及锻炼自己的技巧的目的写的——到现在我写小说的态度还是如此——对于自己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并不知道,也没想知道过,我所关心的,只是‘应该怎么写’的问题。”[4]从这番言论,我们可以领悟两层意味:一方面,穆时英的创作,始终坚守尊重技巧的原则。施蛰存在推荐《咱们的世界》时即肯定了穆的技巧:“《咱们的世界》在ideologie上固然式欠正确,但是在艺术方面是很成功的。”[5]与此相反,在当时的普罗文坛,写作的技巧与形式恰恰是不被重视的,重内容,轻形式,是普罗文论的重要特点。钱杏邨曾强调:“普罗列塔里亚在初期所之一的,是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形式。”[6]蒋光慈创作《短裤党》,尽管自知“缺乏所谓‘小说味’”,但依然自我宽容地认为:“本书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就是有点粗糙的地方,可是也自有其相当的意义。”[7]由此可见,形式、技巧的着重与否,是《南北极》与普罗文学一个明显的分歧。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穆在创作初期,对自己路线的归属问题并不是了然于心的,他对《南北极》文学性质的认识,更接近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在文学大潮中摹仿了当时影响颇大的普罗文学,与之在主题内容方面存在契合,但在蜻蜓点水般的交集之后,穆时英最终的选择是新感觉派写作。
第四,尽管施蛰存当初也把穆时英的作品归为普罗文学,但他后来却补充道:“穆时英的最初几篇小说,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尖子。但是,到后来就看出来了,他连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没有,更不用说无产阶级生活体验。他之所以能写出那几篇较好的描写上海工人的小说,只是依靠他一点灵敏的摹仿能力。他的小说从内容到创作方法都是摹仿,不过他能做到摹仿得没有痕迹。”[8]施的评论,中肯地揭示了穆当时的创作内驱:依靠摹仿,而不是对普罗文学清醒自觉的选择。另外,施蛰存对穆的赏识,相信很难不受他本人文学取向的影响,作为新感觉派的另一执牛耳者,我们推测施在穆的作品中早早嗅出“同人”的味道,恐怕也是可能的。
最后,在穆被喻为“普罗小说之白眉”之时,左翼内部对穆的认识依然是有所保留的。1931年,穆时英在《偷面包的人》、《断了条胳膊的人》及《油布》等三篇具普罗文学风的作品问世之前,就已经写成了他新感觉写作路上的第一篇作品:《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这两种风格的交错并存不可谓不耐人寻味。而对于后者,瞿秋白进行了激烈的讽刺,并且暗示穆时英是“第三种人”,“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9]。舒月甚至旗帜鲜明地断定,小说集《南北极》不仅“题材不是普罗阶级的正面斗争,也谈不到集团的政治意识,所以绝对不是一个普罗作品”[10]。
面对舒月的评价,穆时英则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他们给了我一个圈子,叫我站在圈子里边,永远不准跑出来,一跑出来就骂我是社会的叛徒,拒绝我的生存,我为什么要站在他们的圈子里边呢?”[11]穆时英从来不是左翼革命理论的追随者,他也从没涉足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营,他的创作从来就缺乏先行、明晰的政治理念的引导,这就决定了纵然《南北极》再怎么接近普罗文学的创作风貌,那也只能是一种朦胧的相似而已。
注释:
[1]施蛰存.编辑的话,现代【J】,1930年第2卷第5期
[2]编辑的话,新文艺【J】,1930年4月,第2卷第2号
[3]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革命,创作月刊【J】,1926年第1卷
[4]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集【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第737页
[5]同[1]
[6]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拓荒者【J】,创刊号,1930年1月10日
[7]蒋光慈.蒋光慈文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2,第211页
[8]施蛰存.沙上的脚迹【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9]瞿秋白.财神还是反财神,北斗【J】,1932年7月,第2卷第3、4期合刊
[10]舒月.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现代出版界【J】. 1932年7月,第2期
[11]穆时英.关于自己的话,现代出版界【J】.193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