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院校文科科研实力的量化分析与比较

摘要： 科研成果评价是科研院校绩效评价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与理工科相比，文科科研评价体系尚待完善，且文科科研成果评价中往往更重数量不重质量或影响力。本研究采用量化统计分析法，系统收集了近五年各科研院校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的论文，深入探究了各科研院校文科科研实力的现状、发展趋势并进行了系统比较。结果发现：少数几所文科强校长期占据三大文摘收录论文前10位，且五年间未发生任何明显变化。中国科研院校文科科研实力出现了明显分层，表现为综合类院校（传统文科强校）、师范类院校、各社会科学研究院、理工类—文艺体育类—政法、语言类—农林—医药类院校的阶梯格局，其中各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文科科研实力不容小视。对想大力发展文科的科研院校在时间准备、政策连续性及奖励标准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文科；科研实力；三大文摘；最化评估；中国科研院校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015-07

收稿日期：2016-07-30

作者简介：涂阳军（1980-），男，湖南岳阳人，心理学博士、博士后，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学及其与教育质量评价交叉方面的研究；宋雅欣，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汤舒俊，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是各科研院校及各级教育管理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其结果经常被用作教师考核、职称评审、课题申报和资源配置的依据。然而，很多理工类院校或理工类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综合类院校均以基于理工科研成果的评价模式和思路来对文科科研成果进行评价，或者根本就不设置文科科研评估机构，从根本上抹杀了文科与理工科在科研投入、科研产出周期、科研活动内容、科研逻辑、成果影响时间、成果受众等方面的差异。另外，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和复杂性也决定了文科研究的困难性[1]，这从侧面表明在对文科科研实力进行评估时不能照搬自然学科的评估标准和规则。因此，探索并形成对文科科研成果进行有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使其有别于基于理工科科研成果的评价模式，是现阶段在理工类、理工主导类院校或想大力发展文科的其它各类院校中推进文科科研建设的关键点，这对提升国家软实力、打造世界一流文科强校、建设创新型国家意义深远。

对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评价已然成为我国科研评估的主要方法之一，而期刊论文是科研产出最重要且最主要的形式之一[2]。然而，国内有关文科科研实力的量化评价整体上过分强调论文数量而非质量，过于强调某一单位在某层次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篇数，忽略了刊发于各期刊上论文自身的影响力[3]。这与国外形成了较鲜明的对比。譬如，英国科研评估体系为卓越研究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在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中就以影响力为关键指标[4]，而俄罗斯在高校科研评估中也非常看重科研的社会影响[5]。

与著作相比，期刊论文更具时效性，在数量上也占据绝对优势。对文科期刊论文的评价，除期刊本身的层次（如北大核心、南大核心CSSCI、重点期刊、顶级期刊等）、影响因子、特征因子、（总）被引频次等外（如JCR-SSCI、JCR-SCI引证指数等）[6]，国内文科各期刊论文还有可能被《新华文摘》等在文科领域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文摘类期刊摘编，它们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被某文摘期刊转载的论文，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表明该论文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质量[7]，而且许多科研院校还以此作为提升文科科研实力的奖励标准。因此，被某文摘摘录的论文不但能有效映射出刊发该论文的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还能体现该论文本身的高学术质量与高学术影响力，基于对文摘摘编论文的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文科科研评价中重数量、轻质量、轻影响力的导向，不但契合文科科研成果侧重影响力的内在特征，也与我国目前强调提升科研质量的文科科研评价现状相一致。

《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被誉为社会科学文摘期刊的三个重镇，是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三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文摘[8]。三大文摘在摘编过程中更偏重得到学术界公认的优秀期刊，更偏好学术地位高的机构，摘编高等院校中也更偏重985、211高校。它们的影响力既来自其摘编期刊的高影响力，也源自被收录论文作者单位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还源自其自身在摘编过程中的公允力以及文摘主办单位的政治权威性和学术权威性[9]（P5-12）。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收集近五年各科研院校被文科三大文摘收录的论文数，通过量化统计分析法，探讨各科研院校文科科研实力的现状、发展趋势并进行比较，最后对想大力发展文科的科研院校提出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研究潜在的逻辑是：被三大文摘收录的论文本身就内含了基于编辑或学科专家评审的影响力因素，而且被摘编的论文源自范围很广的文科类学术期刊，对被其收录论文的分析，既考虑到了论文本身的影响力，也兼顾了文科学术论文的代表性，因此，统计分析结果能够有效表征各科研院校基于国内中文学术论文的文科科研实力。

一、数据收集过程与登录方法

研究所选文科三大文摘是指《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新华文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和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图书阅览室查阅2011年至2015年三大文摘现刊进行数据登录，数据登录依据两个标准：其一、仅收录长论文，三大文摘某些版块收录的论文过短，不会超过1页，遂未登录。这些版块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的“论点摘要”版块，《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的“学术卡片”版块。其二、按第一作者单位进行登录，但第一作者所在单位须为国内，国外单位不予统计。这包括《新华文摘》中的“文艺作品”、“国外社会科学”两个版块，《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学术演讲录”、“高端访谈”版块。三大文摘某些版块中的极少数论文未包含作者单位，研究也未予以登录。为便于后续分类比较，同时考虑到部分院校在五年间可能仅有不超过1～5篇论文被三大文摘之一收录，因此，在正式统计分析时，仅选择五年间在三大文摘之一至少有5篇及以上收录论文的院校，同时也考虑到院校类型，包括“985工程”、“211工程”院校、理工类、师范类与艺术体育类院校。另外，三大文摘收录论文中有为数不少的发文单位为各级社会科学研究院，遂将此类型单位也纳入分析，总计154所院校。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科研院校文科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

因院校较多，且2011～2015年五年间有120所院校被三大文摘总计平均收录了不超过10篇论文，遂将三大文摘收录各单位论文数按年分别进行了平均，因篇幅所限，此处仅呈现了各单位五年间被三大文摘收录论文平均值排前10的单位（见表1），各单位五年间被三大文摘收录论文的变动情况在下一部分加以论述。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始终排第一，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始终排前10的院校共有7所，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这几所院校也是三大文摘总计收录论文五年平均数排前10的单位。除此之外，在三大文摘其中之一进入前十的高校有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

（二）科研院校文科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五年趋势

研究将五年间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进行组合，共计10种可能的组合，由组合中后一年收录论文数减去组合中前一年收录论文数的差值绝对值，再计算得到差异平均值，此处仅报告了差异平均值变化最大的10所院校，详见表2。

就《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来看，2011至2015年任意两年间，复旦大学被收录论文的平均差异值为6.8篇，表明复旦大学被收录论文年均变化了6.8篇。就《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来看，2011至2015年任意两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收录论文的平均差异值为14.80篇，表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被收录论文年均变化了14.80篇。就《新华文摘》来看，中国人民大学被收录论文的平均差异值为10.40篇，表明中国人民大学被收录论文年均变化了10.40篇。三大文摘年均变化均居前10的单位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自2011～2015年间，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经历了先上升后急剧下降而后缓慢下降再快速上升的过程；而中国人民大学呈整体持续下降趋势，中间有小幅升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则呈整体持续上升的趋势，其间也有小幅升降；其它单位均呈现出复杂的上升下降趋势，整体变动幅度相对较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自2011～2015年间，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经历了整体走高，其间反复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过程；其它单位均呈复杂的上升下降趋势，但上升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整体变化比较平稳。中国人民大学自2011～2015年间，被《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整体不变，但其间经历了反复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过程；其它单位均呈复杂的上升下降趋势，各单位整体变动幅度居中，大多数单位呈整体稳定不变的趋势，但也有少数单位呈整体下降趋势。

（三）科研院校文科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比较

参考武书连对学科类型的划分[10]，将这些院校划分为理工类（39所，占25.3%）、综合类（38所，占24.7%）、师范类（18所，占11.7%）、农林类（8所，5.2%）、医药类（5所，3.2%）、财经政治类（6所，3.9%）、社科院科研机构（14所，9.1%）、艺术体育类（20，13.0%）、其它（民族、语言、海事和海洋类大学，6所，占3.9%）。研究以学校类型为自变量，分别以五年间三大文摘收录论文平均数为因变量，采用一元方差分析法（ANOVA）对数据进行分析，目的是比较不同类型学校三大文摘平均收录论文数是否有差异。

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不同类型学校间差异非常显著，F（8，145）=4.036，p<0.001。因学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理工类（如北京理工大学等）院校收录论文数显著低于综合类（如北京大学等）院校（平均差值为4.54篇，p<0.001），也显著低于师范类（如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平均差值为3.86篇，p=0.005），但与医药、财经政治、社科院科研机构、艺术体育和其它类型院校在收录论文数上无显著差异。综合类院校收录论文数显著高于医药类（平均差值5.35篇，p=0.019），显著高于农林类（平均差值5.20篇，p=0.05），显著高于艺术体育类（平均差值5.33篇，p<0.001）和其它类（平均差值4.42篇，p=0.35），但与师范类和社科院科研机构无显著差异。师范类院收录论文数显著高于农林类（平均差值4.52篇，p=0.026）和艺术体育类（平均差值4.66篇，p=0.003），但与综合类学校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综合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不同类型学校间差异非常显著，F（8，145）=2.974，p=0.004。因学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理工类院校显著低于综合类（平均差值7.24篇，p<0.001）和师范类（平均差值5.10篇，p=0.041），综合类院显著高于农林类（平均差值8.23篇，p=0.016），显著高于医药类（平均差值8.58篇，p=0.040）和艺术体育类（平均差值8.56篇，p<0.001），师范类仅显著高于艺术体育类（平均差值6.42篇，p<0.024）。这一结果表明，综合类院校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师范类院校具有较强的优势。

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不同类型学校间差异显著，F（8，145）=2.190，p=0.031。因学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理工类院校显著低综合类（平均差值4.51篇，p=0.05），综合类院校显著高于农林类（平均差值2.72篇，p=0.042）和艺术体育类（平均差值1.93篇，p=0.004），师范类院校显著高于艺术体系类（平均差值2.27篇，p=0.026）。这一结果表明，综合类与师范类院校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占据一定的优势，但非绝对优势，不同类型学校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相对比较均衡，《新华文摘》在收录论文中并不会特别侧重于某类型的学校。

另外，研究也将这些学校划分为“985工程”院校、“211工程”院校和非985、211的其它院校，并采用同样的统计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三种不同类型院校间差异非常显著，F（2，151）=15.772，p<0.001。因院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985高校显著高于211高校（平均差值4.97篇，p<0.001）和非985且非211的其它院校（平均差值4.60篇，p<0.001），但非985的211高校与其它院校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上，985高校占据绝对优势。

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不同类型院校间差异非常显著，F（2，151）=11.340，p<0.001。因院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985高校显著高于非985的211高校（平均差值7.96篇，p<0.001）和非985、211的其它院校（平均差值6.54篇，p=0.001），但非985的211高校与其它类型院校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上，985高校仍占据绝对优势。

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不同类型院校间差异非常显著，F（2，151）=8.913，p<0.001。因学校类型数大于2，遂进行了事后成对比较分析，结果表明：985高校显著高于非985的211高校（平均差值5.65篇，p<0.001），显著高于其它院校（平均差值4.62篇，p=0.003），但非985的211高校与其它院校间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985高校仍占据绝对优势。

三、分析与讨论

研究通过收集2011～2015年间各科研院校被文科三大文摘收录的论文数，分析了各单位被收录论文的基本情况、五年发展趋势并对不同类型院校收录论文数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具有绝对优势；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具有非常强的优势；而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具有较强优势。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排前10的单位中，几乎完全由8大院校占据，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吉林大学。五年间，许多单位收录论文数均历经了反复上升下降的过程，仅极少数单位出现了连续两年及以上的上升或下降，多数院校整体维持了不变，但少数院校整体表现出上升趋势。综合类院校和师范类院校在《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论文数上，仅综合类院校占据绝对优势，师范类院校占据较强的优势，综合类与师范类院校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表现出较强的优势，但非绝对优势，不同类型学校在《新华文摘》收录论文数上相对比较均衡，并未出现特别侧重某一类型院校的情况。与211高校和非985、211的其它院校相比，985高校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上占据绝对优势。

总的看来，文科科研实力出现了明显分层，这种分层一方面体现在学校类型上，表现为综合类院校（主要为综合类传统文科强校）、师范类院校、各社会科学研究院、理工类—文艺体育类—政法、语言类—农林—医药类院校的阶梯格局，其中各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文科科研实力不容小觑。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不同层次高校中，表现为“985工程”院校中传统文科强校、“985工程”院校中非传统文科强校、“211工程”和其它院校的阶梯格局。首先，从国家层面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来看，我国高等学校本身就存在分层结构，大致可被划分为四个层次，从高到低依次为教育部确定的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9所“985工程”高校、其它“211工程”高校、至少拥有独立学士学位授权的本科院校和非属以上三个层次的其它院校[11]。这一分层结构直接影响了文科科研实力分层，表现为985院校文科科研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第一层次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但这一分层体系并未在“211工程”院校中显现出来，这一原因可能在于“211工程”院校大多为理工类或综合类院校，以文科实力见长者极少。其次，“985”院校文科科研实力分层也非常明显，传统文科强校，如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占据绝对强势，吉林大学和浙江大学勉强挤入文科强势行列，理工类“985工程”高校中，仅清华大学勉强挤进文科强势行列，这反映出理工类高校整体文科科研实力偏弱，无法与传统文科强校相抗衡。本研究发现，至少在五年之内，三大文摘排前10的单位几乎无任何实质性变动，由此可见，在文科研究领域中要想撼动这些文科强校的地位非常困难。再次，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各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是文科科研中不可小觑的一股强大力量，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牢牢占据第一的位置，且各省社会科学院收录论文数仅弱于传统文科强校和部分985高校。最后，在所有院校类型中，综合类和师范类院校文科科研实力最强，理工类相对较弱，而属于文科的艺术体育、政法和语言类院校，其文科科研实力也相对较弱，但这一结果可能与三大文摘收录此类论文较少有关，亦或者这些学科高水平期刊本身就很少，导致在选择收录时的比例较低。

科研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期的投入可能对下一期或者下下一期的科研产出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科研产出会随投入而产生某种周期性的变动[12]，文科科研成果产出也具有明显的时间规律性和滞后期。只是从本研究对五年趋势的分析结果来看，此时间周期或滞后期为约1～2年。文科学术期刊论文产出本身就具有时间规律性，发表论文本身也具有滞后期，而三大文摘论文均选自各文科学术期刊，因此，各单位被收录论文数也将体现出文科科研成果产出本身的时间周期性。从各单位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变化趋势来看，绝大多数院校均在间隔一年间出现了反复上升下降的趋势，少数几个院校还出现了两年内连续上升或连续下降的趋势，只有为数很少的院校出现了超过两年连续上升和连续下降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少部分传统文科强校保持了科研实力的整体稳定性，这些院校既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总量中居前10，也在五年间仅表现了极轻微的变动，它们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表明这些院校在克服文科科研成果产出时间滞后性上表现得更好。而少数几所院校尽管在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总量中居前10，但五年间表现出了极强变动，它们是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表明这些院校在克服文科科研成果产出时间滞后性上表现得更差，这一结果也有可能暗示了五年间这些学校的文科科研政策产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影响到了文科科研成果产出的稳定性。

除《新华文摘》外，其它两大文摘在收录论文上存在系统偏好与特定的选择范围。从研究结果来看，《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在收录论文上偏好综合类与师范类院校，在选择收录论文的期刊方面，可能会更多选择综合类与师范类院校创办的期刊，或者与此两类院校相关的期刊，或刊发此两类院校较多论文的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则偏好综合类院校，次偏好师范类院校，在选择收录论文的期刊方面，可能会更多选择综合类院校创办的期刊，或者与此类院校相关的期刊，或刊发此类院校较多论文的期刊。尽管《新华文摘》显现出偏好综合与师范院校的端倪，但该特征并不明显，在选择收录论文的期刊方面，可能会重点选择综合类与师范类院校创办的期刊，或者与此两类院校相关的期刊，或刊发此两类院校较多论文的期刊，但同时也兼顾了与文科相关的其它期刊，最终其收录的论文在学校类型间的差异不明显。比较而言，《新华文摘》在选择收录论文中兼顾了院校类型的差异，因此，更全面，更具代表性。这一结果也得到其它研究的佐证，王文军[9]（P5-12）对中国学术文摘现状深入分析后也发现，《新华文摘》摘编期刊的集中区远高于其它两大文摘，摘编时选择的非核心期刊也高于其它两大文摘，而且摘编时专业期刊的范围也高于其它两大文摘。另外，《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最多的10本期刊中，师范类与985综合类院校占据了很大比例，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综合类期刊占据了很大比例，《新华文摘》中综合类院校学报、专业期刊、综合类期刊均有，表现得比较均衡，这一结果与本研究得出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更偏好综合类传统文科强校与师范类院校，《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更偏好综合类院校，《新华文摘》未表现出明显院校类型偏好的结论相一致。

本研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研究结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单位的文科科研实力。尽管三大文摘收录论文数能够有效表征基于国内中文期刊论文的文科科研实力水平，但无法表征各单位文科科研实力的国际水平，也不能替代能够反映文科科研实力的其它评价指标。三大文摘在选择收录某篇论文时，已经就各期刊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所收录的论文是优中选优的结果，能够有效表征基于国内中文学术论文的文科科研实力水平。但本研究未对各单位国际SSCI论文进行分析，因此，无法报告各单位文科科研实力的国际水平及差异，这一议题将在作者另一论文中加以论述。同时，本研究也未对文科科研实力其它指标进行分析，这些指标主要包括著作、科研获奖、会议文献和专利等[13]。

对想大力发展文科的科研院校提以下几点对策或建议。其一，提升文科科研实力需要充分的时间准备和政策连续性。从本研究对五年数据的分析来看，五年间三大文摘排前10的院校几乎无任何变动，这一结果表明文科强校具有极强的承继性，要想在短期内提升本校文科科研实力，在排名上有所提升，可能性很小。因此，支持文科发展的政策必须具有长期性，最好在10年以上。然而，各院校主管文科发展的校领导任期一般为5年一届，这会使得想大力发展文科的院校举步维艰，因为可能一届领导的政策还未执行到位，成效还未显现出来，新一届领导的发展思路就已经产生了变化，这对想打造文科强校的院校是非常不利的。其二，对于文科科研实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想进一步提升文科科研实力的院校，在选择奖励文摘收录的论文时，最好不要奖励《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收录的论文，只奖励《新华文摘》收录的论文，因为这两本文摘在收录论文上对“985工程”院校和师范、综合类院校有一定偏好，对于想发展文科的非师范、非综合类“211工程”院校，或想发展文科的“985工程”理工类院校，如果以此两本文摘为奖励标准，则会对本校的文科科研实力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新华文摘》收录的论文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学校类型差异，这表明它在收录论文上并不会特定偏好某一类型的院校，尽管在收录论文上，“985”工程院校仍占据绝对优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文科科研实力院校分层格局的真实体现。其三，对于文科科研整体实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想进一步提升文科科研实力的院校，最好不要将三大文摘收录论文作为奖励标准，因为三大文摘在收录论文上，“985工程”院校均占据绝对优势，这对非处于该层次的院校非常不利。此类院校可考虑以期刊自身的分类等级、影响因子和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下载次数等指标来设置奖励标准。

（感谢湖南大学社科处副处长甘露老师在数据收集方面给予的无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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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