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及消解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异化表现为教育性质、教育组织、教育目的、人际关系和大学精神的异化。异化的实质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深刻、不完善。消解高等教育的异化应该坚持科学理性的高教发展意识,不断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异化;消解

一、何为高等教育异化

有学者充满理性的指出,现代教育背离了教育的初始目的,它不仅没有解放人,使人获得更多的幸福,反而使人受到了更多的压迫。“从当今的教育来看,知识不但没有使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解放,相反,却成为统治学生发展的权威。学生受的教育越多,生命力越是痿弱,心灵和道德受到的伤害也越多,这就是教育的异化。”[1]显然,所谓教育异化,即指人被作为自己创造物的教育所支配和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教育异化具体表现为:一是教育失去了它在本义上作为人培育下一代使之更好的创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而反过来操纵了下一代人;二是教育的目的成为下一代人的发展的目的,而人的发展成为了达到教育目的的手段,人被教育所操纵,教育把人异化了。前者是由于人的因素而使教育失去了它的本质目的,教育的本来作用被歪曲地发挥,即“教育被异化”。后者是指教育或被异化了的教育培养的不是富于人性的人,而是失去人性的人,即“人被教育异化”。[2]所以教育异化表现为两个方面,“教育被异化”是过程和现象,“人被教育异化”是结果和危害。

21世纪伊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两个重要事物的挑战,一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二是快步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2002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1600万左右,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历史性地跨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发展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2004年“高等学校在校生超过20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毛入学率超过19%”[3];2005年,全国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达2300万人,毛入学率为21%。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大众化水平的深入发展阶段。“在精英式研究型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机构过渡、调整或创立新结构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问题。”[4]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时期,也出现了很多背离了高等教育初衷的问题,导致一些矛盾的激化,也一定程度弱化甚至抵消了高等教育的功能和作用,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这个现象我们称之为高等教育的异化。

二、高等教育异化现象及审视

(一)高等教育异化现象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异化,体现为教育自身的异化和人被教育异化,两者互相交织,现象共生。

1. 教育性质异化:高等教育文凭化

高等教育的文凭化,其实就是高等教育作用的虚化,无意义化。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兴旺蓬勃,可实质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本来的社会功用和意义。近年媒体关于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和民工、失业工人同场竞职,有些甚至落败,及大学毕业生待遇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报道屡见不鲜,还有大学生毕业后重新就读技校等新闻,这些其实已经深刻说明了当前高等教育文凭化的第一种情况:学校教授、学生学习了对于生活和工作毫无意义的知识,受不受教育几无差别。主要表现为:有的学校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课程内容严重脱离社会需求;当前专业和职业选择之间较低的相关程度,造成事实上大学生学了大量无用的课程;还有一类是许多人工作已经很出色,也很繁忙,但为了搞个硕士或博士头衔,却也要到大学学习,所学的课程可能对他的工作并无实质帮助。

高等教育文凭化的第二种情况就是一切以文凭为本,接受高等教育的动机、过程、结果都始终围绕在文凭周围,高等教育完全脱离了“水平教育”、“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和“人品养成”,这也是最为可怕的一个方面。当前形形色色的各类成人高等教育淋漓尽致地暴露了这个问题及其弊端。充满中国特色的夜大、电大、函授、成考、自考,还有或被承认或不被承认的党校文凭,各种在职研究生教育,完全成了功利化的“文凭获取”途径。不管什么途径,最终待遇一致,一视同仁。这种情况一方面刺激了人们对“文凭利益”的获取欲望,导致高等教育出现越来越不纯正的局面,同时也阻碍了真正高精尖人才的产生。

这种文凭化高等教育,不仅浪费了各种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浪费了很多人的宝贵时间,浪费了很多人的青春年华,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2. 教育组织异化:高校组织政府化

对于高等学校组织属性的研判,总是停留在两个方面:学术组织和行政组织,而且往往强调其学术属性。我国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大学教师尤其是教授还是“稀有物种”,光环罩身,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重视。然而随着高校扩招和教师队伍的扩大,大学教师的职位和教授头衔自我贬值,严重影响到学校学术权力的发挥,高校学术组织的属性也似乎无足轻重了,进而蜕变成一个十足的行政体。陈丹青教授曾大胆痛陈大学教育正在用“行政思维”替代“教育思维”,想来令人唏嘘。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2005年岁末《新华每日电讯》刊出的一篇专稿《高校“官本位”:中国教育不能承受之重》。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出现行政化倾向,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在增强。”“我国一些院校被定为部级、副部级,连大学校长也被分成局、厅、部等行政级别不同的干部。”“目前‘官本位’意识已经渗透到一些高校党政管理工作、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学者评价与学术认定工作、利益分配等多个层面。现在一些高校,有关教学、研究管理、生产福利的大小事务,大多由学校行政‘官员’决定,教授无法支配。高校‘官本位’影响着高校的决策,就连教授资格的认定,也是由有许多行政领导参与其中的各级职称评定委员会来评断,即使这些部门的负责人有的是教授,但他们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而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参与。”“在许多高校,人们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和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的羡慕。一些学术上有建树的学者,都竞聘系主任、所长、校长等行政职务。”报道借专家之口指出,“这有可能导致高校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偏离,使学人浮躁和学术异化”。

3. 教育目的异化:教育目标功利化

高等教育意义何存?目的何在?从来都是一个让学者充分展示见解的领域。有学者认为:“文化融会与人格完善是牵涉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融会是内容、形式和手段,人格完善是目标、理想和结果。”[5]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Rudenstine)指出:“大学教育应该唤起我们的好奇,开阔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思考,审视我们的价值、信仰,检验我们的设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哲学以及其他不同文化下的生活方式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了解他人,同时更深刻地了解自己。这虽然是对教育的挑战,但却应该是大学追求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探索。”[6]然而当前的一个现象是,“在遵循大众高等教育思想的新兴教育系统中,由于受其出身和抱负的影响,这些学生主要偏向于获取有用的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偏向于成为以承载高深知识和培养思维、情感、教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精英”[7]。伴随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来临,当高等教育距离所有人都那么近以后,我们反而越来越关注教育是否解决人们的种种功利需求,是否解放人的物质欲望。接受高等教育似乎就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它仅仅成为谋生手段了。知识、技能、工艺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追求的惟一目标,人格完善这一根本目的却被放弃;教育不再关心人的心灵世界,不再企盼精神的解放与崇高;高等教育自身似乎也放弃了对于教育的价值、意义和责任的思考。

当前这种目标功利性的异化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倾向。尽管教育部负责人明确指出,反对教育产业化[8],可是我们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市场和金钱的奴仆,越来越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和教育价值,教育已异化为一种投资活动。商人投资是为了赚钱,家长掏钱是为了孩子将来赚大钱。爱因斯坦的先声——“学校永远以此为目的: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至今仍振聋发聩。[9]

4. 人际关系异化:师生关系商品化

学校的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对于学校和教育、老师和学生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很多人回忆过去的大学生活时,有两个方面是非常一致的,一是物资供给上的匮乏,二是充满理智和温情的师生关系。然而在物质生活已经丰富许多的今天,学生对于学校的记忆却远没有过去那么美好。有研究发现,随着大学扩招,大学师生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前大学师生关系存在不少问题:师生之间的交往频率降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职业道德受到质疑,学生不尊重教师的现象时有发生,师生不和谐的现象普遍存在等等。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学生不断增加,教师总体趋于紧张,特别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在校学生人数猛增,专任教师处于全面紧张状态,一些教师要担任两门甚至两门以上的专业课程,由于教师数量的短缺带来的教学工作压力增大,加之高校教师科研工作及其它工作的压力,他们很少有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10]《信息时报》的一个调查显示,在描述对母校的印象时,(大学生)除了留恋和感恩之外,“失望”、“和想象中不一样”、“没感觉”、“可算离开了”这样的词汇使用率相当高,甚至有人干脆用了一个“烂”字来形容。记者还通过调查发现,如今一些高校也确实让学生失望:“学费越来越高,老师越来越不负责,就业率越来越低,教育功利性越来越重……感情是产生于细节的,如此细节,怎能让学生对母校产生感情?”“高等教育时期……奖金、推优保送、就业率等这些赤裸裸的‘物质纽带’成为维系当今高等教育系统的‘钢筋铁骨’。”报道引述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熊丙奇的看法,指出:“目前的教育让学生对任何人都淡漠,都功利。在高等教育阶段,联系学生和老师的就是课时、就业率,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联系。”[11]

5. 大学精神异化:神圣学术腐败化

走进大学校园,五花八门的招生广告、各式各样的培训项目、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扑面而来,显示出如今的教育已由培养人、塑造人的工程异化为一种金融投资活动,教育似乎已经市场化了。在学校,各种各样的知识与能力都被待价而沽,原本应是高尚的教育劳动变成了某些人谋取个人物质利益的手段,导致了神圣的学术研究领域也问题重重,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也严重异化。近年来,高教领域抄袭、剽窃、伪造学历骗取职称、伪造证明骗取硕、博士点等学术腐败现象屡被曝光。《中国青年报》报道太原理工大学一名博士研究生因剽窃他人论文被开除学籍,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通过替考等方式作弊的两名硕士研究生和一名本科生。[12]其实当下的学术剽窃参与者不仅仅有大学生、研究生,连教授、甚至院士、校长也时而传出学术腐败现象。从近年北大教授王铭铭、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合肥工业大学博导杨敬安等涉嫌学术腐败事件,到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汉芯一号”造假事件,可谓层出不穷,其实还有大量因为种种原因尚不为人所知的学术腐败事件。知名学术打假人杨玉圣教授将学术腐败划分为: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学术不端、学术的低水平重复。这种大范围的学术造假形成的腐败已经不可小视,因为它不但影响到下一代人的成长,还将严重腐蚀我国的人文环境和民众的科学素养。

(二)高等教育异化现象审视

高等教育大众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判断的标准常常落在一个经典的数据——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其实这远不是大众化特征的全部。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创始者马丁·特罗教授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除了规模扩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特征——董事会、强有力的校长及其行政管理人员;结构完善的教师层级;在选拔性院校,学术声望的提升与成果发表相联系;教师随时准备着在院校间流动以找寻到职位;在课程方面,选修制体系、模块课程、学分积累制和基于成绩记录的学分转移制在1900年以前都已发展得很成熟,此时学术系科也已覆盖各知名知识领域,还涉及到一些不太有名的知识领域。支持上述事实的是这样一种精神:竞争、机构多样化、对市场尤其是对学生市场的响应,由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和资助来源多样性所带来的院校自主权特征。他将欧洲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要素总结为: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适龄人口的15%以上;除精英大学外,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学生的社会阶层、年龄及种族的多样化;具有职业—专业性教育的实质内容;院校机构高度自治;实施模块课程;实施学分积累及学分转换;有强有力的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经费来源多样化;学术等级相对扁平,而不是如过去那样有着强有力的教授行会。 马丁·特罗认为:“美国在其拥有大众化入学人数以前已拥有了适合于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因此,只要增加人数就可以了。”[13]

很显然,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除了人数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有别于传统精英教育的大众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和结构框架。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传统精英教育模式,实行的是高等教育的集权式管理,加之我国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组织结构上远不能适应大众化的需要。一是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欠缺,高等学校的设置、学校管理者的选定和任命、学校专业和学科的配置调整、甚至学术水平的认定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和行政主导色彩,学校自身不能有效、及时地应对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二是高等学校层次不清,结构失衡。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其主体应该是为数众多的地方大学、高职专科院校,学校层次结构重心应该比较低。而我国虽然也有很多地方大学,可是大家都竞相把办学目标定为所谓研究型、综合性大学。我国当前研究型大学的比例远远超过美国6%的比例,并且增势不减,高校结构失衡严重。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的2003年为例,是年我国共有高等学校211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407所,在校研究生61.75万人;本科院校644所,在校本专科生751.03万人;专科院校908所,在校学生262.68万人。[14]而1996年的美国高等院校共计4009所,其中本科院校2267所,两年制院校1742所。“在这个大学体系中,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约为180所,授予硕士学位的大学约为420所,其余本科院校都为文理学院。”[15]我国大学对于学术型和职业型的分类认识上混乱,管理上划一,既制约了精英教育的发展,也导致高等教育缺乏专业—职业性教育内容。当我们谈论大学生就业难时,很多技校的毕业生却很抢手的事实佐证了这一点。三是高校课程设置僵化、形式单一,学分制流于形式。缺乏与大众化相辅的选修制体系和模块课程,学年制实质和院校间的壁垒使得学分积累、学分转移无法实施。

因而,笔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异化是对大众化模式认识和准备不足的必然后果。

三、高等教育异化的消解

高等教育的一些异化现象伴随着大众化进程而至,也必将随着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而逐步消解。消解的进程,需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科学理性的高等教育发展意识,在大众化过程中切实遵循国家有关高等教育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强调规律意识,淡化个人意志

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教育行政还是学校层面的高校内部管理,来自各级行政首长等及其他方面的个人意志和理念的影响往往超越规律制约;同时由于我们自身探究的局限,我们对于教育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仍然是片面和不完善的,因而在当前的实践中,教育规律的运用确实很有限。所以,消解当前的异化,必须认真探究教育规律,尊重客观规律,贯彻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求国家行政机关要依据规律科学行政,在教育政策层面,尽可能地把握和尊重教育规律,不因领导者的好恶和改变而频繁修订教育政策,尽量消解国家行政权力引起教育的异化;其次要求学校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发展规划,包括专业设置、学科发展、学校定位、办学理念等;最后要求教师应该依据科学原则,根据现实需要和专业、学科背景,有特色的选择课程和课程内容、教授方法,合理处理师生关系。

(二)强调民主意识,淡化行政权力

我国高校组织的政府化、官僚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行政权力无限介入学校各项事务,包括学术事务。这种充满权力和等级的学术领域也就失去了它本应具备的民主平等氛围,学术组织行政化、学术机构行政化、学术刊物行政化、学术水平行政化,进而学者也行政化。很难想象具备高一级学术身份(尤其是类似行政身份)的人可以跟低于他一个乃至几个等级的人平等的进行学术探讨和交流。高校学术权力理应得到合适的尊重,可这绝对不应该是行政化。学术可以有水平的高低,但绝不应该强调学者的等级。高校必须坚守学术圣地:追求真理、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崇尚实务;追求价值、崇尚民主。

(三)强调多元意识,淡化文凭本位

受传统的科举思想影响,我们对于身份和文凭的追求,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中国曾经几乎成为学历社会。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大潮,如果我们仍旧抱着传统的一元人才观不放,势必陷入文凭本位的旋涡。因而树立人才多元意识,十分必要。树立多元人才观,就是要让全社会清楚意识到,这个时代,人才的标准是多样的,文凭仅仅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是个人发展的一个平台而已,并不表示发展程度;不要盲目追求高学历,高学历只是学术水平的标准,不是任何行业都必须追求的标准。现实是,很多行业只要一个人受过一般大学教育都是可以胜任的,那种一切唯高学历是举的观念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有害的。人才的多元观要求学校性质多样、办学方式多样、管理手段多样。落实人才多元观,是一个系统工程。

(四)贯彻落实纲要,坚信行动指南

在高等教育异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后简称《纲要》)的发布实施。《纲要》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明确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加大教学投入。教师要把教学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机制。……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解读《纲要》,认真学习体会《纲要》精神,显而易见,其现实性、针对性十分鲜明。《纲要》正视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也提出了具体发展目标和解决措施,表现出我国教育理论界和教育行政部门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问题认识水平的提高和准备的完善。《纲要》可以被看成高等教育异化消解的具体行动指南,只要我们贯彻落实这一基于务实、科学态度的教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必将带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异化是一个长期和历史的过程,异化的消解历程也必将是长期的。相信只要勇于正视问题,勇于进行反思和探讨,新的观点、观念就会不断产生,高等教育异化的消解就会不断加速。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审视其异化现象,就是要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坚定发展改革的信心,正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所云: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只能通过总结改革经验,充实和完善改革方案,而不是假反思去否定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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