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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云南大理本主崇拜与佛教的融合

    时间:2021-03-26 08:04: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盛行本主崇拜,每村每社都有各自的本主庙。本主神多种多样,有祖先、英雄、石头神、树神等等。甚至融入了许多佛教神祇,白族人民出于自身的理解和需要将之改造成了本主崇拜的一部分;同时,正统的佛教本身在大理地区也很兴旺。佛教与本主崇拜融合并互补,成为白族人民的主要信仰。本文将主要考察云南大理地区白族本主崇拜和佛教的融合情况,并分析其融合的原因。

    关键词:大理 白族 本主崇拜 佛教 多元宗教共存

    看过金庸小说的人想必知道宋朝时候有个大理国非常崇信佛教,以至于连皇帝都出家做了和尚。现实中大理地区笃信佛教是真有其事的。据考证,大理国“段氏自思平起到兴智共二十二王,其中七人(一说九人)让位为僧,一人被废为僧。”[]但是大理地区并不只信仰佛教,还有土生土长的本主信仰。几乎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本主庙”。本主崇拜和佛教相互融合且共存,共同构成了白族人民的主要信仰。

    一、本主崇拜

    本主信仰根植于白族人民的生活中,是白族人民最普遍的信仰。“本主”,白族语称之为“武增”、“武增尼”、“增尼”、“本任尼”等,意思是“我的主人”,是村社的保护神。几乎每一个村社都有各自本主和本主庙,有本主神话及节日、禁忌。只要有功于民,祖先、英雄、平名百姓、其他宗教神祗,甚至石头、大树疙瘩都可能被奉为本主。

    二、佛教传入及其与本主崇拜融合

    佛教在大理白族地区是极兴盛的。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打通通往印度的通道,称为“蜀—身毒道”。《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

    “天竺与中国之交通最早者有蜀、身毒道,即经过永昌地区。所可考者,战国时已通,汉以来而盛,南朝时亦通行。”[1]

    云南处在蜀—身毒道的必经之路上,北接四川,南通缅甸。佛教最初就是循着这条路直接从印度传入云南的,称为“阿吒力密教”。阿吒力是梵文acarya的音译,意为“轨范师”或“导师”。阿吒力密教是公元7世纪以后印度大众部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公元8世纪以后,阿吒力密教由摩揭陀国出发,经缅甸北部传入南诏国,广收教徒,设坛讲经,为老百姓禳灾祈福。阿吒力密教以其咒术、秘法与当地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相融合,相互吸收和借鉴,不断充实和改变自己的内容形式,成为当地民族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的一部分。

    后来,随着与中原地区交往的日益密切,汉传佛教大量传入,特别是元代设立云南行省后以禅宗为主的汉传佛教大规模传入,使阿吒力密教逐渐衰落下去,一部分被汉传佛教融合取代,一部分失去自己的庙宇和信徒,被迫转入农村,娶妻生子,世代家传。之后大理地区的佛教基本上以禅宗为主。佛教几乎从传入伊始,就受到白族人民的尊崇。

    大理国时期,是大理佛教发展最兴旺的时期,由于举国崇信佛教,大理国也被称为“妙香国”,历史上更是有多位皇帝出家为僧。之后,佛教在云南长盛不衰,元代郭松年的《大理行记》记载:

    “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戒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1]

    白族人民在接受佛教的教义、信仰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将佛教因素融入他们传统的本主崇拜中,使部分佛教神祇成为他们本主崇拜的一部分。例如观音菩萨本主。本主祭祀中的《观音诰》说道:

    “妙庄王,老国太,观音老母三姐妹,同锅吃饭各修行,大公主,修行清凉山,二公主,修行四川峨眉山,三公主,功果大,修行南海普陀珞珈山,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2]

    白族人民制作了很多关于观音的神话故事:《观音伏罗刹》、《观音收鱼精》、《观音负石阻兵》等等。

    三、本主崇拜与佛教融合的原因

    (一)实用理性主导的崇拜方式

    白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洱海边,以农耕和打渔为生,这是一切文化的基石。由于文化乃是基于对生活的理解和关照,故而白族的文化是“生存论”的而非“认识论”的。生存论的文化关注的重心乃是现实生活的种种需要,而非飘渺的天国世界。这是一种实用理性主导的文化。表现在宗教信仰中,便是多神崇拜,不同职能的神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例如剑川阳乡村大树疙瘩本主和葭蓬村黄牛本主就因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帮助人们堵住了洪水,使人们免受洪水灾害,故受到供奉。

    伴随着功利性而来的是在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方面具有较大的宽容性。只要新的宗教形式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被接受。

    并且,本主崇拜不是祖先崇拜。人们只说本主是“本境之主”,是保一方水土的村社神,而并不将本主作为自己的祖先来供奉。白族人民的祖先崇拜是个体性的,各家有各家的祖先。祖先崇拜作为氏族成员紧密联系的反映和纽带,主要起到了维系氏族共同生存和团结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和相对稳定的血缘意识和种族特性,因而也就在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方面具有更大的和更为持久的排他性。但本主崇拜并没有这种基于血缘宗族的排他性。

    但是,由于本主崇拜过于注重外部的奉神礼仪,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的宗教教义、教规和经典,也缺少常设的宗教组织。这使得本主崇拜一方面不与现实的社会控制手段形成紧密的结合,对人们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有较大局限性;另一方面它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宗教理论和信仰体系,难以在精神层面完全满足人们的信仰需求并产生约束力。这就给佛教留下了广大的信仰空间。于是,在大理地区可以看到,除了融入到本主崇拜中的部分外,正统的佛教信仰也是十分发达的。本主崇拜与佛教形成了相融且互补的关系。

    (二)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

    由于大理地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人口的流动率小,社会生活十分稳定而少变动,是一个人人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种由熟人组成的社会是“礼俗”的社会。礼俗和法律不同,是在生活实践中由无数小摩擦陶炼和熏习出来的,更讲究情理而非权威。在这样的社会中,血缘关系是社会的纽带,伦理习俗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就是个“差序格局”的社会,“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1]因此白族传统的道德观里找不出一个统摄性的道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也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故而白族社会中所有的道德和法则,都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个组织严密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难以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量关于本主神的日常生活的神话中看出。例如《风流的东山老爷》的故事:鹤庆小教场的本主白姐是位美丽的少妇,时常和东山老爷半夜相会。有一次两人一晌贪欢,直到天亮才惊醒,东山老爷慌忙穿上衣服回到庙中坐于神龛上。人们发现他左脚穿靴,右脚却穿着女人的绣花鞋,而白姐左脚穿绣花鞋,右脚穿靴。[2]可见神和人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区别,神从来都不是超越于万物之上的绝对主宰,对于白族人民来说本主神就和他们的邻居一样亲切熟悉,就像是有着超自然力量,能够为他们解决现实困境的强大邻居。

    并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白族人民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不是将世界、自然看作是一个完全外在于“我”的“客体”或“对象”去“认识”(这种思维方式下,世界和我是没有内在关联的)。用“认识”这种方式看待世界,得到的是“知识”,知识往往是有正误之分的,是非此即彼的。他们“领悟”世界,每一个人的领悟都是具体的,有无限的可能性,无需追求统摄万有的绝对真理。他们的思维中并没有明确的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他们认为,人和世界是一体的,而世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体。人与神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本主神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人格化因素。

    在这种社会形态和思维方式下,白族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土生土长的本主崇拜和来自印度的佛教交融且并存。这种并存是在生活的维度,或说实践的维度上进行的,多元的文化不仅仅是各互不相干地自独立存在着,而是通过人们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交流、对话、共同发展。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文化或许有边际但却是没有边界的。边界是地域上用来上用来划分两个不同单位的界线,在界线两边分属于不同的单位,一过界就属于另一个单位,两方不相重叠。但边际是对中心而言的。从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出来的影响,离中心越远,受到的影响就越小,划不出一条有和无的界线。两个文化中心可以向同一地域扩散,所以常出现互相重叠的边际。文化就像是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线。[1]

    注释:

    [1]参见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第181页、182页。

    [2]张旭:《大理白族史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

    [3]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4页。

    [4](元)郭松年撰,王叔武 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第23页。

    [5]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们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49页。

    [7]杨政业:《白族本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参考文献:

    [1]白族本主神话[M].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杨政业著.白族本主文化[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云南省编辑组编.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三月第一版

    [4]郭松年撰,王叔武注.大理行记校注(元)[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5]张旭著.大理白族史探[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杨学政著.论佛教在云南的传播及演变特征[J].法音(学术版)第1辑,1987年12月版

    [7]费孝通著.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华夏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8]张锡禄著.南诏与白族文化[M].华夏出版社,1991年版

    [9]费孝通著.乡土中国[M].北京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10]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王文光,龙晓燕,陈斌著.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张隆溪著.中西文化研究十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15]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四辑)[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这在白族文化中尤其明显,本主崇拜、佛教等不同宗教在这里相遇。它们之间并没有出现非此即彼的矛盾和争斗,也没有各守阵地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不断交流和融合。各宗教间依然保持着各自的特征和独立性,但同时也能在自身中找到对方的影子,它们在相互交往和融合之中理解了自身也丰富了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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