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文学移位
时间：2021-03-26 08:21:0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作为民族神话英雄主角的精卫，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下英雄末路的真实写照。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改变命运之写照，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现实反映。这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演变轨迹。精卫冤魂主题意象与专制制度背景促成的悲悯、感伤审美情怀具有很大的共鸣点，因此得到更加广泛的接受和书写，成为精卫神话文学移位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关键词〕 精衛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
〔中图分类号〕I20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4-0149-17
① 参见谢选骏《中国神话·四洪水主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研究”（07BZW021）
〔作者简介〕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笔者认为，精卫神话以其溺水前后分为两个主题，溺水前（含溺水）为冤魂主题，溺水再生后为复仇主题（或英雄主题）。两个主题具有因果关联。
精卫神话的重心是英雄主题，然而精卫作为一位失败的英雄，其英雄神话又蒙上冤屈悲剧的色彩。因此，精卫神话的冤魂主题与其英雄主题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区别。英雄主题是精卫神话的核心和起始部分，而冤魂主题则是精卫神话的外延和结局部分。作为民族神话英雄主角的精卫，其冤魂结局恰好是中国专制体制下英雄末路的真实写照。早期神话原型中的精卫英雄含冤而死是先民在每每遭受自然“惩罚”而被迫改变命运之写照，而文明社会中精卫神话冤魂主题则是封建专制体制排抑英雄的历史现实反映。这一变化正是精卫神话冤魂主题文学移位的演变轨迹。
一、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原始意蕴解读
神话英雄的命运结局多半以悲剧而告终，而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原因多半与其英雄行为有关。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成因也是来源于此：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次三经》）〔1〕
在有关洪水神话起因形式的说法中，前人多认为精卫填海神话属于“自然力量的斗争”一类。①就精卫的填海行动来看，这个看法没有问题。但笔者以为，“自然力量的斗争”是精卫神话的第二主题，第一主题应该是“事故致水”。正是这种意外致水事故才导致精卫的死亡，从而构成其冤魂形象的基础。
关于精卫神话冤魂主题的意蕴解读，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重新认识。
首先，关于羿与乌鸦同体关系对于精卫悲剧命运的影响。因为《山海经》原文中有精卫“其状如乌”记载，而乌鸦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凶吉两种不同的解释意象。以至造成后人对乌鸦外形的精卫之善恶正反两极意象的相反理解。有人认为古人对乌鸦表示憎恶，而具有乌鸦形状的精卫则是不祥之物和倒霉的象征。 参见高国藩《精卫神话新解》，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也有人对此强烈质疑，认为乌鸦在古代也不乏吉祥的意象，应该从这些正面吉祥意象中去理解精卫正面的英雄形象。 参见涂元济、涂石《神话·民俗与文学·谈精卫神话》，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
对此，笔者以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纠正极端或偏误。一是对古代文献材料需要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全局来衡量判断其主导倾向和主次关系，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二是古代乌鸦一类古代禽鸟意象并非一成不变，应该从动态关系中去把握其意象演变走向。
否定乌鸦暨精卫论者的主要依据是《楚辞·天问》中“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的提问。其逻辑为：既然乌鸦是太阳里面的鸟，又被羿射中毙命，那就明显表现古人对“乌”的憎恶，而精卫正是这种晦气的、倒霉的象征。表面看起来此语不无道理，但细思起来就经不住推敲了。
诚然，羿在中国文化中影响深远，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羿的靶子就必然是所有古人的公敌。实际上，人们对乌鸦的敌视态度的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太阳的同体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最早关于太阳形象的描绘就与乌鸦同时并生。《山海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2〕正因为有这样的记载，后代关于太阳的描绘都是太阳中有金色三足乌的样貌。 参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原始社会至南北朝绘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所以，与其说否定论者憎恶的是乌鸦，还不如说憎恶的是乌鸦所从属的太阳。但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似乎还没人能张口直接与太阳为敌。须知在中国这种农耕文化的国度中，人们对太阳的依赖和崇仰应该在土地之上，是正面价值取向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抛开乌鸦所从属的太阳不顾，单独对乌鸦进行诋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在太阳崇拜的大文化背景下，羿的角色虽然具有一定正面的性质，但无论怎样也无法达到从根本上颠覆太阳崇拜的文化格局的程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太阳形象及其附属物的乌鸦在华夏民族历史上的正面属性才是主流和大局。
不能想象与太阳同生同在的金乌会成为民心民意的对立面。所以，从先秦以来，乌鸦形象的正面吉祥征兆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商周时期就出现过“乌鸦报喜，始有周兴”的说法，认为乌鸦衔谷之种给周武王带来了吉祥好运。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同类相动”：“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亡也，妖孽亦先见。……《尚书传》：周将兴时，有大赤鸟衔谷之种而集王屋之上，武王喜，诸大夫皆喜。” （《四部备要》本）另外在《淮南子》《左传》《史记》中也有相关记载。这虽然属于谶纬之说，但先民从农耕社会生产者的角度来理解乌鸦与社会族群的美祥关系，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好恶取向来看，《山海经》中精卫神话的记载，无论是“如乌”的形状，还是对其本身活动的描述记录，显然都是正面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