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炉点雪,育才求真

时间：2021-04-17 08:22:06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人物名片：周洪宇先生，1958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担任的主要学术和社会职务有：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和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等。周洪宇教授在教育学理论、教育学史和教育政策问题等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学术著作有：《学术新域与范式转换——教育活动史研究引论》、《不朽的文华》、《周洪宇文化教育史论》、《文化是一种力量》、《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教育公平论》、《教师教育论》、《教育的信念与追求》等20余部。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美）等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其研究成果10余次荣获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作为专家型的人大代表，周教授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积极履行职责，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议案，其中有些政策建议如《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改革高等教育助学贷款制度》等，通过全国人大，反映到国务院和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促成了相关政策的出台，他本人也先后入选“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风云人物”、“纪念改革开放30年基础教育影响力人物30人”等榜单。

著名教育学家、教育史学家周洪宇教授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这样的关系，本刊开设“名家访谈”栏目，承周教授厚爱，答应接受本刊的采访。周教授身兼多种学术和社会职务，工作极其繁忙，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此，我们向他表示真诚的谢意！

刘来兵（以下简称刘）：众所周知，您这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是十分独特的，诸如“上山下乡”、“知青”等字眼深深地烙印在你们的人生道路上，作为其中的一员，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求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周洪宇教授（以下简称周）：的确，“上山下乡”“知青”等词语正是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候的明显标志之一，而且对我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我出生在1958年，是“文革”时期的第一届小学生，当然也第一届初中生、高中生。“文革”时期的中学实行五年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我是1974年进高中的，1976年10月12日下放到湖北荆门的姚河公社。下放初期，我有点水土不服，但是很快就调整过来，渐渐适应了农村的饮食、劳动生活等。在农村，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时间一久，在这种环境下，就产生了困惑，感到长期这么生活，那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生活上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们下乡的时候，已经处于“文革”后期，因此，我呆在农村的时间实际上不算长。1976年底的时候，滞留在农村的知青达到了800多万，其实每年都有100多万的知青通过招工、招兵、招生的形式返城，当然也有一些非正规途径回城的。我当时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回城。但是不知道能以什么方式回城。忽然有一天，我记得是1977年10月12日，恰好是我下放一周年的那天，村里广播响了，说中央决定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知青可以报名，没有“出身”的限制，同等条件下自愿报名、单位审核，只要过了线和体检、政审合格，就可以读大学。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劳动，很激动，觉得机会来了。没想到我们下放才一年就恢复高考了，整整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就这样恢复了。之后便是白天干活，晚上点着油灯复习备考的日子。应该说，知青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所有的生活都是之前不曾体验过的，在此过程中锻炼了身心，磨练了意志，学会了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也留下了异常深刻的乡土记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自我管理，尤其是时间管理。下乡期间，我每天记日记，制定时间记录表，记录每天所做的事情及所花费的时间。时刻提醒自己要抓住时间，要善于抓住机遇。因为机遇就是由很多时间构成的。我抓住了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事情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当年备战高考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幸运的是自己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称为华中师范学院）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由此走上“知识改变命运”的人生之路。我觉得知青生活对我后来的大学学习最大的影响就是懂得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机遇，曾经躲着学、偷着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要拼命地把过去错过的东西都补回来，所以我们这届大学生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抱着不把过去损失的岁月夺回来就誓不罢休的劲头去疯狂学习。

刘：我们知道，77、78、79级三届同学，学习都非常刻苦，留下了许多佳话，您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吗？

周：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大家都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憧憬美好的大学生活，以为进了大学读书，学习就应该有明亮的教室、满屋的图书、众多满腹经纶的教授……没想到我们文科类的历史、政治、中文系三百多学生，第一个学期是在离武汉桂子山本部三百多公里的京山分院度过的。虽然这里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当时算得上学习佳话的可能就是大家都在“比晚”，想法很单纯，就是看谁睡得晚，谁睡得最晚谁才算最用功，谁最用功谁将来才最有可能有出息。由于比睡得晚，早上有时就起不来，影响到早操，各个系之间还在比赛，看哪个系做得好。为保证每个人都能按时出操，辅导员张老师晚上到学生宿舍查房。我们知道每天哪个点张老师会来查房，所以大家就按时熄灯睡觉，很安静。但张老师也有对付我们的办法，他过来后，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我们都以为他走了。大家有的就打开灯看书，有的就在一起开“卧谈会”。我是蒙着被窝打着手电筒看书，结果张老师进来后，他们都悄悄的不做声了，灯也都关了。我在被窝里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没感觉到变化，张老师就把被子一掀，也没作声就走了。第二天早上出操列队时，狠狠地训了大家一通，实际上主要是说我。到了4月份，天亮得早了，也不需要晚上熬夜打着手电筒看书了，我就改成早起读书。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来，天刚蒙蒙亮，就跑到校园里面的梭罗河畔叽哩呱啦地读外语、背单词、背古文。这个时候大家改换成比谁起得早了，生怕晚起了读书时，河边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确实是一种疯狂的状态，每天想的就是学习，争分夺秒，完全不想别的事情，想学习好就行了，一定要把学习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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