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0-0023-06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马克思主义以外的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派别及其思想家逐渐受到关注。思想史学界发现，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影响是非常普遍和重要的。这对于理解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自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一种更为开放、广阔的视角来审视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要求。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对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于近期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30多位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出席了会议。他们不仅展示了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围绕会议主题，就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观点综述如下。

一、社会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

风行于近代中国的诸多思潮和主义，多是西方舶来品。这些思潮和主义，有的已经是“完备性”学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趋于成熟；有的只处于萌芽状态；有的则在某段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甚至处在不同特性的过渡当中。当这些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思潮和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涌入到中国时，思想界来不及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而往往以救国、强国的功利目的为准绳，对它们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合则取，不合则弃。这就使得一些本来处于对立、矛盾关系的思潮，奇妙地相互拼合、交错、杂糅在一起。同时，中国近代思想界在“崇新”的风潮之下，亦多倾向于时新的概念，紧紧追随西方最新的发展趋向，而不固守于原始或经典的意义。这便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界一些复杂的现象。

然而，人们却常常从历史后来者的角度，用已成型的关于某种主义的理论去看待和评价近代史上的诸多思潮。因此，众多思潮和主义之间似乎是界限明晰的，关系似乎也是清楚、明确的。反映在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研究当中，则表现为学界较多关注和研究它与其他思潮的论争或对立。然而，此次会议的多位学者却致力于回归历史本身，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思潮之间互相渗透的复杂而微妙的一面，侧重于分析社会主义思潮与其他思潮(或其他思想因素)的交互作用。

从中国传统思想因素中寻找能与社会主义接洽的资源，是研究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胡伟希(清华大学)的《儒家社群主义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文，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与儒家社群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他认为，传统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与西方社群主义的主张相似，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参与政治来实现社会乌托邦的社群主义思想体系。因此，那些受到西方社群主义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相比，尽管在价值追求，以及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与方法上都形成极大的对比，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他们内在的精神品格却是一致的，都是怀抱且追求“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并且强调社群的具有“德性”的终极价值。马克锋(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墨学与现代社会主义》一文则探讨了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对传统墨学思想资源的重视和吸纳。他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精英、早期共产主义者都认识到墨学与社会主义的相似性，并曾试图将二者相结合，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亦体现了墨学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流派纷呈，梳理社会主义思潮与同时代其他重要思潮之间的关系，成为此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俞祖华、赵慧峰(鲁东大学)的《社会主义：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共同取向》一文，从宏观的角度分别爬梳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以均富与平等为重要诉求的人类崇高理想，是对近代各种思潮都有感染力、辐射力的一种‘共同观念’”，因此，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这三大思潮，都不同程度地吸纳社会主义的思想元素，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或取向，并因其不同的组合与联结方式区隔成与三大思潮对应的三组类型：激进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改良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与儒家大同社会主义。闫润鱼(中国人民大学)则在《试析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叠共识”》一文中，重点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互动关系。她指出，一般来说，社会主义是作为一种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而产生的，而资本主义是以自由主义为思想导引，因此二者与生俱来就是相互对立的。然而，闫润鱼引入了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概念，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主要的方面，相反两种思潮不同程度地并存于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当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新型知识分子，都可名为‘自由’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的自由主义者”。这种“重叠共识”不仅存在于工具层面，也存在于价值层面。

从寻找“共通点”的角度考察社会主义与其他思想的关系，是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克服了以往研究笼统化、简单化的倾向。一种思想的发展，通常都伴随着与其他思想既对立、斗争，又吸纳、融合的过程。前者可为其攻城拔寨，使其在思想史上确立重要的地位，后者则确保了其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因此，从思想融会的角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更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及其发展历程。

在对社会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进行探讨的过程当中，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热烈的讨论。

对于闫润鱼提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重叠共识”的观点，多数学者表示了赞同。俞祖华、赵慧峰指出，从中外思想史的实际情况看，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虽有分歧与对立，但也有着思想的交集、趋同与重叠。尤其在近代中国，远离资本主义、亲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较早感觉到社会主义思潮之脉动并表现出某种认同与向往的也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先驱。而在五四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中国思想界之主流的背景之下，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提出“自由社会主义”或“修正组合型的自由主义”的模式。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也认为这两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不仅不是对立，还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具体到中国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者即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倾向，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而到了30年代，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干思潮”，学习苏俄成了中国社会各界普遍的观念。卫春回(华东理工大学)指出，40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推崇民主社会主义，并曾提出将政治民主与

经济民主相结合。究其实质，政治民主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重叠不仅存于思想层面，知识分子也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在现实制度的层面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对于两种思潮之间的“重叠”，刘颖涟(北京师范大学)则强调从动态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史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便走向了对社会主义的吸收和借鉴。20世纪初期，苏联的列宁主义与所谓“修正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而“修正的社会主义”在西欧却走向与自由主义的合流。两种思潮不同流派在国际上的离合与流变自然影响到了其在中国思想界的发展。

然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过分强调思潮之间的“共识”会有使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的危险。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指出，每一种思潮之所以成为独立的思潮，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很难共通的。何晓明(湖北大学)也认为，如果把“重叠共识”无限地放大、延伸，则在很多思潮之间都能发现所谓“重叠共识”，这样的话，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也就太泛了。因此，在注重它们的“共识”的同时，仍然有必要界定好各种思潮的内核。

于是，与会学者从理论的层面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核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其发生“重叠共识”的可能性。邹小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倾向于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经典的定义。他认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应该是原子论的个人主义，然后围绕这个核心产生出一个系统的理论，包括了经济上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政治上的用宪政保障个人自由。尽管自由主义在20世纪前期发生了流变，并逐步发展到用适当扩张的国家权力去干预经济生活，但对市场经济的坚持却是不变的。而社会主义的价值核心则是集体主义的，虽然其流派众多，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也莫衷一是，但是对公有制的坚持是贯穿始终的。因此，区别二者的核心在于经济领域。王法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潮能够并存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恰恰说明他们当时并未能很好地消化这些理论，对外来的西方思潮只是囫囵吞枣而已。闫润鱼不同意邹、王两位学者的观点。她指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都不会否定公平、公道这些价值，但是之所以成为不同的流派，在于把什么价值看得更重要，把什么价值放在首位。就其实质的思想特征来说，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宪政国家对个人政治自由予以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而社会主义不同流派之间共同的思想旨趣，则在于“对私有资本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对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对公有制的坚持是其核心。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二者的核心价值存在于不同的层面，因而可以并存。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依据其关于近代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综合论的观点，也认为应该从不同的层面来分析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从中国近代史上来看，社会主义就常被作为一个经济的概念，自由主义则常被作为一个政治的概念来用。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思想家那里，自由主义本质是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本质是经济社会主义。这与闫润鱼的观点恰可印证。因此，一个思想家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社会主义是并不矛盾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背景下，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被认为是势不两立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也表现在对相关历史的构建当中。然而，当我们身处后冷战时期，再次把目光投注到冷战前的中国近代社会主义发展史，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需要重新进行梳理和定位。但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仍然还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尤如耿云志先生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在思想学说层面迄今仍是一个理想，并未得以实现，这就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存在诸多差异。因此，有关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话题，分歧往往多于一致。不过，会议上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引导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意见，有助于推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发展

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之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仅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一种思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够取得快速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以现实制度的形式得以稳固的确立，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于其发展历程、背景及发展动力都须多加研究。学界过去对社会主义思潮发展历程的梳理，就思想流派而言，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一支，在时间段上则多侧重于五四时期。近年来，随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渐趋后移，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想家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使得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的研究无论在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得到了拓展。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即体现了这一趋势，并多有创新。

两位学者探讨了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之前的传播和影响。王继平(湘潭大学)的《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传播》一文，充分肯定了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初期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它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发展史上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掀起的社会主义浪潮，却将他们自己赶下了中国现代政治的舞台。五四以后，中国便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发展的新时代。王天根(安徽大学)在《晚清域外报刊与“社会主义”语境中无政府主义学理》一文中，比较了晚清时期中国域外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报刊——东京的《天义》与巴黎的《新世纪》在学理上的异同，论述二者在政治舆论的遥相呼应，以及两派学人纠葛所引发的舆论纷争，从多个层面探讨了西学东渐背景下进化思潮、国粹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清末报刊的关系。

关于3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状况，张太原的《20世纪30年代自由主义者眼中的社会主义》，以《独立评论》撰稿人为代表，阐述了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随着30年代社会主义潮流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苏俄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地位之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抱有一定“同情与赞许”。另一方面，他们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又有“批判和指责”。由此可体现出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对立与合作并存的双重性。对于张太原指出30年代社会主义已成为知识界一种潮流的观点，郑大华深表赞同，并提请需注意到三个背景：其一，苏联“一五”计划取得成功；其二，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其三，中国知识界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急切寻找民族出路。之前，学界比较强调第一个背景，然而郑大华强调，后两个背景始终贯穿着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对于每一次社会主义发展高潮的形成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值得进一步研究。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从对苏联经济体制的

崇尚转而希冀西欧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然而这一理想终归破灭。以往学界对于其中原因做过一些探讨，刘颖涟在《抗战后中间知识分子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破灭原因再探》一文中，着重考察了国际、国内现实与其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之间存在的距离，认为三大矛盾的存在阻碍了其理想的实现，即：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民主宪政理想与一党政治当道之间的矛盾、民生主义需求与代表豪门资本利益的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在1945--1949年这个转折点的走向，还成为今后中国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卫春回的《试论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若干认识》，探析了抗战胜利后，推崇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考。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一方面高度评价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计划经济体制及经济平等，表现出对经济民主的强烈向往。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充分注意到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尤其是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而导致的对个人权力和民主政治的损害，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政治理性和价值判断，富有启迪意义。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试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是会上唯一一篇涉及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文章，但却另辟蹊径，梳理了在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想斗争的历程。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民粹主义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极力克服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胜利。

在短短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既广且深。从宏观角度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关注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当中。比如说经济领域，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各流派着重于对私有制的批判，以及对公有制的推崇。3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出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兴趣，而到了40年代，对分配领域的公平、公道则给予了更多的强调。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值得认真探讨的。而具体到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在本土及域外都出现过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各个流派之间的合作与斗争的复杂关系，以及这些社会主义流派与非社会主义流派的关系都有待细化研究。

三、思想家个案研究

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自20世纪初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以后，即以其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强烈批判，以及对未来世界的美好设计而引起世人关注。许多非社会主义的思想家都纷纷谈论到社会主义，并对它进行自我的阐释。而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形成一股重要而强大的力量，也正在于其汇聚了众多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思考。这次会议在思想家个案的研究方面，不仅突破了既往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主的局限，将更多的思想家，如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国民党人、域外思想家等都纳入了研究的视野，对过去研究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也都有所创新。

张礼桓(聊城大学)的《论胡礼桓的大同思想》考察了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胡礼桓的大同思想的形成、内涵与来源，指出其大同思想除儒家学说以外，还杂糅了佛教、墨家的诸多说教，以及来自西方的宗教、哲学及社会主义等思想元素，因而富有时代性与世界性。文章对胡礼桓的大同思想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其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相比，虽然显得凌乱、错落，但是其“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康有为，在所涉及的内容上，认识的水平上，也丝毫不亚于康有为”。

两位学者探讨了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当时国民党人及之后学界认为是个不主张“民生主义”的“二民主义者”。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经过细致的史实梳理和考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宋教仁与社会主义思潮》一文中指出，宋教仁不仅是晚清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者之一，而且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做过认真比较、研究。在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当中，他倾向于平均地权和“国家社会主义”，只是他本人并不认为这些都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此外，迟云飞亦指出，社会主义终究不是宋教仁的思想主流，他关注最多的还是民主宪政、政党政治。这也是他在组织国民党时愿意让步，并淡化民生主义的原因。刘文丽(首都师范大学)在《戴季陶与社会主义思潮》一文中，阐述了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在辛亥革命前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关注和研究。作者认为，这表明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面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亦不得不调整其思想与行动的坐标，并且主动地采纳了社会主义的元素。

宗教人士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忽视，李少兵(南开大学)的《佛陀与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新派佛教徒的“社会主义观”》，探讨了20世纪初期以太虚为代表的高僧，及其影响下的以张宗载为代表的佛化新青年的“社会主义观”。在他们看来，佛学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二者“目的相近，手段不同”，因而他们一方面主张以佛学来补救社会主义的不足，另一方面又主张引用社会主义作为改造旧佛教，进行佛教革新的动力。李少兵的这一探索，扭转了人们认为佛教徒“四大皆空”的误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积极人世、有志改造社会的佛教徒与新文化运动的互动。

中国近代的诸多思潮多为西方传人，因此在梳理这些思潮在西方的源头时，影响较大的域外思想家也常为思想史学界所重视，拉斯基就是其中一位。他被认为曾对民国政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并且是倾向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灵魂，但是，关于拉斯基与近代中国的研究“长期以来仍限于人事关联和思想影响的浮泛论定”。翁贺凯(清华大学)在《拉斯基与近代中国：研究概况与前景展望》一文中，提出须防止拉斯基思想影响的浮泛化、扩大化，并意图通过“拉斯基与近代中国”这个课题，深入探究拉斯基的思想内涵及其发展流变，明晰其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总体光谱中的相对位置，从而更为准确地厘定拉斯基对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影响。

此外，三位学者分别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研究也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何晓明的《心弦上乐谱的记录——瞿秋白对社会主义苏俄的观察与思考》一文，通过瞿秋白1921年至1923年对苏俄社会主义的实地考察，剖析了他对社会主义现实和前途理性而冷静的思考。何文的这一探讨充实了人们对于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的《感性人格的跃升与陈独秀的社会主义选择》一文，试图跳脱出文献本身，尝试凸显非理性因素及其与理性思想的冲突、整合对思想人物所起的作用。因此，文章将“情绪”因素作为独立范畴进行考察，通过陈独秀理性人格、感性人格的消长、冲突以及最终的整合这个互动过程的论述，说明陈独秀是怎样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的。张宝明的《“天堂”之路：“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以李大钊之“新理想主义”为个案》，从“竞争”与“互助”，“物”与“心”的角度阐释了李大钊“新理想主义”的形成和内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

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一向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核心的思想内涵和发展过程。对非社会主义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行研究，亦可大大充实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并体现出不同思想因素与社会主义思潮发生的碰撞。在个案研究中引入心理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我们捕捉到史料背后的思想家个体的真实意图，然而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心理学的阐释可以作为史料之外的补充，而不能完全代替对于史料的分析。

四、中国近代史上社会主义的研究展望

此次会议涉及议题较广，不仅整合了近些年来从中国近代思想史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思潮的相关成果，在诸多层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并且就一些关键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助于学界对该领域重要议题的宏观把握。与会学者在深感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主义亟待深入研究的同时，提出了在今后研究中有待加强的几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亟待重新梳理和细化研究。在横向上，应当拓宽社会主义的范畴，将众多非主流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想家都纳入研究的视野，对它们分别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从而全面、丰富地展现诸多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在中国发展的情况。同时，在纵向上，应当对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向前追溯，向后延伸，并且对于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都应加以细化研究。总之，广义的社会主义传播史的完善仍需要众多细化研究的支撑。此次会议虽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仍然远远不够，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并推进相关研究。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有待细致梳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主要借重于西方，然而社会主义的流派众多，不同思想流派和政治势力的种种离合关系及其演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还有待深入研究。此外，中国社会主义的传统思想资源亦需要进一步挖掘，近代史上中国社会主义不同流派之间，及其与其他思潮之间的相互渗透、斗争的相互影响也有待厘清。

第三，在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应该处理好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思想史研究中需要普遍注意的问题。历史的逻辑与理论的逻辑往往并不完全一致。没有理论的修养和指导，我们无法把握和明晰不同思潮的轨迹，但同时也要防止用理论的先人之见去推导历史的发展。在思想史的研究中，仍应尽可能还原思想在历史流变中丰富而复杂的面相。

第四，应该加强思想史学界与党史学界、政治学界的学术交流，互相借鉴、吸收彼此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共同推动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社会主义的研究。

[责任编辑　李文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