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诗与“诗意”
时间：2021-04-18 07:51: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历来，人们从诗乐中所得到的都不仅仅限于“诗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们从“成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诗、礼、乐中修身做事。
可这个视角依然还多限于个体。诗、乐等文化形式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中有更大的世界，包括经济与金融。
在中国，人们从《诗经》中读取那个已经远离我们的民间与庙堂，读到那时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风貌，比如《诗经》里的《大田》中有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虽然后半句的意思究竟是“（雨）还要下在我的私田上”，还是“（雨）也下在正在收割的奴隶身上”尚有分歧，但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社会中已经存在劳役地租。
在国外，在经济思想接近起源处的地方，人们会想到赫西俄德。他的那篇《工作与时日》是古希腊流传下来的第一首以现实为题材的史诗，“实际上可以说是一部道德格言集和农业历书”。就是这首史诗第一次使用了“效率”一词，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的《经济思想史》中说它“开启了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并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
诗（或史诗）只是藝术形式中的一种，也只是文化符号之一。事实上，人们一直都有尝试在各种文化形式及文化中找寻经济和金融的成因、结果与影响。
1904年起，韦伯开始发表一系列有关民族精神气质与该民族经济发展的著作，其中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本书导论的最开头，韦伯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研究任何有关世界的问题时，都不免会反躬自问：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那些文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如我们常爱认为的那样）存在于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发展中——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呢？”
下面的讨论中有两个角度，颇让人有些出乎意料，这两个角度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建筑。韦伯同样提出了耐人思考的问题。既然其他民族的音乐听觉至少不会比西方弱，既然各种复调音乐、乐器合奏以及多声部的合唱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早已存在，既然音诗，全音、半音在不同的音乐中也早已作为表现手段，为什么只有西方出现了记谱系统，出现了奏鸣曲、交响曲、歌剧等等这样一些艺术表现形式？
而在建筑方面，韦伯则问，西方的建筑学的技术基础来自东方，而且尖顶拱门和对角拱形的拱顶结合东方大概也不会不知道，可为什么，只在西方，“合乎理性”地使用了哥特式拱顶作为分散压力和覆盖所有结构空间的手段？并且扩散它到了西方中世纪所创造的雕塑与绘画之中，而成为了一种风格基础？
在再次问完为什么只有西方存在议会这样一种政治组织形式之后，韦伯才将话题转到了资本主义。他说欲望在任何人，任何民族那里都存在，它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限定为“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这样的行为绝非西方所独有，可为什么后来只有西方，而不是印度或中国呢？韦伯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以上所有情况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这种“理性主义”，反映在音乐建筑上，也反映在政治体制上，经济金融制度的选择自然也难逃其外。韦伯用整整一本书阐述了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
不止是韦伯，许多学者对文化与经济间的互动做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和平教授等学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许多人熟知卡尔·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关系的论述；通晓葛兰西用经济利益和主导性文化来共同解释政治结局的思路；也可能熟悉波兰尼将宗教和文化看作是节制市场过度作用的要素；还可能知道班费尔德将意大利南部的落后归咎于其居民过度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并将这种状况称为“不道德的家庭主义……”
文化与经济金融从来没法割裂，却也因“庭院深深”交互驳杂而难以细分，可只要留心观察总可察觉那些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今年的《中国诗词大会》之后有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我们不仅需要诗意，还需要理性。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上个世纪曾说中美有一天会合流。“诗意与理性”，愿有一天，它们能在中国“双双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