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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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英时先生的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采用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以朱熹作为个案来考究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文化，通过着力于宋代这种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是怎样的历史建构，说明了政治斗争在朱熹的思想和理学的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余先生通过考察朱熹的历史世界，将学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给予了理学传统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新的解答。
【关键词】朱熹 士大夫 政治文化 理学
【中图分类号】G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5）01-0016-02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8月。以下简称《朱熹的历史世界》，引用只注页码）是海外史学界一代宗师余英时先生于2002年完成的一部有关宋代政治史、文化史的著作。该书采取有别于传统思想史、文化史研究的路径，着重从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的互动过程中来考察宋代理学的兴起与演变以及理学范畴的提出与深化，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语境中去，探究一代大儒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与他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宋代士大夫“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之宋代独有的政治画卷，同时对理学产生的原因、南宋中期政治史等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新见迭出、发人深思的见解。
本书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通过勾勒“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结构与形态”的通论，介绍了宋代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及与之相关的儒学思想，着重分析统治集团阶级成分的变迁，由此导致了宋代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及政治运作模式中新因素的出现，即宋代士人政治地位的上升导致其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其突出表现即在权力结构中君权象征着政权，相权代表着治权，由此内部日趋分化的士大夫集团围绕相权的斗争使宋代政治运作出现了新的形式——“国是”，理学型和官僚型的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冲突开始显现，并一直延续到庆元党禁，强调了皇帝在其中的作用恢复了南宋孝光宁三朝激烈的党争这一“遗失的环节”。如，余先生对内圣外王作了广泛的讨论，以说明修身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为了行道于天下，与皇帝共治的中介环节。余先生率先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国是”体制化、法制化，并给予政治制度的保障，为政治争论涂抹上道德的色彩，使党派分极化的王朝。此外，他还通过分析论述具体事例，说明皇帝和大臣怎样以操纵“国是”的修辞权压制其他士大夫的异议。
如果说“上篇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下篇则揭示“朱熹时代理学集团与权力世界的关系”的专论，立体而全面地呈现出了传统中国的政治、学术以及思想的典型运作状况。余先生用殷实的史料说明，书中涉及的像朱熹一样的众多士大夫，自始至终都关注着中央政府的政策及其对于全国的影响。通过探究当时理学家群体心理向度与政治经历，为宋孝宗晚年的政治改革发幽抉隐，并挖掘南宋“庆元党禁”与官僚集团更多的真实面貌，还采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孝宗与光宗心理冲突的深层原因，从而揭示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群体最终命运的必然性。
余先生在本书中着重将道学（理学）看成是自始至终致力于中央政府决策与政策实施的改革运动。细辨“道统”“道学”“道体”等概念在理学史上的演变，重新检讨了理学的起源与形成，并进一步发掘其政治涵义，与传统哲学史、思想史的固有观点迥然异趣。余先生别出心裁地以主要是被视为学术史、思想史材料的宋人语录、文集等史料，将朱熹往昔被人忽视的一面展现在读者眼前，更将宋代士大夫曾经活跃其中的那个政治世界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让我们看到了命运的抗争、万千的思绪，体验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情怀，实践着信仰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索和现实世界拯救的努力。
《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问世对当今中国史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在“新史学”与“新汉学”两大史学派别截然对峙、并驾齐驱的态势中，该书石破天惊地宣布传统史学的强势回归，屹然成为前二者之外的第三势力。因此要想透彻地理解该书的学术意义，就必须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大环境中去考察。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大致有两条主线：其中一条是所谓“新汉学”，主张史料的发掘、考订是史学的头等大事，反对对史料作疏通，尤其不赞成作主观的理解，这一派的代表无疑是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先后经胡适“整理国故”运动、顾颉刚“古史辨”运动、傅斯年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学术实践之后，这一派在中国史学界取得了主导地位，尽管先后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甚至冲击，但毋庸置疑，他们才是民国史学执牛耳者；另一条主线则与其针锋相对，虽然不反对辨析史料的真伪，但他们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而是主张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史料为证，对中国历史发展作出规律性说明，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帮助。这一派学人的主张发端还早于前面的史料派，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明确提出要以西方进化论史观来撰写新的中国史，被认为是史观派开宗立派的宣言，但不久被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打断，“史料派”也对“史观派”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不过史观派并未就此中断，尤其是1930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使得新史学以唯物史观的面貌重振雄风，逐步已能与“新汉学”分庭抗礼，并于1949年以后在大陆史学界取得了绝对统治地位。90年代以后，“新汉学”又以“国学”的面貌东山再起，现今“新史学”再度以“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引领学术潮流。某种程度上说，民国以来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新史学”与“新汉学”互争长短而各自发展的历史。[1]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史学是否只有上述两条发展道路？是否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实际上无论是史料派，还是史观派，在他们各自繁荣发展时期，内部都蕴育着一些新的因子。客观地说，考据发展到后期，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在历史事件的细节弄清之后，是否历史学就停留在琐细支离的考据上面？是否史学不需要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民族危机的阶段史学是否仍然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作一个旁观者？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史料本身，以通识指导细节研究。向来被视为考证巨擘的陈寅恪先生对唐代门第升降、宗族传播与种族间冲突融和之于唐王朝政治发展的意义，陈垣先生对元代与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史的两个细节问题的研究，以及严耕望先生对唐代交通关于其时政治、军事、民族、经济、宗教等等的宏观把握，均是建立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所以，“史料比较、考订的目的，还是为了提出历史的解释”[2]，可以说，这一发展方向是事有必至。这样，史料派的工作不知不觉间已经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史观派（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长期繁荣发展，也面临自身的一些瓶颈。有学者认为史料派和史观派，“前者阵容强大，成果显著，大大超过了后者”，史观派最重大的成果仅有一部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3]。
这些都促使传统史学的回归。早在民国时期这类学人便互通声气，抨击前二者，他们以柳诒徵、钱穆、蒙文通、缪凤林等人为代表，与史料派相比，他们也非常重视史料的真伪，但是不赞同前者“为考据而考据”的琐细工作，主张在考史的基础上整体性地把握历史，进而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在这一点上他们似乎与“史观派”相近，然而他们认为后者仅仅是机械地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在对西方历史进行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得来的，并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因而主张回到中国历史本身，从史料中发掘中国历史独特的规律与价值。钱穆曾说 “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即史实与通识，前者是基础，后者尤为难能可贵，“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4]作为钱穆衣钵传人的余英时尽管后来还有其他学术背景，但无疑前者的观念对他影响至深，所以不难理解作者研究宋代政治文化的原因，“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而选择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切入点，是在于“理学家的特殊贡献虽在‘内圣’之学，但他们并未脱离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因此如何从‘内圣’转回‘外王’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他们继承了北宋儒家重建理想秩序的运动，‘回向三代’也’——政治秩序则是其始点。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依然是他们的共同要求”（页423）“本书断定宋代儒学的整体动向是秩序重建，而‘治道建，用原始儒家的语言来表达，便是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页118）“所以宋代理学家越是有志于秩序重建的，便越下功夫研究时务，我们决不能把他们想象成终日‘静坐’，沉浸于心、性、理、气之中。
余先生通过本书还原了宋代士大夫（包括理学家）在时代风云中重建秩序的种种努力：使仕途险恶、成功渺茫，但为了使国家与社会变得更好，朱熹时代的理学士大夫们仍然承担起他们的社会政治责任，力图与皇帝共治天下。他使我们认识到宋代儒家士大夫是在共治天下的精神激励下不断地从教育、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推动着现实政治的改革更新，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世传统，在君权和官僚体制之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政治批评和建设资源。宋儒尤其是朱子代表的理学家在实践世界中的面貌精神，得以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呈现。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余英时先生的把理学放在儒学传统中去认识，，深入到北宋政治文化的变动之中和儒释之间的交错互动中求索探讨，把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放在宋代政治文化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因此对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参见王学典，陈 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P31—111、581—712.
[2]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P652.
[3]景戎华.《现代史学的反省与展望》，《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P125、126.
[4]钱 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