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一种历史研究范式的困惑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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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文化转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学术走向,不仅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新思潮的风口浪尖。□敏锐的新文化史家自己发现了陷阱,并进行了自我审视,焦点在于文化是否可以无限制地解释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超越文化转向
[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继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向”之后,当代西方史学界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文化史兴起并成为主流。〔1〕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是“文化转向”的产物,它肇始于法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美史学界崭露头角并迅速发展。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Lynn Avery Hunt)主编了题为《新文化史》的论文集,首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
然而新文化史却在20世纪末遭受广泛的质疑。出人意料的是,主导质疑的并非受批判的社会史学者,而恰是深受新文化史影响的亨特本人及一批历史社会学家。1999年,在《新文化史》发表10年之际,维多利亚·邦内尔(Victoria E.Bonnell)与林恩·亨特共同主编了论文集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中译本《超越文化转向》于200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曾经躬逢“文化转向”盛会的学者,在书中试图反思文化转向所引发的问题,对其未来走向进行审视与预见;不仅如此,其讨论不再局限于历史学领域,而是扩大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范畴。《超越文化转向》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最新学术走向,不仅走在史学研究的前沿,而且站在了西方历史学、社会学诸学科新思潮的风口浪尖。
一、新文化史与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该书中,亨特对10年前“新文化史”的提法进行了反思,不再单纯提“新文化史”,而代之以“文化转向”。英国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亦言:“‘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2〕
战后西方史学界盛行的社会史研究风气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但在这两种理论内部,也在逐渐发生重心的转移,对文化史的兴趣渐增,成为“文化转向”的第一种理论基础。此外,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法美两国一批历史学家不满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他们在广泛吸收上述诸种理论的基础上,把重心放在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上,逐步发展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了以新文化史的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正如该书引言中所说:“文化的研究方法十分成功地颠覆了经实践证明可取的唯物主义的隐喻,这个隐喻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或者一经济、二社会、三政治文化层面(根据法国年鉴学派)。”〔3〕文化研究具有绝对的能动性,不仅不再依附于政治、经济和社会,而且转而塑造和生产它们,其地位也“由地窖升至阁楼”。正当新文化史逐渐取代社会史的主流地位,并以方兴未艾之势蔓延至历史学的各个分支时,问题暴露了。事实上一些问题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就产生了。
二、《超越文化转向》对新文化史的再审视
敏锐的新文化史家自己发现了陷阱,并进行了自我审视,焦点在于文化是否可以无限制地解释一切,以及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的问题。该书重新审视了新文化史,并尝试性地提出了要“超越”局限的概略前进方向。
第一,从“一切皆文化”到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调和
彼得·伯克曾对新文化史近30年的发展情况作过总结,将其研究课题归结为以下七类: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历史记忆、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社会语言史和旅行史。〔4〕31,57—72从“文化转向”之后,原本自成体系但采取新研究方法的诸如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微观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等,都被评论家用“新文化史”一以概之。
新文化史以包罗一切之势蓬勃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几乎任何东西都能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化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3〕11那么继柯林武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大胆断言: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皆文化。
然而,当文化的重要性被强调到极致时,也存在着危险。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文化的能动性究竟有多大?正如邦内尔和亨特提到的:“如果文化研究如同格尔兹坚持的那样依赖于意义的阐释而不是对社会科学解释的科学发现,那么把什么用作判断阐释的标准呢?如果文化或语言完全弥漫意义的表达,那么个人或社会代理(social agency)如何能够得到识别呢?”〔3〕10过于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会犯下把一切都囊括在文化之下,却什么都解释不清的通病。历史学家如果只专注于提供“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5〕14,而不理会因果解释,那么当一切都沉浸在文化中时,因果也无从区别。
事实上新文化史的这种困境与其和社会史的关系密切相关。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当代史学的一种主流,“社会”失去了原本被赋予的巨大解释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史本身的式微,更不能代表史学其他分支的消亡。社会史在“文化转向”之后接受了来自新文化史的批评改造,并逐渐走向社会与文化并重的道路。
对于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引发的两难,亨特等人开始认识到对社会因素的绝对排斥失之偏颇。他们拒绝激进的文化论与后结构主义将社会范畴完全排除在外,而认为:“社会作为一个范畴,其本身也需要加以研究”,并主张运用新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从比较性分析方法的再生到在广阔的不同背景下对微观历史事件的探索,来对“业已丧失用处的作为一种范畴的”社会进行再考察和重新配置。〔3〕11,27对于文化的定义也不应局限于符号或语言的解释,而应放在更加具体、社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他们回归到历史的文化分析当中,调和了社会史与文化史,提出了“文化的历史社会学”(cultural historical sociology)〔3〕84—85的新界定。
第二,从旧范式的崩溃到新范式的超越
新文化史又与解释范式的崩溃密切相关,文化转向既是解释范式崩溃的结果,又是原因。“文化转向只是加强了崩溃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发的研究是由于自身负担过重而崩溃的:学到的东西越多,就越难以将那种知识整合到现存的范畴和理论中去。”〔3〕10
对于旧范式的崩溃,新文化史家用语言和文化代替社会和经济范畴,用“符号”取代“阶级”,试图创立一种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化模式或范式,并将其作为广泛分析文化意义的工具。但这种范式无法解释某些来自于社会实践的执行,而非仅靠符号之间的对照“阅读”就能理解的意义,此外也造成了语言、文本与具体实践的脱离,较易陷入认为形而上的知识具体可触,形而下的物质反而不可捉摸的误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学术界正是因为对既有社会科学解释范式不满而转向“文化”的,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文化转向及其新的解释范式产生新的不满。当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共同面临旧新范式先后带来的问题时,完全可以在社会文化的重新界定中找到共同话题。他们认为对“文化转向”的超越,并不意味着要重回以经济或政治决定文化的旧模式,而是转向对社会范畴的重新概念化。在对新范式的超越方面,书中也提到了最近许多年轻学者聚焦于文化与社会生活最明显和有效交叉的场所——具体的物质文化生活领域,例如对家具、枪炮或服装的研究,使文化成为日常社会经验组成部分而获得具体形态,并且这些形态使文化代码变得清楚。〔3〕11—12
第三,对“文化”的重新界定
超越文化转向提出的另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对“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界定。10年前的《新文化史》并未对文化作出明确的界定,招致了许多批评。在该书中,威廉·西维尔(William·H.Sevilla)和理查德·比尔纳其都撰文阐明了新文化史家应有的文化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文化”的重新理解和界定问题,是超越文化转向的好处之一。
西维尔认为文化最为有效的概念是作为系统与实践之间的一种辩证法,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有着特定一致性和定义的符号和意义的系统,又可以作为一整套的实践。比尔纳其认为文化研究者用文化和语言代替社会和经济范畴,用“符号”取代“阶级”,寻求到的完全是社会世界的不可归约的依据,探究到的也只是与实际相差甚远且不可复归的社会。他坚持:“承认文化是一种用于分析的‘名义上的工具’将会把它解放出来,去从事社会学解释的工作。”〔3〕13—14
三、反思与走向
综合关于新文化史的论争及其问题分析可知,要真正“超越文化转向”,必须对以下问题进行反思。
其一,在叙述风格上,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预言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复兴和格尔兹 “深描”的理论对其影响巨大,但若一味强调叙事和“深描”而不辨因果,有可能从根本上陷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例如叙事方法选择的例子在哲学上缺乏说服力,仅是一种言辞而非科学的证据;叙事要求史家具备全面的分析经验及技巧,要做到这些十分不易;一味追求叙事还可能回到纯粹的“好古主义”,造成过分偏重耸人听闻的一面,而忽视占生活大部分的枯燥与繁琐。〔6〕19—46因而新文化史家必须反思叙述策略,要承认因果性叙事也要有坚实的客观性史实为基础,而不可对史实随意地叙述、想象或解构。
其二,在历史书写的对象上,新文化史家不再只聚焦于精英的舞台,而是转向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在其视野中,小桥流水人家比琼楼玉宇更值得关注,原为“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研究焦点,已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他们在“下探民隐”的尝试中遇到的一大问题是,下层民众能否“说话”?因为在古代,下层社会都是无话语权的群体,欠缺“发声”途径,我们今天所见关于下层民众的描述,基本都依赖“精英”的记录。那么这些侧记的材料如何得以重建?如何聆听下层民众自己的声音?〔7〕对于间接的材料,必须花费一番淘洗的工夫,才能较为真实地展现小人物的面貌,这也是新文化史家要突破的难题。
其三,在资料的斟选方面,必须对史料有起码的尊重和敬畏,不能任意地当做文学作品来想象、批判和解构,也不能不加选择地将任意文本纳入研究分析范畴,仍需要对文本进行筛选和甄别。因为文学作品大多经过了想象和再创作,属于虚构的领域,而历史是事实的领域;世界可以作为文本来阅读,但毕竟有别于文本。
其四,在注重微观研究和进入社会底层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具有普遍意义的宏观事件,传统的宏大叙事的分析仍有其合理的方面。对于微观和底层的研究有助于“发微”,探究具有独特视角和意义的事件,而对宏观历史事件的考察,又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诸多问题的存在,该书出版后,曾在西方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文化史未来走向的论战,《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两家杂志先后组织了对此问题的专题讨论。对于作为历史学殿堂中新潮流的新文化史,劳伦斯·斯通的一席话颇具启示意义:“历史学这门学问一直有很多华厦巨宅,而且若想在未来也能继续繁荣昌盛的话,还必须维持如此的局面。任何一种‘文类’(gee)或学派占了主流都会导致狭隘的山头主义、自恋狂、自我揄扬、轻视他人或对非我一派加以排斥攻击,以及其他无法令人苟同的或是自我毁灭的情况。”〔6〕19—20正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史在西方某些国家“当道”,造成不健康的状况一样,新文化史如果过于陶醉其在史学界主流地位的话,同样既不利于其自身,也不利于整个历史学界。
实际上新文化史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处于积极的内省状态中。新文化史并不是要去排挤或取代社会史、政治史或经济史,而是去挑战它们,并因此拓展视野,来刺激和检醒整个历史学,促进其繁荣。“文化”问题也不仅是历史学的重要课题,而是一个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新文化史也需要与其他相关学科携手,致力于跨学科的研究。
该书在总结文化转向得失的同时,并未能对“超越”之后的文化史应该如何书写给出具体的答案,而是使用含糊其辞的阐述来提出大概模糊的方向。邦内尔和亨特说道:“该书不拟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范式,而且毫无疑问,作者们对这样的范式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看法存在矛盾。他们也许会满足于某种不那么野心勃勃的东西,抛弃宣称要么能解释一切(如同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范式曾经希望做的那样),要么什么也不能解释(如同后现代主义有时用对解释本身的拒绝似乎暗示的那样)的主张。”〔3〕25那么,新文化史该向何处去?仍然有待思考和解答。
对新文化史的再审视,正如比尔纳其的立场,“文化转向”的代价固然很大,但不“文化转向”的代价更大,目前必须要做的,应该是去“超越文化转向”。如果说历史的潮流如同钟摆,在“超越文化转向”之后,历史的钟摆应该不会从“文化转向”的“顶点”荡回“原点”,那么它将荡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20世纪欧美史学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一是自60年代以来“社会史”挑战了传统史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二是到了80年代,“新文化史”取代“社会史”成为史学界的宠儿。此处文中所指“重大转折”即是指第二次转变。
〔2〕[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4期。
〔3〕[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Peter Burke, What Is Culture History, Cambridge, U.K. Malden Mass.: Polity Press, 2004.
〔5〕克里福德·格尔兹认为文化是寻找意义的一种阐释科学,文化语境中的事物可以得到“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论断。参见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elected Essays(New York,1973).
〔6〕[美]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古伟瀛译,载《历史:理论与评论》2期,台北人文书会,2001。
〔7〕王笛认为,下层民众是可以说话的,这取决于从怎样一个角度去使用记录下来的资料。参见王笛:《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叙事方法的思考》,《史学月刊》2006年5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