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炳实：多重身份的“伪装者”
时间：2021-05-05 07:58: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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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家麟教授在1951年纪念厦大校庆30周年时，曾在《回忆与期望》一文中提到他的老师肖炳实：“肖先生教过我们中国文化史，是为同学们所敬仰的一位老师，他循循善诱，还介绍许多新书……可是在一天上课时，肖先生不见了。”
一位厦大教授，为何会平白无故消失？
而此后的历史上，曾有过这么些人：李特蒙、肖翰、肖璞、马先生、俞汉章、袁楚西、俞鸣九……这些名字看似毫不相干，事实上，它们都是肖炳实离开厦大后使用的化名。
原来，他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情报工作者，长期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国际情报工作，曾掌控中共福建财政大权，并一手建立了大西北情报网。
教授、和尚，扮啥像啥
厦门大学大南3号（原厦大大南新村16号），是一幢两层小洋楼，背靠五老峰，面朝大海。如今的它就像一位安详的老人静看潮起潮落，但在8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敌我较量。
租住洋楼的人就是肖炳实，其公开身份是厦大教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1929年秋，受组织命令，肖炳实由组织安排从上海大夏大学转到厦大文学院担任中国文化史教授。临行前，上海党组织特别通知他，到厦门等待福建省委来联系。
带着妻子和儿子，肖炳实风尘仆仆地来到厦大，当时设在鼓浪屿上的中共福建省委很快便与他取得了联系，并决定以他的教职身份和社会地位为掩护，将他的住所辟为省委聚会的秘密据点。
为了安全起见，肖炳实一家三口特地租了华侨的一栋单独洋楼。同时，省委指示厦大党支部，肖炳实“不参加学校党支部，由省委单线直接领导”，暗地里的身份是中共福建省委与党中央联络站的联系人，时任省委军委秘书陶铸是他的直接联系人。
如今走进小洋楼，阳光洒在小花园里，西式风格的楼房显得优美、宁静。当时小楼地点僻静，发生紧急情况可以迅速往海边、五老峰等撤离，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隐蔽场所。
除了为省委聚会提供秘密据点外，每回党中央派人来时，肖炳实就安排住在家里;党中央以郑福初的名义由上海银行汇款给福建省委做活动经费，就寄由他转交。
每当省委召开会议时，肖炳实一家就忙开了：他的妻子负责购买食物，准备与会人员的用餐;而他当时年仅10岁的儿子肖纯，就在小洋楼外边玩耍边望风，发现有陌生人来，就马上回家报告，肖炳实也在楼外放哨，确保会议安全。
实际上，在腥风血雨之中召开这些会议，只要有任何疏忽，他们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会议保密程度非常高，有时甚至连肖炳实都不知道参加会议的人是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从陶铸那里得知，当年进出他家的有叶飞、廖华等人。
不久，国民党当局发现了中共中央汇给福建省委巨额活动经费的蛛丝马迹，并从中认定肖炳实是掌控共产党福建省财政大权的“在逃要犯”。蒋介石亲自下令“全国通力缉拿肖炳实”，一场精心策划的“反革命大围捕”上演了。
1931年3月25日上午，大南3号被国民党军警团团围住。当天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在鼓浪屿的秘书处和宣传处同时遭到破坏，肖炳实的身份暴露，军警立即前往厦大搜捕他。
但当国民党军警闯进小洋楼时，里面人去楼空。
原来，国民党军警刚到厦大时，陶铸已经赶到大南3号，带着肖炳实走小路来到南普陀寺，找到他们的朋友——方丈太虚法师。随后，在太虚法师的掩护下，他们扮成僧人，悄悄离开寺院，抄小路翻过蜂巢山，出鸿门，就像真和尚一般神态自若，捻珠而行，向市区走去，最后在鹭江道坐船来到漳州南山寺。
当时南山寺是中共闽南特委机关所在地，由于陶铸要到农村成立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一支队，便托朋友把肖炳实带到泉州，在5月乘船去了上海。
一身真本事，逃出天罗地网
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被破坏后，中共中央寄给福建省委的活动经费就是通过肖炳实转交的线索被敌方侦悉。他们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国民党省政府，后又密呈国民政府行政院。
国民党在全国布下了天罗地网。
“各军各省市政府饬属一体协缉务获归案究办！”这份编号为第一一五四号的通缉指令，是由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签发的，可见国民党抓捕肖炳实的决心。
此后长达五年里，肖炳实时刻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
而另一头，虽然刚与危险擦肩而过，肖炳实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信仰，毫不犹豫地投身于更为险象环生的国际情报工作之中。
1931年，在上海经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介绍，肖炳实参加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工作。从1931年到1943年，整整12年时间，肖炳实接受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领导，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情报工作。
肖炳实有许多“特长”，如驾驶汽车、游泳、化装、摄影等技能，以及密码翻译、密写暗语和书写方法、情报传递、接头与联络、对文字情报的掩护和保存……这些都为他日后情报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他潜伏于上海，却全局负责华南、江西、武汉、南京、上海一带的情报工作，并发展了许多优秀人才加入远东情报工作中。他还挑选了40多名青年，送到莫斯科学习无线电技术，这些人学成后大都潜伏到日本各军事重地建立地下电台。
1934年11月，肖炳实又一次与敌人进行了斗智斗勇的较量。当时，他被派往日本开展情报工作。国民党侦悉后，图谋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引渡猎捕。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肖炳实在国民党魔爪尚未伸到时，便潜回了北平。
1935年8月下旬，肖炳实从北平南下到上海。在火车上，他看到了报纸上登着自己的通缉令。他知道，一张大网早已为他张开，只要火车一到上海站台自己就逃不了了。
直接从上海下车肯定不行，于是，肖炳实就在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车站下车，住了一宿，第二天改坐汽车，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上海。
之后，他的战友和好友史沫特莱保护着他，躲藏在英籍同事家中，最后乘船从海参崴转莫斯科。
在莫斯科，肖炳实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和经验被写成文字出版，成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的学习范本。
“改行”当商人，建立大西北情报网
1937年，我国战略交通要道形势严峻。
兰州作为西线的重要站点，是连接关内外的重要枢纽，通过它，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批军火、物资、药品和各类军事人员得以顺利抵达抗战前线。
为保障国际援华抗日西线战略交通要道的畅通，肖炳实又接到命令，去兰州布建情报网。
1938年春，一名厦大教授，摇身一变成了商人——肖炳实化名俞鸣九，以皋记商行经理的身份到了兰州。
从文质彬彬的教授“转行”当皮货业大老板，肖炳实当得一点也不含糊。
平日里，他以大老板的身份，和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商各界上层交往频繁，生意颇为兴隆。国民党官员万万没想到，他们经常光顾的皋记商行，实际上就是边务处兰州情报中心所在地，正是他们想方设法想要摧毁的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设在兰州的情报指挥中心。
在商业活动中，肖炳实设立情报站，以经商搜集情报;从事商货接送时，他又假扮司机，掩护交通员传递情报;在与国民党官员的交往中，他则实行“广交朋友”的策略，从而侦悉隐秘情报。
在兰州工作期间，肖炳实用三部地下电台进行情报通讯联络和传递，设立固定、轮换或流动的交换情报和接头地点，有中山林、黄河雁滩、黄河北皮毛仓库、皋记商行大门洞“小杂货铺”、官园街一个独立小院等。
所有情报由情报员收集，归由肖炳实和他的秘书孙若梅统一整理，翻译成俄文，再交给两个不同组织系统的电台发报通讯，或派交通员取送情报，从而布建并形成了严密的情报网体系。
事迹收进厦大烈士纪念室
1943年，肖炳实回到家乡江西。当时他还没有找到中共党组织，但他并未放弃革命，利用家乡的寺院办起文化补习学校，对当地老百姓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成功地组织了农民抗税斗争和学生的反美反蒋运动。
1949年春天，肖炳实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他以萍乡和醴陵为基地，大力发展进步青年，向革命队伍输送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仅在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创办的军政大学里，由他审查和介绍的就达600人之多。
1949年11月，肖炳实奉中央组织部调令进京，在全国总工会任俄文翻译，后历任全国教育工会副主席和中华书局副总编。他的儿子曾不解地问：“为什么您出生入死，终于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却只当了副总编？”肖炳实教育儿子说：“有多少人为全国的解放而牺牲了，我们能活下来，已是十分幸运，我们应该感到知足，而不应有所抱怨。”
“文革”期间，肖炳实遭受残酷迫害，含冤而死，享年70岁。
肖炳实刚正不阿，敢于坚持真理。在“文革”中，许多造反派、革委会纷纷找肖炳实按他们事先定下的框框写证明材料。肖炳实常拍案高呼：“我就写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否则一个字也不写。”
就这样，他为300多位同志写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其中包括陶铸、刘仁、宋凯夫等重要领导人的材料，使这些人后来都获得平反。
1979年，肖炳实得到平反。追悼会上，他去世前所在的党委送来了挽联，上书：“干革命鞠躬尽瘁，为人民奋斗终生。”这是其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02年，也就是在肖炳实去世32年、离开厦门大学71年之后，在“福建第一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暨罗扬才烈士纪念室”里，厦门大学把肖炳实的事迹单独成版收进展室。
（本刊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