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初创时期的往事略记（1951—1952）

摘要 刘国钧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图书馆学教育家、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文章通过信件、档案和相关文献，撷取他在1951—1952年期间，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前后的几个片段，记述他在学科初创时期遇到的困难和作出的贡献。

关键词 刘国钧 王重民 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6.004

刘国钧（1899—1980），字衡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先生学贯中西，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图书编目、文献学、中国书史、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在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中认为，“他是一位如泰山北斗一般的里程碑式的学者”，“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的贡献，在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界，可说是无出其右者”[1]。今年正值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笔者通过信件、档案和相关文献，撷取先生1951-1952年期间，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前后的几个片段，以纪念先生及其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

1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初创与刘国钧的调入

1947年2月，王重民从美国回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9月，在北京大学胡适校长和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帮助下，担任由他参与创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主任。

学科教育初创，王重民碰到了很多困难，生源得不到保障。图书馆学专修科在1947年第一学期招收学生8人，第二学期便只剩下3人了，到1949年毕业时仅剩1人[2]。1949年，图书馆学专修科创立两年后，王重民向校方申请改为四年制本科，但没有通过校务会批准，原因为教授人才不够[3]。王重民面向海内外学者招揽人才，但成效甚微。1950年9月30日的北京大学工作人员登记表显示，图书馆学专修科仅有王重民（1947年入）、孙云畴（1950年入）、王利器（1947年入）、陈绍业（1949年入）和万希芬等五名教师，另外还有几名兼职教师，而科内真正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仅有王重民和陈绍业[4]。

1951年2月21日，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召开座谈会，研究设置图书馆学系和博物馆学系的问题。会议建议自本年暑假开始，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扩充为系，并设图书馆学函授班[5]。关于课程设置，本次会议决定组织课改小组，草拟图书馆学系科的课程、教材编译办法及设备标准。小组组员推定为王重民（召集人）、孙云畴、刘国钧、向达、吕叔湘、彭道真、孙家晋、陈鸿舜、贺昌群[6]。作为知名专家，时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的刘国钧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刘国钧作为唯一一位外地图书馆学学者来京参加此次会议，与王重民的推荐分不开。王重民在科内师资力量短缺的情形下，1950年曾向校方申请聘任刘国钧前来任教，但被校方否定[7]。刘国钧虽然仅比王重民长三岁多，却在图书馆界有更高的辈分和成就，而且刘国钧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纂部主任（1929—1930年）时，王重民是编纂部索引组组长，属于上下级关系。两人互相了解，王重民希望通过刘国钧的加入丰富师资力量。

本次会议结束后，王重民一直以来建系的愿望就要得以实现，但是如何达到图书馆学系整体发展的要求又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挑战。1951年4月21日，王重民组织召开北京大学图专科务会议。记录显示，因计划专修科改为系，学校允许扩充教师数量，王重民计划聘请刘国钧、毛坤、徐家璧、李小缘、王川等人任教。最终如愿仅有刘国钧一人。从本次会议的记录来看，初创专修科太过不易，学校对此并不重视，王重民的性格也非八面玲珑，与校方的沟通不畅。王利器认为王重民要对校方强硬一些，孙云畴也鼓励其放手去做，王重民则无奈地表示“努力也不发生效果，比如送去九个全没被通过，根本不考虑，相信我们请不到”[8]。

1951年7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报告院系调整初步计划，已报教育部审核，其中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9]。8月22日，刘国钧出现在图书馆学系暑假第一次系务会议上，并任代理系主任，原因应是王重民当时还担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如果他不在系中时，刘国钧帮助行使主任之职[10]。

1951年，作为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进京工作不久，便经10月2日文化部文物局第2479号函批准，北京大学10月17日269号复函同意，被聘为北京图书馆兼任研究员[11]。在建设新中国的理想指引下，刘國钧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北京，他踌躇满志，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2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与刘国钧的教学科研

刘国钧去世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一份关于刘国钧生平的文字有如下记载：“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教育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图书馆学系的课程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坚守教学岗位，亲自主讲过许多专业课程，他的讲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12]。这些成就离不开他多年的努力，也经受了很多困难。栉风沐雨砥砺行，在扩充为系的初期，王重民、刘国钧和他们的同事面对新的变化，经受了更大的挑战。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的资料，本节对刘国钧和图书馆学系在1951年和1952年期间教学科研方面的探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951年10月4日，科务会议决定重要课程须编写讲义和提纲，共有如下分工：刘国钧负责“图书馆学概论”和“图书分类法”，王利器负责“图书目录学文选”和“中国目录学概论参考资料”，王重民负责“目录学概论”，孙云畴负责“图书编目法”[13]。到1952年，老师忙于教学，但并没有教材，仅有教学大纲，而且有三个班学生，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要上三门课，非常辛苦。仅有刘国钧编写完成《图书怎么分类》，这成为全国图书馆馆员少有的业务学习读本[14]。

此时，图书馆学系又面临一个更为巨大的挑战。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全盘苏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图书馆学系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一叶小舟，难以掌握前进的方向。8月25日，在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办公室编制的《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案中，图书馆学系再次改回图书馆学专修科，修业期限定为两年。专修科教师8人，旧生47人，新生20人，校舍设城外新建教学楼甲[15]。

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的1954年左右的科内总结看出，院系调整后初期，专修科行政对学生的管理工作不够，老师认为同学们对教学改革要求不切实际，发生过轻视教师，不信任科行政的偏向。行政领导也不能拿出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及时处理问题，影响了教师和学生的情绪，这个现象在1953年得到了很好的改善[16]。

1952年度第二学期，也就是1953年上半年，刘国钧在二年级编目课中讲主题目录，在分类课上讲自然科学书与应用技术书间关系时已很受欢迎，原因是学生容易领会，而方法是讲两遍，使得学生将预习、复习等环节也融入到课堂中，加之实习上的充分准备，使得学生非常喜欢这些课[17]。

院系调整后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变化，一是重视政治理论学习，二是加速学习苏联的步伐。专修科调入懂俄文的舒翼翬以加强师资力量，他在1952年翻译了苏联莫洛托夫图书馆学院的《图书馆学教学大纲》和《图书馆目录教学大纲》。从1952年度第二学期的工作计划可知，刘国钧所负责的图书整理方法（分类编目）教学小组计划学习苏联的《图书馆学教学大纲》和《图书馆目录学教学大纲》，刘国钧负责撰写图书编目法教学提纲，并且翻译苏联图书馆教材[18]。1952年度第一学期新开的两门课“对待读者工作方法”和“图书补充登录典藏”的教学大纲，均为吸取苏联教学大纲的经验而成[19]。

这时的专修科有三个教学小组：图书整理方法教学小组，目录参考教学小组和读者服务工作教学小组[20]。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看重实习。在学习苏联经验后，教学从以前的一次讲授配合一次实习改为讲完一个小单元后，方才布置实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1]。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刘国钧认识到俄文的重要性，1952年12月开始自学俄文，到次年4月后，便能够陆续译出苏联原版的《字顺目录组织法》《文艺图书分类法》《关于大众图书馆读者目录的组织》等小册子和论文，为分类、编目两门课增添了很多材料[22]。学习苏联文章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将苏联教材的理念和精神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抛弃和批判美国的图书馆学思想和方法，这是刘国钧和图书馆学专修科同仁探索的一个重要时期。

3 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的撰写和出版

重拾教鞭的同时，刘国钧应邀撰写《可爱的中国书》一书，这本书的主要撰写时间在1951年的夏天，正是在他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前后[23]。11月13日，他完成前言，1952年7月，此书作为“爱国主义小丛书”之一由建业书局出版。

刘国钧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使读者能够爱好书籍、目录学和祖国，因“书籍对我们的意义可以说是重大到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地步”，“现代书籍所以能出现的三个主要条件：纸、雕版和活字印刷都是我们中国人最先发明，然后传布到世界各地去的，都是我们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最有光辉的贡献”[24]。

新书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第二年即重印。1954年，刘国钧将其修订，取名《中国书的故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5年6月出版。新版的发行依然不俗，并重印多次，1963年7月出版了修订后的第二版。在这期间，该书还被译为英、俄、日等国文字向海外发行。1978年，近八十高龄的刘国钧虽然重病在身，依然接受了出版社再版的任务，并请系内老师郑如斯参与共同修订此书，于1979年8月出版了第三版[25]。《中国书的故事》的发行量共计106500册[26]。

刘国钧不仅将《可爱的中国书》修订为《中国书的故事》，同时围绕这个主题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如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史简编》、19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印刷》、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等专著及1953年第八期《图书馆通讯》的《书是怎样生长起来的》，1962年2月17、20、22、24日在《光明日报》连载的《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等文章，这些成果奠定了刘国钧在中国图书史、印刷史和出版史研究的学术地位[27]。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0年8月14日，专修科会议讨论下学期课程时，王重民讲授的选修课《中國书史》也在计划之列，但没有资料证明王重民讲授了此课[28]。撰写《中国书史》是王重民多年以来的想法，甚至在1970年代，他还写信给自己的硕士生鲍世钧，希望他能够调入北京大学，帮助自己晚年的科研工作。1973年9月19日，王重民给鲍世钧的信中谈到因更多时间用于编写《中国书史》，以至于影响了《中国目录学史》的进展[29]。

4 结语：刘国钧致王重民的一封信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始人、重要的管理者和建设者，王重民和刘国钧克服困难，披荆斩棘，专心学术，提携后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学师资力量和专业人才，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在本文落笔前，以对两位先生的无限敬意之情，将时间拉回到1951年4月刘国钧先生来到北京大学工作之前。他不仅出席了1951年2月21日教育部计划专修科扩充为系的座谈会，而且也参与了此后的筹备工作。4月，为了下半年将专修科改为四年制图书馆学系，王重民先生去信邀请几位校外专家为课程草案建言献策。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的资料可知，刘国钧、吕叔湘、李小缘及贺昌群四位先生都给予了意见回复，最后图书馆学系课程安排便是吸纳四位专家的意见而成。笔者抄录刘国钧先生致王重民先生的回信全文作为结语[30]。

有三吾兄左右，日前奉九日手书，并课程草案，觉大体颇为完善，其中稍有可以商榷之处，谨条举如次：

印刷史内容与中国图书目录史上半及版本学部分，大致相同，似属重复，若改讲印刷技术，则对于本系学生，似无大用，是否可以将此门删去。

图书分类法课程纲要中，关于中国图书分类之发展部分与目录学史部分重复，可将此部分删去，仅留现在中国图书分类问题一节。

圕事业史中，对于统治阶级借修书以改书之事实，似可加以阐明，以免迷信过去官书之弊。

全部课程，对于中国之各种目录，并无介绍，“参考”一门不能专意于此，似属缺憾。弟主张增加目录学概论一门，将目录学史并入，同时将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改为中国图书制度及印刷史，将印刷史部分并入。

以上仅属个人未成熟之意见，是否有当，仍希讨论决定。此外函授是否于本年度开办，亦宜早为决定，慎重准备。不悉

尊见以为何如，讨论结果仍希便中示知为感，专复顺颂

教绥

弟刘国钧上

四月二十日

参考文献

1 吴慰慈. 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

2 周佳贵.王重民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始末[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3，22（4）：83-89.

3 郭鹏，韩娟娟.1949——195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档案学教育初探[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36（6）：87-92，36.

4 图书馆学专修科精简课程经过和将来的展望及关于两年来教学改革工作的基本情况总结[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52-0002.

5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等.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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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图专科务会议[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5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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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7.

11 李致忠.中国国家图书馆百年纪事[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5.

12 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 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教授在京逝世[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91-0004.

13 同7.

14 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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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4.

17 图书馆整理方法教学小组1952年第二学期工作总结报告[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52-0007.

18 图书馆学1952年度第二学期工作计划[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52-0004.

19 图书馆学修订教学计划工作报告、图书编目法教学大纲及第二学期工作计划（草案）[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301952-0005.

20 同19.

21 同7.

22 同17.

23 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M].北京：建业书局.1952：1.

24 同 23.

25 刘家祜.《中国书的故事》出版三十周年——为纪念我的父亲刘国钧逝世五周年而作[J].河南图书馆学刊，1985（2）：6-9，18.

26 范军.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 1978-2009[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06.

27 魏成刚.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D].北京：北京大学，2008：56.

28 同7.

29 顾晓光.王重民书信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9：144.

30 刘国钧致王重民[A].北京大学档案馆， 档号：GL0101951-0002.

作者单位：顾晓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郭鹏，北京大学档案馆，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6日

（责任编辑：支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