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回忆录（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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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校长教员的特殊供献
（1959年3月27日）
一、高竺轩、高宪斌的意外后果。
中国，国弱民贫。陕北，落后偏僻，贫弱可为全国之最。除榆、神、府、米、绥、横、佳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供给子弟读书升学外，其它十七县，连地主、富农也多不供子弟上学。贫苦工农子弟，根本对小学和私塾也只能望而兴叹，望而生畏。饭都吃不上，还敢奢望念书？！榆林中学，完全自费，个别县的豪绅地主子弟或其亲友，偶可得其县中津贴；因为中学为升大学而设，广大工农子弟，不敢问津。高竺轩、高宪斌诸先生以“教育救国”、“培养师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普及教育，改良教育，提高人民文化、科学水平出发。不论学校办得怎样，主观意图怎样，却因为是师范学校，招收贫寒青年，各县教育局必须给津贴，多少由各县根据自己财力规定人数、年限、金额。毕业后必须在本县先服务若干年，由各县自定（薪金比到外县少的多）。毕业后，各县的教育局长、校长、教员，必须任用师范毕业学生，因他们在校学过教育史、教育学、教学法、心理学、学校行政管理法，是行家专家，其他人是外行，滥竽。也是废除与取消冬烘、老秀才、拔贡、举人、进士等遗老遗少和封建教育及中学出身的更浓厚的资本主义殖民地气味的一条基本途径。（在当时，不采用革命办法的新陈代谢，篡夺，合法替换，只这一门径最妥最稳。）由于开办学校的公文、招生广告、口头传言，如海中突兴巨浪，形成轩然大波，沉睡二千多年的陕北贫寒工农子弟，虽也有小地主、富农子弟，但，极大多数是中、贫，个别雇农子弟多，在既无工厂，又无走南洋、走东北开荒的条件下，如潮如云，纷纷奔赴绥德，报考四师。第一、二班两次招生，有五六百人报考，只取得一百三十来人。这和清末同治年回乱，光绪年大旱灾，辛亥民国变政，民五年郭坚上陕北打各县城，是同样轰动人心的大事。报考青年如狂如瘾，落考青年，有病死者，穷苦学生，二十三县，一百五十万农民子弟，兴此大波，非办学人所预料。有了创办，李子洲先烈才得以接办。接办之后，办成马列主义党校，党团工作领导机关。这种效果，非一般人，任何可以料到和觉察到。六七百贫苦青年，二十万农民工人，由这学校为团结核心，名驰国内。这是两位高先生及其同事者的意外效果。
二、李子洲校长的稀世特长和空前供献。
子洲先烈，精德文、英文、中文。博古通今，博学多能，学通中外，并精诸子百家与马列主义。他用移山填海、开山凿石、改造自然、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贯彻人能胜天、人能改造一切的思想，把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破破烂烂、断垣残壁的雕山书院、武备衙门、县议会、垃圾坡，万古千年的西门石咀，平整修建，扩大成为陕北崭新的师资最高最大学府，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和暖室。全国当时最红最革命的学校只有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海大学、第四师范四个学校，其他各校或偏军事，或偏农运，或以社会科学为重（上海大学。其他学系人多，费用多，社会科学，因国内各校皆不设，该校独设。革命空气比国内其他大学稍多一些。）而四师却是马列主义为校长亲授亲讲，全校师生人人必听主课，又以农运、工运、学运、军运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提高文化和提高政治思想教育相辅佐、配合。四师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公开讲授马列主义的杏坛。诸子百家，在此受批判；三民主义，在此受宣传和批判，比黄埔、上海大学只宣传不敢批判多一手；耶教、回教、佛教、道教经典、要义在此受批判。后来西安的中山学院，也难望四师项背。中山学院只占公开合法一条便利，马列主义非公开，只半公开半秘密地传播。社会进化史，达尔文进化论公开宣扬。马尔萨斯人口论公开受驳斥。一切空想社会主义受到介绍、批判。三十五年了，笔者调查国内外近百年内，除了莫斯科的马列主义学院，除了延安毛主席亲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在中国、在世界上，要找1924年到1927年的四师这样学校，要在同年代中去找，结论是四师是当代当时的稀世之珍。
李先烈校长，独举、高举马列主义大旗，在当时更是世界少见，中国不多（苏联不计）。他的言行一致，理论和实践结合是空前的。不只口讲身行、示范，引导全体师生与工农兵共同为实现马列主义于陕北、西北、中国而奋斗。至于校制校规改革只是余波末技耳！
三、王懋廷先生的组织天才和唯物主义思想为主的政治思想教育课程，以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与工农兵学运动的实际革命行动结合。
王先生的大哥王复生，北京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精德文、法文、中文，云南人。先世为山西人，被明朝皇帝充军流放云南而落藉者。预科毕业，曾到陕西渭北中学、咸林中学与李子洲、杨明轩等同教过书。此时，住北京大学国文系本科，介绍其二弟懋廷先生来四师任教。王复生先生是最早精读马克思原著《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等马恩著作的大学生，是当时党员中，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也是权威家之一。实际上，王复生是李子洲校长到北京的参谋长和驻京办事处主任。所以，未曾来校，他给学校的供献已不少。
懋廷先生，兄弟三人，皆为党、团员。懋廷在北京与恽代英、邓中夏极友善，同工作。精英文，可以阅读日文。三弟学德文，病死绥德。王先生兄弟两人在北京大学和李大钊烈士为师生关系，更因经常出入北大图书馆，李任主任，交往颇密。
懋廷先生来四师，才二十来岁，为教员中年纪最小的，比一、二班二三十个学生的年龄还小八九岁至三四岁不等。少年英俊，实可当之无愧！懋廷先生本职只教国文。三个班，一百七八十本作文卷子，本已忙不过来，他还是提倡同学每人天天做日记，人各备两个日记本，互相替交，连作文每人三四本。一周之内，他要二十一小时国文，加上十二小时历史，改作文日记一千四百篇，近百万字，实已劳苦不堪。但他还不嫌劳瘁，每周引全校同学出外旅行，往返一二十里，六小时左右，讲科学、历史、自然常识及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近万言！李校长因校中教员及经费不得不每学期奔走西安、北京、榆林间一、二次。交通不便，全依人畜步行。往返一次，至少月半或两三个月。战争、土匪，时时阻挠道路。发展和组织党、团员过支部生活，开会，出外宣传，组织工、农、学生会……又事无巨细，非亲身示范与引导不可。脚户自保会，打里民局，“到民间去”，农村调查，迎孙，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基，从文告、章程到会议，皆非他（指王懋廷先生——编者）主持或亲自动手不可。他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的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之一，及代表团团长。李校长外，只他一人是党员，又要领导学校，暗中实际代理李校长，还不能使其他教职员知觉，误为云南人乘隙篡夺校长职权而纠纷。与今难相比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