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奖作品《蛙》的乡土特色与世界气派
时间：2020-03-27 07:56: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文化作品外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方法和途径。这项伟业，需要考虑四个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作品值得输出；选择谁作为译者以搭建作者和读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挑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出版发行；以及受众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如何。莫言的《蛙》深具乡土特色与世界气派，完全符合输出的要求，因此我们以其为例，从文学作品翻译的视角，进行前述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关键词：中国文化；外译；《蛙》；文化输出
作者简介：曹娟（1978-），女，河南内乡人，汉族，硕士，湖南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笔译研究。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6-0-02
1、引言
2011年3月，日本文学名家诺奖获得者在大江健三郎在莫言《蛙》日译本封面上题词：亚洲最接近诺贝尔奖的人[1]。2012年10月，莫言身着燕尾服，一脸平和地登上了诺奖领奖台，拿下了中国乃至儒学核心文化圈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成功，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界、文学研究与评论界特别是中国作品外译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有人将莫言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外译，认为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不遗余力的译介才是莫言通向诺奖之门的最主要原因，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皮相之说。然而，这种声音却从侧面提出一个深刻的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外译命题暨：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外译工作如何才能够取得成功？更进一步地，就是要反思：什么样的中国文学经典才能为异域读者所认可和接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文学作品的原创问题，翻译问题，传播问题和受众问题。这四个问题构成了优秀文学作品外译工作的四个关键环节，实际上也是支撑莫言成功登上诺奖舞台的四梁八柱。应该说，莫言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讲的中国故事，也就是费孝通和矛盾所言的“乡土特色”，这是中国作家特有的文化自觉：希望把中国的好故事讲给世界上其他民族听；但与此同时，莫言的作品里边还充满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魔幻主义色彩，有人把这种风格归根到早莫言生四百年的中国民间学文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上——该书擅长以民间鬼怪志异为题材，骨子里普及的还是儒家“三纲五常”世俗化后的真善美品行——这显然不符合实际：莫言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是毫无顾忌、丝毫不见外地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的，因为更多地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着笔，就未免显得像某些文学批评家所质疑的“遗世而独立”[2]，但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有了更多的客观性，并敢于关照现实。跳出了自身所属的文化圈层和血肉相连母国故土，冷静地讲一个个发生在自己家乡似乎与自己毫不相干而情节万分离奇的故事，这向来是莫言的一贯风格。其气度和格局也因此愈发的宏大起来，才具有了让世界其他文化圈层的读者都能够认可和接受的世界气派。
2、《蛙》的乡土特色与世界气派：暨原创问题与读者问题
2.1乡土特色与世界气派：冲突与共生
《蛙》以中国计划生育时代巨幅背景下乡村医生“姑姑”一生作为题材，讲述了姑姑“万心”从破除旧制用现代医学方法接生的“送子观音”到严格执行计划生育千方百计让不少孕妇终止妊娠和堕胎的“杀人恶魔”的转变。成功塑造了一个现代科学的忠实信徒和体制政策的贯彻者的矛盾综合体“姑姑”，是一个具有双面人格的小说人物。在中国的语义中国，蛙通“娃”，也有“哇”（婴儿啼哭）之意。有不少外国评论家以此认为莫寒是在抨击中国计划生育制度。但实际上，莫言在小说中是没有出现过的，也就是价值中立，而隐藏在深处的并非是对计划生育这一化解人口爆炸式增长给经济社会造成的危险的中国制度，而是对生命繁殖和平等地生活的敬畏和由衷的佩服，因为“蛙”还有一层生物学意思，就是精子-蝌蚪-蛙的生长秩序，它是一种自然法则，莫言希望所有的发育成蝌蚪的精子都能够有机会发育和成长为独立的个体生命：蛙[3]。这就是他的乡土特色，也是他包含心酸下对国人灵魂的痛击，已经具备了人类命运通过体的思想境界：世界气派。应该说，自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就开始了系统地对人权问题的反思和追求；而资产阶级革命正式将宣言书变为行动派。如果说《独立宣言》还仅仅是基于民族这样一个人类的集合体来谈论平权问题的话，那么《人权宣言》、《1787宪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以及国内《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真正地把人权的问题落实到生命个体的单个人身上。然而，正当全世界都在向着人权平权和个体选择自由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一反常态以国家意识并具化为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方式来限制人口的增长，这虽然确有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两个级数”的现实根基，但是政策的制定和推行确然是以“公权干预（甚至是侵犯）私權”的事实。但莫言并未以此为切入点，像普通文人那样地展开对现实制度的批判，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在同情这一政策牢笼下的国人的无奈和心酸。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莫言是从文学角度，给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过醒，希冀他们能够寻找到更好的“道”，来化解中国乃至世界人口增长给物质资料造成的巨大压力[4]。
2.2莫言的乡土特色与世界气派提供了一种新写作范式：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圈内流行的一句话是：文学家有国籍，但文学艺术没有国际。中华文化曾经辉煌灿烂光照四邻过，那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圈层内，流行一种文化传播的形式叫：东学西渐。那个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是有自信的，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我们立足文化高位，兼收并蓄，吐故纳新，华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辐射世界。但近代以来，固守封建旧制的传统文化的忠实拥鼎者们抱残守缺，最终连带政治、经济全面落后世界潮流，文化自信全面丧失殆尽。短短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败光了古代中国的文化精英们苦心精英起来的强势文化地位，与此同时，国人开始丧失文化自信，全方位，大幅度地引进和吸收西方世界文学，连同其价值标准也不加区别和斟酌地全盘翻译、吸收进来，这个过程始于林魏时期，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期间经历大约一百七八十年的时间[5]。因此，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翻译的思维都还是基于“译入”的，这就出现了认识论上的误区，连带翻译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也必然会被祸及。经过一百多年的积累，在翻译领域已经出现了“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远远不如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那么深刻”的现状。因此，调整对外交流的文化势位，转变翻译工作的理论根基，着手系统而全面地从“译出”的视角来思考文化作品的翻译问题。译著必然要综合考虑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本土特质，以及目的语也就是译入地国家读者所处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时代语境、民族审美等诸多因素。这便是要做到：文学作品是中国的，但更是世界的，讲中国的故事，但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读得懂，这便是要有普世价值层面的东西。作者要有这样的觉悟，译者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功力，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式讨论译者的问题[6]。
3、译者的视角：谁来译，兼论传播渠道的构建
3.1外译工作的“时间差”和“语言差”
这就是要讨论和研究一个“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毋庸置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世界先进文化的译介、吸收和采纳是主动的、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而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还是从近十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繁荣、政治话语权的日益强大，国家软实力爆炸式增长的背景下才被动开始的。而且他们主要是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古文学，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接受就要少得多。我们花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去系统全面了解他们，而人家对我们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这就有了一个时间差的问题，时间差的出现，也必然有一个语言差的问题。不少应语言文化的国家的语言学家甚至感叹：中国普通高中学生对英语语法掌握的程度，都要远远地高于他们本国硕士研究生了[7]。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作品的世界化，可能要从语言关入手。但语言及其附着其上的文化的学习和掌握，非一日之功，因此短期内，我们还必须找到方法来搭建起中国经典作品和异域文化读者之间的桥梁，这就是译者的选择问题。
3.2译者的选择及出版渠道的优化选择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在“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作家、译家和评论家三家谈”学术峰会（2012年，杭州）中国发表题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三点思考》一文中指出，“莫言的作品（如《蛙》）都是由外国著名的汉学家来译的，如葛浩文和陈安娜等，因而其作品更加符合西方审美习惯；我国译者虽然外语水平很高，但在把握语言的细微变化和整体审美方面与外国译者还是有差距的” [8]，其赞成以目的语所在国汉学家来译的观点不言而喻。虽则其立论有事后诸葛亮的学术投机的嫌疑，但是其逻辑理路是没有问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外国的软件引入到中国来，必须要经历过“汉化”的环节，而主要的操刀者必然是中国人一样，联结中国经典文化作品和外国读者之间的最佳桥梁，也必须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从这里延展开区，我们实际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在华裔圈层中培育翻译人才，其次中国国内的翻译家强化对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思维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了解后，也并非就不能进行本国作品的外译工作，如费孝通和费正清就是中国通，他将美国的东西接受过来，我们就比较易于接受[9]。有了好的译者，还必须要有优质的出版资源。事实证明，那些选择了国内具有一定权威、地位和实力的出版社出版的《蛙》外译本，其销售情况和由此而应发的学术讨论和学术评介的效果就要好得多。
4、结论
实际上，作者对译者的态度、外译的环境以及翻译的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莫言成功。同其他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相比，莫言对他的翻译家的态度是友好的，如葛浩文就以“规化”的手法来对《蛙》做了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甚至内容架构的增删改写，而莫言对此表示，“自己不懂外语，译者可以自主发挥”[10]，这就大大地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直译和雅译之间，恐怕压抑更能将《蛙》的乡土特色展现到异国读者的眼中。另外，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可能要作者立足自身文化场域，坚定不移的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和世界气派的文学座屏来，同时建立外译奖励机制，鼓励外国人来翻译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但要冷静反思的问题是：当下中国，究竟有什么道德观和文化价值观值得我们不遗余力的输出？若以昏昏使人昭昭，则不输出也罢。
参考文献：
[1]尹钰莹，韩笑，张琴.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综述[J].潍坊学院学报，2018，18（01）：12-17.
[2]刘文艺. 目的论视角下《蛙》日译本文化负载词翻译研究[D].广西大学，2017.
[3]苑亚楠. 翻译补偿策略下的《蛙》日文译本研究[D].长春工业大学，2016.
[4]祝东江.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翻译[J].文学教育（上），2015（01）：101-103.
[5]于晓欢，黄周.莫言作品《蛙》日译翻译方法研究[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11（11）：108-112.
[6]鲍晓英.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上海外國语大学，2014.
[7]史成周.莫言获诺奖对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的启示[J].海外英语，2013（21）：180-181.
[8]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陈思和 教授. 从莫言获奖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04（B02）.
[9]綦亮.从翻译到创作和评论都应多些文化自觉——“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学术峰会述记[J].中国比较文学，2013（01）：151-152.
[10]潘玥舟.从莫言获奖看国家形象公关[J].国际公关，2012（06）：3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