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边上不倦书写的杨绛
时间：2020-04-25 07:56:5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对于修为太浅、无法勘破生死的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说，“视死如归”这句成语的气息或味道难免有些悲壮甚或不祥。而对于年逾百龄、不久前刚刚自浊世中飘然远引的杨绛先生来说，就完全称得上理所当然或恰如其分。
或者更明确地说，不管我们大家乃至杨绛先生本人是否真的这么看、这么想，她的弃世而去都“如归”得自然而然、毫不牵强，她踏上的都是一条令“我们仨”得以再度团圆的回家的路。因而，她身后留下的更多是祥和与平静，而不是丧气和悲伤。
杨绛先生之所以走得祥和而从容，不仅在于以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寿而终——所谓“喜丧”，足分足量的“喜丧”，更主要的是因为她乃是在替“我们仨”彻底打扫完人生的“战场”（不仅临终前亲自签署文件，向国家捐赠了自己的全部家当，就连按惯例在她身后才会或才应该问世的《杨绛全集》，也都已经提前编订好并于离世前两年出版了！）之后，才徐徐控鹤西归，再没有什么未了之事萦绕于怀、牵挂于心。
那么，值此向绝尘而去、渐渐淡出人生画面的杨绛先生挥手惜别之时，如果非得用一句话来总结老人一生的行止与作为，究竟该如何措辞才称得上恰切和允当？我想，尽管答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在人生边上不倦书写”一语入选的可能性极大。所谓生命不息、心无旁骛、笔耕不辍，正是杨绛和钱钟书两位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据杨绛先生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资深编辑张佩芬女士回忆，钱钟书先生的文学所同人余冠英先生曾说过：“如果社会科学院要评劳动模范的话，首先应推钱钟书，因为他读书、治学最勤奋。”余冠英先生的这句评语显然同样适合杨绛先生——她的笔耕成果虽然就绝对值而言，不如钱钟书先生多，但她读书、治学和写译的勤奋程度不遑多让，且更持久、更坚韧。
在一篇刊发于香港媒体的纪念杨绛先生的文章中，笔者也曾这样写道：
无论身处何地，闹热与否，杨绛坚持一生、从未中辍的营生始终是伏案写作。
除了新诗之外，她尝试了包括散文（《干校六记》《回忆我的姑母》等）、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小说（《洗澡》《“大笑话”》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体裁。中晚年以后更是以译作为重心，翻译了《小癞子》《堂吉诃德》等“流浪汉小说”。而她的学术写作也成绩斐然，像《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等等，可说篇篇都是佳作。（于慈江：《杨绛——以写译为事业的“业余者”》）
因而，要谈杨绛先生的人生，就不能不谈她的写作、譯作和治学，不能不谈她的文学书写。起码在杨绛先生这里，这非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而且延续终生。
二
那么，这里为什么不单单说是人生，而非得说成“人生边上”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钱钟书先生早年曾出版过一本薄薄的、收获过盛名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他的这本书应该是学界后来所有跟“边上”相关的表述的源头——既包括杨绛先生的人生杂感《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也包括笔者撰写的国内第一部、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部杨绛研究著作《杨绛，走在小说边上》。
1932年，钱钟书先生在他这部散文集的短序里这样说道：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需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
钱钟书先生紧接着笔锋一转，画龙点睛地直接点题道，假使人生真的是一部大书，那么，他这个集子里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其实，不独钱钟书先生如是，杨绛先生的全部书写也都可以说成是书写在人生边上的。
这两位学人兼作家不论是否穿着自适的“隐身衣”，不管是否是笔下事件或生活的亲历者，都能以“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带领读者从边侧入手，借助旁观视角，保持一定距离，悄没声息地浏览、体验或见证人生这本大书。譬如，无论是杨绛先生的剧本《弄真成假》，还是她的长篇散文《干校六记》，都能不避边鄙、见微知著、举重若轻，书写人生的酸甜苦辣。
当然，对于“写在人生边上”这半句耐人寻味的文字的个中况味，还可以从杨绛先生的一句话里去咂摸、去意会：“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杨绛：《将饮茶·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这一语境里的“边上”，就不单单意味着一种观察和书写的旁观视角了，而更是甘居犄角边缘、不避委琐与卑小、与主流保持一定距离的一种人生与书写态度：“杨绛毕生散淡，一辈子在野……却能时刻不忘以笔把脉人情世态、倾注人文关怀，可谓难能可贵。或者说，杨绛一向处身边缘，以业余为立场，却能始终恪守专业精神，殊为不易。”（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第262页）
也正是本着这样一种别出机杼的怀抱和心地，杨绛才反复强调自己不仅不是学者，更不是专业作家，至多是一名业余作者而已——“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杨绛：《杨绛文集·作者自序》）。
三
要完整地诠释“在人生边上不倦书写”这一片语的内涵，就不能不提到“不倦”两个字。这两个字作为状语，不仅指杨绛先生写或译得兢兢业业、刻苦勤勉，也指她写或译得不急不躁、从容舒缓，更指她写或译得坚忍不拔、不退不缩——绝不轻易开始，一旦起笔，则不写成、译成便绝不罢休。
杨绛先生这样一种写译的态度，按照她自己的表述，其实就是她安身立命的人生态度——“而我的倔脾气，一件事开了个头，一定要完成”（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说自话——答〈读书〉杂志编者》）。
杨绛先生自己的两个例子可为佐证：其一，是对西班牙小说经典《堂吉诃德》旷日持久的翻译和最终修成正果；其二，是没日没夜地苦思苦想苦写散文长卷《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并最终成篇。
在《堂吉诃德》的汉译上，杨绛先生可说是创下了两个“前不见古人”的纪录：一是以半百之身從头自学西班牙文，并最终依据西班牙文原文译成此书，而不是依据自己更熟悉、更有把握的英文或法文转译；二是历经内在与外在的无数波折和磨难，前后用了约20年时间（实际花费在翻译上的时间至少十年），才将这部经典小说译成汉语、献给读者。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作为杨绛先生对生与死的勾连、对死后灵魂有无等问题所作的天问式思考的结果，从2005年春天一直写到2007年夏秋之交。整整两年半的时间，苦思冥想、艰苦卓绝。其间连她自己都怀疑，这次真的不得不破例了，不得不半途而废了：
……心上这一堆糊涂思想，要清理一番已是不易，要把一个个问题想通，更是不易。不料问题越想越多，我好似黑夜里走入布满乱石的深山僻径，磕磕绊绊，跌跌撞撞，哪里去找指导呢！我深悔早年光阴虚掷，没多读点书，如今临渴掘井，想读些能助我思索的书，能增得几分知识？真是不度德，不量力，我这回只好半途而废了。但是念头愈转愈有意味，只是像转螺丝钉，愈转得深愈吃力。放下不甘心，不放下呢，人老了，精力不足了。（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说自话——答〈读书〉杂志编者》）
但杨绛先生到底还是凭着惊人的毅力，“把自以为想通的问题，像小女孩儿穿珠子般穿成一串”（杨绛：《走到人生边上自说自话——答〈读书〉杂志编者》），最终成就了这部以克服心障、克服困难为己任的书。
如上两个例子自是当得起“不倦”二字。而凡事若能做到不倦不怠，即便不能大成大就，起码可以心安，可以无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凡是能做到不倦不怠的事，不是出于酷爱，便是出于毅力，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单就这两个例子而言，前者可说既出乎酷爱又出乎毅力，后者至少是基于毅力——至于文本本身究竟如何，就只好留给读者去判断、留给历史去评说了。
四
杨绛先生的书写既关注老王和顺姐这类既毫不起眼亦不见经传、或心善或心痴的小人物，也聚焦历次运动中屡屡被敲打、被整治，活得战战兢兢、每有临深履薄之态的知识分子群体；既描摹历史过场、世态人情，也直指善恶掂掇、人性深处；既打量饮食起居、小东小西，也洞烛眉目之间、世道人心。无论是《老王》还是《纪念温德先生》，无论是《顺姐的“自由恋爱”》还是《洗澡》或《洗澡之后》，杨绛先生的这两副笔墨总是各极其妍，各擅胜场，堪称并行不悖。
杨绛先生的书写以沉静自敛、从容恬淡、不事声张、不过度用力为特点。面对的世相与人心越是浮躁、险恶和扭曲，文字越是沉实、平直、有静气，越是不带烟火气。这样的风格与反差每每造成她文字的耐咀嚼与内在张力，言有尽而意无穷。她的小说名篇《“大笑话”》《洗澡》和散文佳作《回忆我的姑母》《干校六记》等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杨绛先生晚近的《忆孩时》系列短章则在这一风格的底色里，又平添了照相式的景深感和间离效果，让我们跟着先生一起，在孩提般“摇啊摇”的时空俯仰之间和远距离静观的凝思默想与人事沧桑里，不免微醺和恍惚起来：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回忆我的母亲》）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上面有钟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恨不能告诉钟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钟书了，他已经去世了……（《太先生》）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五四运动》）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
2010年，杨绛先生99岁。她在这时悄悄发表的《漫谈〈红楼梦〉》便因畅言无忌、不无促狭之态，对人对事任意臧否得迥异从前，而让很多人怀疑是出自网友之手的伪作——不少人即便后来已经知道这不是无聊之人杜撰的网文，而是杨绛先生正式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也仍然无法自控地持质疑态度。
而堪称其小说封笔之作的《洗澡之后》则在玉成许彦成和姚宓的好事的同时，也因强势地、一厢情愿地太想封堵想象中后人的“续作”企图，而在类乎清汤挂面的架构里，见出自己的过于清淡主观、急于求成，见出自己的不够丰满裕如、顺其自然。
（选自《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