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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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发愤著书的传统。在任何文化区域中著书立说都是最具有文化色彩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富有创造色彩的精神活动。本文着重论述了我国古代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同时，发愤著书说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其产生和发展不仅和其扎根的文学土壤直接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关键词：古代文人；发愤著书；文学思想
作者简介：杨丰收（1973-），男，汉族，山东广饶人，现为东营职业学院高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02
在我国文化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着发愤著书的传统。按照文化学的理解，传统式围绕人类不同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式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创作性想象的沉淀。在任何文化区域中，著书立说都是最具有文化色彩的社会活动，也是最富有创造色彩的精神活动。但是不同文化对著书立说有不同的认识、理解、要求和赋予不同的内涵，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作者对自己的劳动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体验。纵观我国历史，由古到今，无数文人骚客将发愤著书视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著书行为，在与自己的亲朋好友的书信中，在自己的诗文的序跋中，在评论他人的文字中，每每以此相称、相许、相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不仅影响到古代知识分子的著书活动、命运遭际，而且影响到我国古代的文化里理论、艺术理论。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我国文化作品的结构形态、精神面貌、社会价值。可是这种对我国文化产生极其深远影响的传统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钱钟书先生在《诗可以怨》一文中说：“好事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观点在古代我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的长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中常用的模板。古代文人评论诗歌，强调重视“穷苦之言”，古人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悲剧已遭现代“新批评家”鄙弃为要不得的东西了，但是历史上占优势的理论认为悲剧比喜剧伟大；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辞”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一个谨严安分的文学研究者尽可能不理会这些问题，然而无妨认识到他们的存在。这篇文章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钱钟书先生提出的问题如导火索一样引发我们一系列问题，我们感到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诗文理论问题，而是我国文化理论的根本问题。因为他不仅涉及到文学，也涉及到到音乐、戏剧、绘画等其他文学门类，不仅涉及到文化生产问题，也涉及到文化接受与传播等环节。以此入手，不失为理解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视角，而对此问题的各侧面进行全方位的观照、思考、评判，无疑有助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民族轻装上阵，去应付那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未来。
“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也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发愤著书”之所以在古代形成一个源远流长的写作传统，无异与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不无关系，诗文著作是人的意识对客观现实反映的结果。愤虽然是一种内心体验，但这种体验的刺激物确来自客观现实世界，不是凭空想象产生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反映又往往是各有各的不同，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文化生活观念、价值观念，决定了人们各不相同的判断标准与反映。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生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由最低层的需要到最高层的需要分为五层。他们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人的活动正是为了满足人的这些需要而进行的。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高一层次的需要才被提出来，并要求得到满足。同时他又认为，人的需要尽管不断得到满足，但需求缺失的状况是永远存在。如果用这个理论去观照一下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愤”，正是他们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所造成的。就生理方面说：左丘明、孙子膑脚、孔子厄陈蔡、司马迁受宫刑杜甫叹屋漏……无疑疾病天残、贫困是造成生理缺陷的最根本原因。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贫寒，他们在那个以自给自足为经济模式的社会里，他们既缺乏养家糊口的资本，也缺乏耕种贩卖的能力，再加上医疗技术的落后，因而贫困、疾病、死亡一直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这是愤产生的根源之一。就安全方面说，杜甫遭天宝之乱，文天祥深陷敌营，苏东坡流放海南，李白窜夜郎……我国封建社会战乱的频繁、杀戮的残酷，对边荒地区的恐怖感，是产生愤的另一个原因。就归属的需要说，屈原忠而遭谗，李白怀才不遇，柳宗元直而遭贬，蒲松龄久试不第，或不得见用于国，或不得与亲友欢笑于家。去国之痛，离家之悲，颠沛失所，前途蹭蹬，这种得不到赞许，认可、归属和爱的飘零之感，是产生愤的另一个原因。就文化方面说，孔子克己复礼，孟子不得已而辩，杜甫欲再教风俗淳，曹雪芹立志补天……“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虚妄置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道德的沦丧，风俗的，价值观的失衡，知识的烦乱，是产生愤的另一个原因。就审美方面说，贾岛有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表达痛苦，白居易有“呕哑嘲哳难为听”的欣赏痛苦，宋濂有为借书看而遭人白眼的痛苦。就自我实现方面说，封建制度的专制、法律的残酷、官僚制度的腐朽、各种礼仪的繁琐程式，再加上物质条件的限制，使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很难得获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更多的时候是“将登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李白《行路难》）。这种受阻、受挫、受压抑的感觉，如司马迁就是如此：“迁正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秦观《司马迁论》，《淮海集》），他集孤独冤屈贫困伤残一身，其愤是极为深广的。
尽管愤是我国古代文人的各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造成的，但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同的“愤”，却有不同的价值、地位。主要表现：我国古代大部分文人重精神轻物欲，重道德轻肉体。在他们看来，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欲望，但物质欲望只是生活手段而不是生活目的。“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肉体的生死安危，只是生命的浅层次表象，而不是深层的意义，所以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因而纪昀针对韩愈“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词易好”的说法申论道：“然以龌龊之胸，贮穷愁之气，上不过寒庾之词，上而至于琐屑寒气，无所不至，其为好也，亦仅。”（纪昀《俭重堂诗序》《纪文达公遗集》）在他看来，即使一位作家有了愁苦、郁愤，如果他没有宽阔的襟怀，只是关注名利的得失、个人的悲欢、衣食的优劣，他的作品不过是寒庾之词，终不脱琐屑寒气，称不上工好。因此，我国古代知识分子作品更多表现的是对国家兴亡、民族盛衰、民众疾苦、风俗纯薄的忧患意识，而这是发愤著书说愤字的主要所指。
另外，我国古代文人的写作传统反对为文造情，为赋新词强说愁。只有作者心有所感，意有所会，才能执笔为文。而感会的存在方式，就是心中有愤：“太史公说‘《说难》《孤愤》，圣贤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由此可以看出愤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无愤固不可著书，有愤而只是泄私愤，也不会写出好作品，只有把私愤与公愤结合连结起来，也就是说，只有作者既能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命运与民众的心声、时代的命运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可以著书，才可能写出好作品。与“发愤著书”说有血缘关系的是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曾受到许多后人的修正、补充，但他的普遍意义却没有人提出怀疑。那么为什么人穷往往会诗工？这两者的关系是通过什么环节得以实现的呢？人的穷困和诗的优美毕竟分属两个迥异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作品世界），二者并无直接的生成关系，生活不会自发地长出诗。对这一问题，前人注意不多，只是在一些诗文评论里偶尔谈到一点，例如：钟嵘在谈到李陵之所以“文多凄怆”的原因时说“陵，名家子，有深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何能至此！”（《诗品·汉都尉李陵》）他认为出身望族的李陵，如果没有坎坷命运的激励，其文章决不会凄怆动人。显然，这里已体味出作家命运与作家人格、作品风格的因果关系。宋刘克庄说：“故诗必天地奇人，山林退士，然后有标致，必空乏佛乱，必流离颠沛，然后有感慨，人必与其类锻炼追璞，然后工。”（刘克庄《跋章仲山诗》《后村先生全集》）在他看来，“空乏佛乱，必流离颠沛”，只有使作家在人格上“锻炼追璞”的时候，其作品才能工。而对此，论述最明确的是宋濂，他说：“至若文人者，挫之而心弥雄，激之而业愈精，其嶷立若嵩华，其昭回如云汉，衣被四海而无慊流布百世而可证，是殆天之所相以弥纶文运，岂曰忌之云呼？”通过以上引证，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并不把人生的痛苦视为应加以回避的消极的东西，相反，它作家的卓越的艺术人格的养成，是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卓越人格的养成，则是作品卓越的保证，正如韩愈说的“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昌黎先生集》）有了这种痛苦就能一扫人格中虚弱、病态的因素，从而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健旺雄强之气，养成高迈爽洁的宽阔胸襟，加深他对人生的体验，对生活的认识，获得艺术创新的动力。就这样，来自外部世界的矛盾（人穷），转化为内部世界的痛苦（心愤），又转化为外部世界的完美（诗工）。因而，“愤”是连结现实生活与写作产品的枢纽，他是生活刺激的结果产物，又是产生作品的动力、前提。离开了它，不管生活多么丰富多彩，不管作家多么有艺术潜能，都不可能转化为有价值的文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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