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与清理：被压抑或被遗忘的“反面人物”
时间：2020-08-17 07:54: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前 言
在宗法社会的文化中，非常容易生成正与反的道德对立或伦理冲突，也就容易生成所谓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即出现了大量有反面嫌疑的人物，像秦国宫廷的奸宦嫪毐，诸多无道的酷吏，都是接近于以反面人物的尺度来叙述的。尤其在记述齐襄公与其妹妹通奸且杀死鲁君时，更是产生出了一种令人发指的效果：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这一段的大意是说：襄公四年，也即公元前694年，鲁桓公与夫人到访齐国，齐襄公过去就曾与鲁夫人——也即是自己的妹妹私通，该夫人自齐釐公时嫁与鲁国，此次随鲁桓公来齐，得机又与哥哥襄公私会。不料，鲁桓公发现此事，怒责之，但夫人并无悔意，反告到齐襄公那里。霸道的齐襄公借宴请之际，将懦弱的鲁桓公灌醉，派人将其抱上车子，先弄折其肋骨，再将其杀死。鲁国人当然愤怒，斥责齐国欺凌弱小，齐襄公不得不假意息事宁人，又杀死彭生以向鲁国谢罪。
据说《诗经·齐风》中还有讥刺这件事的篇章，《敝笱》一诗即是以堂皇的口气，隐晦地影射了桓公与妹妹的不伦关系：
敝笱在梁，其鱼鲂鳏。齐子归止，其从如云。
敝笱在梁，其鱼鲂鱮。齐子归止，其从如雨。
敝笱在梁，其鱼唯唯。齐子归止，其从如水。
将破损的渔具旁鱼儿随意出入，与鲁夫人文姜归齐的豪华阵势放在一起，是多么绝妙的反讽。假如我们硬要找所谓“反面人物”的起源的话，或许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标志了。
显然，伦理和道德感是所谓正与反的基本尺度与界限，他们构成了文学叙述中原始的和基本的戏剧性对立关系。用俄國的形式主义理论家普洛普的话说就是，反面人物的故事功能是“破坏”和“阻碍”，反面人物塑造的成败对作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正像道德和伦理都是历史范畴一样，反面人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已成定论的反面人物事实上都有面目不清、人格模糊之处。在革命理论发明以前，在伦理上会存在一种截然的正反对立，但在法理上却不尽然。《水浒传》中，所谓的英雄也有李逵这样“抡着两把板斧砍过去，所砍的尽是看客”的莽汉，按照现代的法律与道德看，这样滥杀无辜绝对是罪不可恕的暴行，但在古典时代却是可以被忽略和允许的；武松为哥哥武大报仇，自行取证且杀死西门庆与嫂嫂潘金莲，鲁智深以伸张正义的名义，用挑衅的手法三拳打死镇关西，在现代的法理上也是讲不通的；《水浒传》中类似高俅、王婆这类人物自然是十恶不赦的，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未必，虽然“扬刘抑曹”作为主流价值观是合乎常理的，但“煮酒论英雄”一节也同样并非完全的矫情。如同作者在开篇词中所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英雄中当然也包含了曹操。只是在后世大量的戏剧改编之中，这一人物才渐渐被完全脸谱化和类型化了。
显然，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们非常懂得“霎时新月下长川，沧海桑田变古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道理，他们一方面会突出“正统”与“道统”的立场，同时又小心地遵循着艺术的规则和中庸乃至中性的价值观，更倾向于把历史转化为诗，洗尽是非恩怨，化尽玉帛干戈，“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反面人物在被塑造和建构的同时，也被辩证地解构和颠覆着。
与中国人的这种辨证思维异曲同工，古代希腊的戏剧和史诗中，对于神性和人性的处理也是善恶交杂的，即便是诸神在善恶上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常常是与人性一样充满了缺点与悖论，这导致了西方文学中除了寓言和童话，在所有成人思维的文学作品中，人物类型几乎没有完全泾渭分明的正反之分。即便是像俄狄浦斯那样弑父娶母的人，作家也将其改装为出于神祗的捉弄，而人物一生都在反抗神的诅咒，作为反抗自己的“命运”的英雄，他自己只是毫不知情地犯下了罪过。将罪人升华为英雄，这是典型的希腊式思维。在历经千年的中世纪神学压抑之后，欧洲人再度找回这种希腊精神，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性的复杂性、罪与罚、爱与赎成为他们永恒不变的主题。
某种程度上，这比中国人走得还要彻底些。毕竟我们对于善恶对立、恩怨轮回一类的主题还是更为情有独钟，中国人更注重外部的善恶冲突，对于人性内部的善恶纠结却较少直面认识，更少有从宗教的意义上讨论罪与罚的关系、忏悔与救赎的命题。新文学以来，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使得大多数作家都获得了更为广阔和现代的眼光与态度，在处理正与反、善与恶的对立问题上，变得更为内在和复杂。在鲁迅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因为被置于文化的困顿与冲突之中，而变得交杂和层叠，具有了多重的属性与意义。在曹禺的《雷雨》中，作为反面人物的资本家周朴园，其性格的“反动性”并不清晰，其“虚伪”和专横也并非毫无理由；而其中的反抗者，追求自由的新女性——繁漪，则同样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胜出者，她的不伦之恋与自私的人性弱点，以及与整个环境与命运的冲突，构成了一种与“雷雨”相近似的爆发与毁灭的关系。这种触及人性深处、揭示人心黑暗与精神深渊的视角与笔法，同古代作家笔下人妖对立、善恶相间的处理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以五四传统作为思想脉系与传承的现代作家，基本上都是以上述方式来处置的。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随着延安革命文艺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社会学和阶级论的思想方法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一方面刻画了三仙姑、二诸葛这样的“中间人物”精彩形象，同时也塑造了金旺兄弟这种反面人物，虽然面目基本是模糊的，但从法律与道德上都毋庸置疑地可将之归于恶人行列；在新歌剧《白毛女》中，恶霸地主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的形象也至为突出，这些都初步造就了革命文学中反面人物的基本属性：即属于革命政治和文化必须予以扫除和消灭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