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及其方法论意义
时间：2020-08-22 07:53: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其具体路径为：一是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中国道路”；二是强调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文化遗产，努力谋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三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高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具体化为一系列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和思想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的创造性贡献。这些对新形势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6-0022-04
大凡一派哲学扎根于异域文化，决不是一蹴而就、一方取另一方而代之的简单横向移植过程，而是在具体实践进程中，努力促成双向融合的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亦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与中国传统哲学显然存在着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差异。中国现当代史表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立足中国之“实境”，谋求传统哲学优秀遗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融合，增加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吸引力和战斗力。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堪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付出的努力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上个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封建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同时，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它的唯物史观，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后来艾思奇等人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生活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仍一再强调哲学能否深入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是哲学有无生命力的“检验器”，他致信李达，希望李达通俗地说明一些哲学基本概念，以“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是其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的必要前提，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通俗化就不够充分、不够彻底。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盛行，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同教条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觉地把马列主义及其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中国道路”。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哲学上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基础，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在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强调社会调查、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及学习马列理论的迫切性，并身体力行。早在1920年3月，他致信周世钊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为了消灭主观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大敌”，毛泽东适时地推出《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把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进行总结，揭示了主观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针对教条主义，特别强调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矛盾特殊性的了解，认为“关于矛盾特殊性问题应当着重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不难看出，“二论”主要的方法不是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理论的思辨，形成一套系统的哲学理论，然后再进行理论推导，分析现实问题，而是从实际出发，自觉贯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我们有理由相信，“二论”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
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着力改变理论落后于现实的不良状况，呼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的理论家出现，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延安整风对忽视中国特点和传统文化，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余毒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成绩斐然。它提醒、教育了全党，使全党达到空前团结，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得到自觉遵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今天，我们致力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内实际与世界环境，已经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仍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二法门。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及全球化时代背景相结合，指导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有针对性和生命力。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的奋斗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脱离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能必将大大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将沦为空谈。
二、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接中谋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内容丰富、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传统和经世致用、无神论等思想，充分体认、挖掘、改造这些传统哲学的精华，谋求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契合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素养，是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创立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越条件。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以极大的包容性，科学地分析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集百川于大海，汇奇珍于一炉。毛泽东曾反复告诫“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不应当忘记自己的祖宗，要善于承继宏富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批判、整理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的工作以较大规模展开。针对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满腹马列，却极
端鄙视本国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报告，在党内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大声疾呼“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谓“中国的特点”，与“国情”是同义语，既是指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又是指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一则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取传统哲学文化之精华，披沙淘金。化腐朽为神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日益中国化、民族化，并对传统哲学的范畴和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之带有时代气息，具有现代的内容，实现革命性变革。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醒全党“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时隔3年之后，毛泽东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并采取措施鼓励对其进行研究和宣传。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原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现代西方文化背景之中，是对宇宙世界高度抽象的理论概括。受千百年传统文化熏陶的亿万中华民众与它显然有一定的思维距离，这多多少少限制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这个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将困难重重。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同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变成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形态，以通俗、朴实、简洁、凝练、明快的语言，以中国的作风和中国气派，宣传、介绍并实际贯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在他的文章、报告中，中国诗词、格言、成语、典故俯拾即是，并运用得娴熟自如，给人以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他通过“实事求是”、“矛盾”、“知行关系”、“有的放矢”、“削足适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愚公移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实践出真知”、“纲举目张”、“解剖麻雀”等中国人熟知的短语，对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观点进行形象而深刻的阐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勃勃生机，不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交融的典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古老的文化土壤中找到了坚实的生长点，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社会范围，使哲学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解，放出来，成为广大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毛泽东留下的这份哲学遗产，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充分挖掘中西哲学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对“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为贵”等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阐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矛盾哲学，构建融中西马克思主义为一体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谐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哲学理论依据，应当成为新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一个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我们既要大胆吸收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即由直观的整体思维向辩证的系统思维转变，由经验思维向理性思维转变，由封闭半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创造性思维转变，使得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世界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传统性相统一的哲学形态。
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要另立门户，搞一套区别于马克思的完全独立的思想体系，而主要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中的运用问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转化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鲜活的实践哲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毛泽东把方法比作“桥”或“船”，把要完成的任务比作“过河”，指出“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集中主要力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精神实质及其运用，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转化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思想文化和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如矛盾分析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弹钢琴的方法；胸中有“数”的方法；“有的放矢”的方法；“一切经过试验”的方法等等。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唯物辩证法这一被恩格斯称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强大威力，前所未有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应用前景。人们遵循这些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不取得成功；反之均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正反两方面的实际经验中，中国人民从感性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功能有了深切的体认，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正是通过具体化的“方法”这个重要环节和桥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由理论形态转化为实际形态，表现出勃勃生机和巨大的实践价值。毛泽东将哲学理论具体化为方法的独创性功绩，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有魅力的一个方面。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一整套方法可谓烂熟于心，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也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随着事变世移，构建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方法论系统，并由此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是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职责。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够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创立了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他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或将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但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对于这一事业的深入发展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他对新文化建设的原则性意见，时至今日仍不失其指导意义；他大力倡导并实际贯彻的一系列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
(责任编辑 杨海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