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游记：玄奘与阿富汗考古笔记
时间：2020-08-26 07:56: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们似乎对阿富汗这位邻居的印象还停留在战火纷飞的离乱中。它是自古以来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游记》中唐僧取经的经过之地。我们特约中亚宗教考古方面的学者邵学成博士，为我们讲述他多次进入阿富汗考古的经历。本刊随后也会奉上系列文章，以助于我们对中亚丝绸之路上的国家有更多的了解。
一个月前，当我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入住喀布尔中国大使馆时，中国大使馆内小树林的西游记主题的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以西游记人物故事为原型制作雕塑，旁边还有一通石碑，记述了玄奘访问阿富汗的故事，石碑中还描述了《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历史地理描述。
唐僧师徒的石雕群表现的是唐僧取经途中风尘仆仆、团结一心奋力向前的模样，师徒四人中唯独缺少了八戒，二师兄在此不便出现。那几天访问阿富汗的日子，一有空闲我就会围着这个雕塑群走走看看。使馆外面的局势不安定，使馆的工作人员也都有散步的习惯，一起闲聊中也会说起很多关于玄奘的故事。
7世纪中叶，中国唐朝僧人玄奘法师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途经现代中亚的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家到达印度，学成后归国。这是古代中西交流历史上的重要大事。玄奘的弟子整理记录的玄奘传记内容丰富，材料详实，对于印度和中亚古代佛教、历史地理的记载，提供给现代学者和国外汉学家进一步了解亚洲文化和佛教的机会。
但是由于阿富汗近些年长时间的动乱，国内对于玄奘法师在阿富汗的行程一直缺乏详细的论证。同时玄奘法师的西行求法的整体行程安排中又充满诸多疑点，玄奘法师为何绕道阿富汗前往印度、在归程中为何又再次绕道阿富汗？阿富汗在当时历史地理位置和政治情势又有何特殊之处？诸多学者争鸣，诞生一批优秀的成果，但一直未有定论。
比如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关于阿富汗的记载，是近代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但在利用中国史料解读具体研究案例的时候也会出现偏差。玄奘法师的记载哪些是真实目击、哪些又是听闻传说？这些都需要借助考古发现和现代科研成果进行详细论证。
大师兄是胡人？
《西游记》是后人根据大唐西域记改写的故事，玄奘也成为了《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小说中唐僧遭遇受多次磨难、以及受到各国国王礼遇的故事，是基本以中亚和阿富汗的经历为原型，这些前人已经有较多研究，此处不一一赘述。但是关于唐僧师徒中的大师兄——猴子——悟空的故事，却经过了一番剧情逆转。根据现有研究，悟空的原型原是一个胡人，唐朝人心目中的胡人，往往是指卷发、高鼻、深目、蓝绿眼睛、浓密腮的粟特人，他们往往经营着丝绸之路的各种商品，他们在古代丝绸指路上承担着物资运输、翻译文牍和金融借贷等作用，一般人前往中亚旅行基本都需要胡人作为向导。
当时的唐王朝正处于上升期，国力蒸蒸日上，但是佛教典籍却有些混乱，玄奘决心前往印度天竺求得正法。由于缺少外国旅行经验，出发前，玄奘在长安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尽学蕃语，但相比较当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胡人，玄奘的语言能力还是有些差距。而且在旅行中跟随商旅胡人前往中亚，是一个便利的选择。但当时唐王朝由于边关吃紧，禁止国人外出，沿途关卡重重，他并非唐王派遣的西行使僧，玄奘向朝廷請求取经得行为也被拒绝。玄奘当时已经27岁，决定不再等待，冒险西行偷渡取经。但是偷渡需要人的帮助，尤其是面对举目苍茫无依无靠的中亚。这时候玄奘结识了一位胡人石槃陀，答应带领玄奘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中绕道阿富汗走一条捷径，玄奘喜出望外，将所有的信任和希望都托付给了石槃陀。
在官府通牒，压力倍增的情况下，反悔的石槃陀决定杀人灭口。月黑风高夜，石槃陀举刀逼向玄奘，然而玄奘察觉到这一事实后，并没有反抗，而是立地打坐念经。石槃陀竟然觉悟，只掠夺了玄奘财产后离去。之后玄奘一人努力跋涉，经新疆进入中亚。
玄奘从敦煌走出的那一步，就意味着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他的身份已经是身败名裂的逃犯，而不再是那位名望冉冉上升的高僧。现在的敦煌莫高窟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敦煌壁画中现存玄奘取经题材的大概有7幅，画面均象征性地表现了玄奘西行17年取经问道的故事，为了表达对西行取经伟大精神的敬仰，即以当时流传的唐僧取经为素材，在佛教石窟和寺院梁楣中将佛教的文化、穿越的空间与虚幻的空间融入古典题材。胡人石槃陀此刻已经化身为一个猴子形象，伴随在玄奘左右。胡人变为猴子，从背信弃义的背叛者变为辅佐玄奘取经的助手，或许这更符合佛教中慈悲为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理念。
但对于当时的玄奘，出行第一站就遇到背后捉刀的胡人，没有世俗感情的羁绊，又遭到友情背叛的玄奘，不知道是否万念俱灰，这个时候的玄奘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他要重新开始。
一生中因为执著被人嘲笑、因为善良的脾气而上坏人的当，但这些都没有抵消玄奘的勇气。玄奘往返都经过敦煌，但心态大不一样，此话另当别论。
玄奘记述的梵衍那国大都城考古
我们观察玄奘的旅行路线，有两个地区特别引人注意，除了上述的敦煌，另外就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这是玄奘往返都经过的地区和区域。在喀布尔以西的巴米扬山谷，关于两座大佛的研究一直吸引着世界关注。巴米扬山谷东西两个巨佛像是由山体岩石雕刻出来，西大佛55米高，东大佛38米，2001年被塔利班恐怖分子炸毁。
630年左右，玄奘访问巴米扬地区的时候，佛教兴盛。在《大唐西域记》记述中称这个地区为梵衍那国，“伽蓝数十所，僧侣数千人”，巴米扬西大佛的描述为“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巴米扬东大佛的描述为“伽蓝东有鍮石释迦佛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综合成立”。
关于玄奘记载的梵衍那国之大都城究竟在巴米扬山谷的具体哪个位置的答案，一直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学界对于其大都城的具体方位、城市规划布局和城址设施并不明了，根据文献解读，依照玄奘记述的在巴米扬山谷中巡礼的顺序和对于主要人工建造物之间关系的记述，可以判断主要的建造物应该是从西到东排列，据此可得知国王的大都城应该位于山谷西部。
从2002年开始，国际合作集中在巴米扬山谷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和科技探测，发现了巴米扬山谷地域以往未知的地下佛教内容。在法国领队塔赫兹教授的带领下，法国和阿富汗合作考古队在巴米扬山谷内相继对以往理论上推测的涵盖文物遗存内容的地区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大唐西域记》中关于“梵衍那”国的描述的大都城遗址、山谷内寺院遗址、佛塔遗存都相继发现，同时巴米扬山谷陆续流失的一批古代写本也被解读出来，提供了以往未知的佛教和物质文化内容。
法国考古学家塔赫兹不仅准确地找到了王城的位置及城市的规模，其考古计划中还包括寻找玄奘所记载的“先王伽蓝”，这也是在巴米扬山谷中重要的地标寺院。在研究巴米扬学术史上关于先王伽蓝定义，产生过很多争辩，有些文章中认为“先王”即是迦腻色迦王，可以限定巴米扬山谷佛教开始的时间。法国考古队在2006年于38米大佛的东南部位置，打开四个考古探方，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一系列的佛塔建筑，并且在佛塔周围进行发掘，找到了很多物质遗存，这可能就是玄奘记述的先王伽蓝。
玄奘未记述的遗址
唐朝与巴米扬积极的关系是在658年之后，唐朝册封了西域都护府管辖该地区。玄奘59岁时归国，之后开展译经事业，在撰写《大唐西域记》时，已经过去数十年的岁月光阴，此刻玄奘的写作，或许出现了某些选择性描述或者记忆偏差。
在既往的美术学研究中，玄奘对于巴米扬山谷内容过于简略的描述，引起后来的考古学者的怀疑，因为东西大佛之间的几座坐佛同样引人注目，这些坐佛的佛龛中的存在丰富的壁画图像。玄奘没有提到其他石窟中的图像学因素，在整本《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对于绘画艺术的赞赏语句总是非常节制，这种忽略是否因为玄奘到访时这些石窟还未修建完，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存在。如果根据宫治昭的研究，各龛拱天井上的弥勒菩萨画像有着重要的意义，玄奘将其忽略确实有些难以理解。
此外，巴米扬还有一个重要的遗址沙赫里高鲁拉城市，玄奘在记述中完全忽略了。玄奘在访问巴米扬时，王城在西大佛西南，玄奘并没有提及这个沙赫里高鲁拉城市，这有些不合常理，也许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部分祭祀、政治和军事特殊功能，玄奘对这个城市的描述进行了回避。
同时，关于该地区的信仰中，玄奘在以后的记述也出现了自相矛盾。《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修习小乘的说出世部”，但是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述此地有大众部（摩訶僧祗部）的学僧。《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大正藏：“如是渐到梵衍都城，有伽蓝十余所，僧徒数千人，学小乘出世说部。梵衍王出迎，延过宫供养，累日方出。彼有摩訶僧祗部学僧阿梨耶驮婆（唐言圣使）、阿梨耶斯那（唐言圣军），并深知法相，见法师，惊叹脂那远国有如是僧，相引处处礼观，殷勤不已。”由此可知，此地在当时存在大乘佛教信徒。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明确却又复杂的信仰结构，在巴米扬佛教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信仰并存的事实，这些通过考古发现可以虚构和证明其部分内容。巴米扬的信仰并不是由玄奘所叙述的单一的小乘说出世部组成，是由大小乘并存的教派组成。玄奘在途经巴米扬的行程中，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有可能对很多居家信徒和寺院并没有实际访问，玄奘得到的信息有可能经过陪同人员的过滤，同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巴米扬是全书中唯一的小乘说出世部，这个记载本身就包含很多谜团。统观整个《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小乘佛教信仰多集中在中亚、北印度、中印度地区，在巴米扬临近的迦毕试地区，玄奘的记载为大小乘并行。但是这种记述方式，有可能是一种写作范例，在阿富汗境内时，写作往往概略例如：
缚喝国（Balkh）“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揭职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由此进入巴米扬，“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学小乘说出世部”。
迦毕试国（Begram）：“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但是文献对迦毕试国（现喀布尔）大城东三四里处，北山下的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进行了报告，对于其他的伽蓝内的信仰没有描述。同时玄奘回国路途中，也是依照大体的记述形式对西域诸国进行概说描述。
玄奘在关于中印度地区记载中，对每个国家的概说性质很少，每个僧院都要逐个详细记载，对于所属部派进行报告，表现出强烈的关心。在《大唐西域记》记述中，出家者所使用的僧院称作为“伽蓝”，与其他窣堵波其他的圣迹祠堂进行区别。当然对于僧徒的数量和部派进行描述的时候，不仅限于“伽蓝”，对于僧院内的僧徒活动、组织、运营、学习和修行的状态都没有具体的记述。但是与此相对比的是对于窣堵波（佛塔）和圣迹的状态，以及与此相关的佛教传说和因缘故事，玄奘却表现出来非凡的热心关注，这也是玄奘作为一个巡礼僧的旅行性质心理反应。玄奘学习的目的地是在印度，为求得“正统”，所以对于途经中亚各地的部派和僧院学习关心并不是很充足，旅途中的见闻省略性记述。
玄奘对于僧院和圣迹、灵场、祠堂进行区别对待，对于涉及部派的僧院进行关心，这些僧院都是出家者学习的场所，这也有可能是玄奘所赞赏的学佛倾向，于是对大小乘各部派进行名说。但是对于在家信仰的记述基本没有，这样对于考虑一个地域的整体佛教面貌就出现一定片面化描述。
近些年，考古学家和美术史研究者，通过实际研究行动来对玄奘再次进行解读，以期待换回世界对阿富汗过往历史和现状的重新关注。因为在阿富汗经历过常年的动乱和极端的毁灭历史创伤语境下，找到新的遗迹，不仅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苦难的阿富汗人民也是一件找回记忆恢复传统的事件。我在阿富汗考察研究的日子，数次想起玄奘，阅读他在游记中描述，感觉跟随着他的脚步在周游世界，阅读他的文字中描述的景色，感受到他眼神中总是不乏有思想在涌动，他努力求得正法追求真理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支撑我这些年的研究。
责任编辑：方丹敏
邵学成：中央美院文化遗产与美术考古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众所周知，阿富汗的宗教考古和巴米扬的佛教美术一直面临最大问题是该地区文字文献资料稀薄。所以，阿富汗周边国家的文献记载对于研究阿富汗非常重要，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行脚僧和朝贡使节往返该地区的见闻记载，成了建构阿富汗历史的重要资料。欧美学人最早研究阿富汗和南亚地区，都是依靠的翻译版本的中国僧侣游记和回憶录，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精确地记载着七世纪中叶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社会原貌，成为众多考古学家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旅行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