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为高官辩护的人
时间：2020-10-10 07:58:5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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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律师杨矿生仍能记起2009年12月22日11点45分，他和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第一次会见时的情景，“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见到文强的第一眼，我还是紧张了。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平静下来”。
杨矿生为文强担任辩护律师的消息披露仅一天时间，某网站就有了76482条相关评论，批评、谩骂的帖子超九成。
“这种案子，律师心理压力肯定要大一些，要比平常的案子费更多精力。首先，案子的社会关注度比较高；其次，面对的控方通常是全国十佳公诉人，他们有强大的法律团队。”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告诉记者。
2003年，韩嘉毅曾为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担任辩护人。
亦有律师向记者透露，尽管这种案子律师费不高，但几乎所有律师都愿意接，“压力大，风险大，一战成名的几率也大”。
秦城监狱的会见
韩嘉毅第一次注意到李嘉廷的名字，是1999年在昆明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李嘉廷主持开幕式。“我当时还感慨这个省长口才不错，居然亲自主持开幕式。”
四年后的2003年，韩嘉毅在秦城监狱见到了他的当事人——那位“口才不错的省长”。
在检察机关的指控中，李嘉廷从1994年上半年至2000年7月，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某或单独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38万元、港币649万元、美元9.1万元、日元20万元。2001年10月10日，李嘉廷被批准逮捕。
在韩嘉毅的记忆中，李嘉廷案可算是他近10年来最为和谐的一次辩护经历。
和这一级别的大部分官员一样，李嘉廷被“双规”一段时间后，转往北京秦城监狱。
原本“会见难”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中的常见问题，但在这次辩护中，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发生。
韩嘉毅记得，在侦查阶段，他每次提出会见要求，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的承办人都会很快予以安排。“有时候承办人出差，不在办公室，他的同事代接了电话。我放下电话不到10分钟，承办人就回电话，一方面进行解释，另一方面跟我商量能不能等他回京后再见面。”
第一次会见，韩嘉毅和李嘉廷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李可以向监管人员要水喝，也可以自由地借用纸笔。在旁负责安全的监管人员通常在看《知音》、《法制日报》等报刊，不会限制律师和当事人的谈话。
在韩嘉毅的印象中，这样的会见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很常见，当时，由于场地所限，会面经常是在看守所的院子里，律师可以和犯罪嫌疑人在长廊中溜达着说话。那之后，大部分会见便只能隔着玻璃和栏杆了。
有律师向记者透露，秦城监狱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所在，绿树掩映，山岭叠翠，若不是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和持枪峙立的武警，几乎要误以为自己进了别墅区。亦有律师称，有官员进了秦城监狱后，仍保留着旧有的作风，“他会跟监管人员说，‘你去给我们弄个火锅，今天要改改伙食’；或者是‘小鬼，把门关上，你想冻死我啊’”。
开庭时，忘了带被告
李嘉廷案从阅卷到开庭的过程也颇为“和谐”。
开庭前，韩嘉毅与控方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系列程序上的交流。
“法庭提前了解了辩护人有无重要的影响定性、量刑的证据，还了解了被告人的身体状况，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韩嘉毅回忆。
庭审当天，李嘉廷一身西装、衣着笔挺地出现在被告席上，头发梳得油亮。
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开庭时，陈亦身着一身藏蓝色西装。
有着丰富刑辩经验的韩嘉毅见惯了大场面，发挥尚算正常。倒是法官，在中途休息20分钟后再开庭时，居然忘记带被告上来。
“在这种场合下，紧张是很正常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有时上级机构会把最先进的设备安装到一个大法庭和一个小法庭，比如摄像、监控等。这种情况下，法官特别担心自己发挥失常。如果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律师则根本驾驭不了，甚至会紧张到说不出话。
韩嘉毅记得，李嘉廷站在被告席上，语气平和，他说自己在庭上所作的一些辩解、一些抗争，并非想要改变判决结果。
这场“要案”风平浪静后，韩嘉毅总结道，“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没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控方的举证非常充分，公诉人对被告人的发问也非常文明得体。”
高官翻供并不罕见
“一些高级别的官员，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法律程序上更会注意。”韩嘉毅认为。
尽管如此，有律师向记者透露，诱供、软暴力等情况仍存在，这与官员级别并无必然联系。
曾经代理过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一案的律师莫少平告诉记者，大多数高官的案子在前期都有“双规”阶段，“就是指定时间和地点交代问题，这个阶段，由于没有进入司法程序，律师没法介入”。
莫少平记得，他在秦城监狱见到刘志华时，刘告诉他，之前向纪委交代的一些情况本不属实，是由于“双规”期间对方说“你这点儿事算什么，都说吧”。
于是，庭审时，刘志华有翻供表现。
“当事人在法庭上翻供的情况很常见。”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方起向记者透露，有些官员会说自己受到软暴力逼供。所谓软暴力，就是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等等。这种情况往往查不出证据，因此很难被审判机关采纳。
修改后的刑诉法增加了不能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但老刑诉法中“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询问”这一条并未去掉。莫少平认为，这两点实际上是矛盾的。“刑讯逼供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因为立法上的缺陷，二是侦查机关仍然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好像拿不到口供，案子就没法判一样。”
“等通知”
律师高子程记得，2008年3月25日，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案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论到“滥用职权罪”时，陈良宇打断了双方争论，表示认罪。
最终，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一审后，陈良宇没有提出上诉。
“控方指控了陈良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三项罪名，我是按一项罪名辩护的。”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子程坦言，作为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通过辩论能拿掉一个罪已属不易。
“这类案子倒不是执法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矛盾上交。”莫少平记得，一个案件开庭前，法院院长很坦率地告诉他，“莫律师，我们连开庭时间都要等上面通知。”
2007年6月18日下午2点40分，郑筱萸案二审结束。一审时，这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6月18日晚6点40分，郑筱萸的两名律师张庆、刘宁在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的网站上公布了包括郑筱萸案的起诉书、一审辩护词、判决书、上诉状、二审辩护词等在内的9个法律文书。
“这些文书公布后几个小时，就被要求撤了下来。”记者致电当年郑筱萸代理律师所在的北京公元律师事务所时，得到这样的答复，“当时有关部门就告诫我们，不能接受采访，这个告诫到现在依然存在。”
由此可见中央反腐的态度。一个细节是，行刑前郑筱萸曾写一封绝笔信：“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源自《宜春数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