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　东西部合作开大船

编者按：

自1997年开始，迄今，西洽会已成功举办11届。

今天，第12届西洽会又向我们走来。

回头望，12年，弹指一挥间！

12年的历史见证，12年的辉煌发展。

西洽会一路走来，承载着“互动、开放、和谐、发展”的使命，现在正快步迈向全国乃至世界。

在第12届西洽会来临之际，始终关注西部开发历程、关注东西互动合作的《西部大开发》杂志，特别隆重推出“西洽会12年”专题，通过对话区域经济专家，探讨融资、政策、信用及投资环境等问题，并在总结前11届西洽会的经验与成果基础上，邀请有关商会负责人。他们在畅谈自己眼中西洽盛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和展望，这对如何进一步办好西洽会，或许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西洽会需要总结，更需要提升质量和内涵。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东、中、西部互动机制的不断完善，西洽会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借此，我们祝贺第12届西洽会圆满召开！

实践证明，东西部经济合作是缩小区域差异、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策略，是东部发达地区参与和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方式，也是东部保持自身快速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4月6～10日，第十二届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就要在西安举行了。如何充分发挥西洽会的实际效应，进一步促进东西部经济合作？研究相关领域的一些经济专家学者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为此，《西部大开发》杂志对他们进行了专题采访——

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政策支持是东西部合作的动力。国家是否应该再给西部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使西部地区形成“政策洼地”，以加快东西部互动，促进西部大开发？

姚慧琴（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主任、资本论学会常务事理，经济学教授、博导）：自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对西部给予了政策倾斜，但现在并没有形成西部的“政策洼地”。而东部地区在发展初期，国家有一系列优惠政策，那些政策基本上是“顺市场”调节的，就是说国家政策与市场调节的方向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你不用给什么优惠政策，资源也会往那里流，给政策只是为了让资源更快地往那里流。目前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也给西部地区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这种优惠政策或支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逆市场”调节的，也就是说和市场调节的着力方向不一致，是要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和市场机制的不足，这种政策的设计与东部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东西部合作中，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是重要的条件，而且应发挥主渠道作用。要使东部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到西部地区去，就要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问题。但建立与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区域合作市场机制的实践证明，单纯用行政干预的办法组织区域合作，其效率较低，所以必须采取政府与市场相互结合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机制。

为此，政府在发展和完善商品市场的基础上,要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以及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同时,政府还要发挥制定和完善市场运行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功能，有关职能部门要加强市场管理和监督,规范流通秩序,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加强价格、质量、计量、监督，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行为,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些都将为西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倾斜是对西部开发实施特殊职能最为重要的一项，但也不能一味追求国家政策的优惠。2007年，国家发改委将东西经济互动提到了更重要的战略地位，鼓励东部资金向西部转移。西洽会，正是这样一个促进东西部互动合作发展的会议，西安要搭建好这个平台，在政策普惠的情况下，针对西部发展形势，广泛吸引资金，要真正创造良好的市场软环境，政府就要将这种调控功能真正发挥出来。

拓展西部融资渠道

资金支持是东西部合作的血液，而西部发展缺的就是资金。通过西洽会，如何解决西部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民间资本的流入？

苗金祥（陕西省原体改办巡视员、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高级经济师）：我国现行融资体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银行不支持异地投资的贷款，而当地贷款融资又比较困难，严重地限制着东西部到异地投资，直接影响到东西部合作项目的成功率。这样，无论对于东部企业还是西部企业，都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全部的投资带到异地。

同时，从证券经营机构的规模和素质来看，整个西部证券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直接融资渠道过窄，自然严重地阻碍了民间资本的流入，也制约了西部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比如还存在这样的问题：缺乏完整有效的金融政策支持，使西部地区在货币资金配置上处于不利地位；供应量低，无差别的货币政策使西部地区的实际货币供应量低于东部，加上西部的资金效益和利润率低于东部，因此更多的外资还是流向了东部，西部仍然较少；在信贷管理体制中，有关商业银行存贷比例、授信额度、贷款结构等方面仍是全国整齐划一，缺乏支持西部经济发展和东部的差别性；有关直接融资的市场准入条件等方面管制过严、门槛高，所以西部上市公司明显少于东部。

中央政府应当给西部这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例如：在财税政策上,允许西部地区进一步放宽外资税收政策和投资领域，对西部企业实行差别税率政策等；在金融政策方面,对西部实行倾斜的金融政策,专门建立西部开发基金,并发行西部开发中长期债券；放宽对西部公司上市条件分配额的限制，从而促进西部上市公司的发展。同时，西部应该加快国有大企业的改制步伐，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才能融到更多民间资金。

法律法规是发展的基本保障

在东西部合作中，东部人特别关心西部的软环境，尤其是法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如何使东西部合作得到法律法规方面的基本保障？

蒙振祥（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硕导）：过去，我国区域经济的法律和法规几乎是空白，使得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较大的随意性和非连续性。西部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长官意志随处可见，由此产生的腐败现象也影响了东西部合作。比如一些地方、部门仍然习惯沿用“红头文件”，在实际执行中朝令夕改、随意解释，让投资者难以放心；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乱用自由裁量权；有些执法人员对外地当事人滥用司法权利，依法应当胜诉的案件久拖不结，迫使其忙于“攻关”，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

所以在东西部合作中，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依法开发、依法投资、依法固定洽谈成果，才能进一步体现法的正义价值，才能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加快西部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为此，应当注意以下主要问题：

首先要改变政府法制观念。给东西部合作和经贸洽谈提供良好法制环境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切实改变和提高政府的法制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良好的政府法律人格，树立稳定、明确和准确的非人格化的法制权威。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法治在促进和保障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东部沿海地区经常不失时机地把改革开放的政策上升为地方性法规，用法律的力量推动和规范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用良好的法治运行机制保障投资主体利益，这种成功经验值得西部学习。政府法制观念的改变是经贸投资法制化的重要条件，其核心理念不但要依法行政，而且要把依法行政作为西部开发和经贸活动的法治投资；而依法行政的核心就是要严格执法，因为严格执法是有关西部开发的法律、投资贸易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必要条件，可以为西部开发和投资贸易活动凝聚各种力量。

其次，应树立依法投资先行的观念。在经贸洽谈活动中，要依法制定严格的项目规范和客观的管理标准，尤其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的重大项目，一定要严格依法进行，一定要改变先找项目后规划的做法。坚持项目法人责任制，坚持公平投资，建立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保护市场投资主体经济自由权利，制定具体的行为标准和行为规范，维护竞争秩序，促进竞争发展，使东西部合作和经贸洽谈进一步法制化。

还有，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投资、树立政府法治形象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保障投资主体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促进西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不断推进司法公正是推进西部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如果西部的司法人员不畏权贵，顶住各种压力和各种威慑而秉公判案、严格执法，以给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为根本理念，那么无疑会直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形成投资者和执法者良好的法律互动关系，形成良好的法制氛围，进一步促进和巩固经贸洽谈的成果。

进一步挖掘西部特色产业

“优势互补、互利双赢”原则是东西合作的保证。如何做到“符合科学发展观，符合东西部地区实际，符合合作各方需要”？西部还有哪些优势应得到充分发挥，构建特色产业、大项目？

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导）：目前，西部地区在走资源型和能源型的工业化道路，而东部是一条加工型、技术型工业化道路。由于传统的认识误区及我国特定历史原因的双重作用，形成了目前东西不合理的垂直型的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不利于东西合作，更不利于实现东西部的双赢，但目前要想扭转这种分工格局，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东西部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问题是东西合作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

近些年，国家巨额投资使得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基础设施的改善，并非必然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西部要快速发展，就不能只成为沿海地区的制成品市场和能源原材料供应地，而应注重开发自己的发展潜力，增强合作地区自我积累发展的能力。

西部地区除了在石油、天然气、煤的开采及部分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外，其他行业的产品在市场上很难有竞争力。这实际上反映的是西部经济发展走的还是高消耗、高成本、高速度、低效率的路子，西部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还未真正完全发展起来。

在东西合作项目选择上，西部要注重实效、突出重点、精心挑选，根据东西合作双方的领域和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保证项目建设和运行的质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注重项目的功能建设，保证项目的长期长效运行。

因此，政府必须统筹兼顾,统一规划,既要打破地方保护、闭关自守,又要防止一哄而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结构趋同”。对涉及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见的、潜在的、有利的、不利的因素和条件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制定出科学的、系统的、体现西部各地区特色和优势的开发战略。协调东、中、西部的产业结构，达到优势互补。允许东部在产业结构提升中，向中西部转移部分尚为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传统产业或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要防止转移“环境成本”，防止以牺牲西部本已脆弱的环境为代价的中小污染工业企业，改头换面后迁至西部，西部自身也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针对陕西，应该引进的投资项目首先是生态旅游项目，尤其是要研究如何开发好秦岭、保护好秦岭，向世界介绍秦岭；第二，针对交通设施建设要引进大投资，多开发高速公路，向秦岭开发，建成大关中的环线高速公路，搞成大交通；第三，构建大物流产业，利用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引进外资，建成天水仓储基地、咸阳航空物流基地、纺织城仓储基地、潼关仓储基地等；对于陕北的能源基地，引资要向能源化工发展，应搞深加工、精加工，同时也应将这里的能源运到黄陵、铜川、富平等地，进行资源深加工，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关中除了高科技、生态科技外，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也要做成大产业，比如小麦，不能仅加工成面粉买，要打造成更大的新型食品产业，还有其它代表性的苹果、乳品、花卉、蔬菜产业，都应做成大品牌、大产业。

行政效率还要再提高

在东西部合作中，行政性的倾向依然存在，如何降低这种倾向，让洽谈与合作更加机动灵活，真正为企业、投资者服务？

曹钢（陕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西北大学博导，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秦商研究会会长）：目前，西洽会的行政化成分依然很重，合作与贸易洽谈的实质应该是投资者与企业的事情，与政府一些部门没有直接关系，但按目前我国的国情，洽谈会依然是政府搭台唱戏，政府带团、带队来洽谈签约，政府好像成了“保姆”。政府在东西合作中的作用，应该是把规划和政策导向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通过引导、服务和监管，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应该越位代替企业去抓具体的合作项目，政府不能总唱主角，主要演员应该留给企业、投资者。

因此，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开思想，让洽谈会逐渐走向市场化，让机构、公司来承包运作。实行市场运作机制，操作形式更灵活多样，才不会走形式，政府的操作往往会走向讲排场、讲形式的道路，不注重实效，这也是洽谈会成果造成虚发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在合作中还存在行政效率低的问题。这是因为西部许多省份的基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部门交叉繁多，办事手续繁琐，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事又没人去管或不愿管；各部门甚至同一部门不同业务单位在利用外资工作中协作不够，甚至相互拆台；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太大，乱检查、乱摊派屡禁不止，多层次的检查令企业难以承受和应付；一些政府部门往往是招商很热情，落户时很繁琐，真正落下来以后就不管不问。本来按规定可以办的事或享受的优惠政策，企业如果不请客、不送礼，事就难办，难以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上述问题直接导致西部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1999年，西部地区每一元政府消费所对应的GDP仅为6.73元，有的甚至不到6元，东部高达8.31元，中部地区也到了7.54元。从国家机关、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从业人员人均形成的增加值看，西部平均为1.56万元，落后于全国（2.19万元）近30%。其中，贵州、云南和甘肃这三个地区的指标值落后全国平均水平都在40%以上。

随着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逐步建立，合作进入扩张期以后，政府行为应相对弱化，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逐步加强；到了成熟期，市场行为就占主导地位，行政行为同时辅之。

非公有制经济应继续提高

近几年，西洽会的成果数据显示，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比重在不断增加，西部经济所有制结构在西部开发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与东部相比，其比重仍然太小。如何吸引非公有制大胆参与东西部经济合作？

赵守国（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西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博导）：近几年，西洽会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东西部的经济合作，但也存在内容大同小异，形式上轰轰烈烈，实际收效还不很理想。主要是有些地区的领导，为了出政绩，想方设法营造轰动效应，对合作项目在缺乏深入调查的前提下就盲目拼凑。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常常没有为当地带来福音，反而留下了长期的隐患，必然使当地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因而，政府要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此，各级政府首先要树立新的非公有制观念，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政治上一视同仁，给予非公有制企业管理者同等的社会地位；二要放松管制，规范管理，为非公有制企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要搭建信息平台、项目平台、人才平台、融资平台和产品交换平台，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对于非公有制企业自身来说，要加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文化创新，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管理者由小老板向现代企业家转变，职工由临时打工仔向稳定的新型劳动者转变，企业组织形式由小作坊向现代公司制转变，管理方式由小生产式的经验管理向现代科学管理转变，经营方式由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企业由产权不清向清晰的现代产权结构转变，竞争手段由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向创新竞争转变，企业文化由简单模仿向自成特色的非公有制企业文化转变，从而推动非公有制企业脱胎换骨，超越自己，实现二次创业。

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

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靠的就是信用。如果没有信用作为保证，经济运行将是低效率的，必然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如何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吸引更多外资？

徐元恒（中国人民银行原陕西省分行总经济师，高级经济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在东西部合作和企业的经济往来中，目前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些签订的合同单方毁约，承兑的货款无理拒付，向金融机构的贷款久拖不还，服务、承诺作为“广告”高高挂起，各种虚假信息、各种形式的坑蒙拐骗时有发生。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信用缺失，这种缺失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影响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妨碍了东西部的交流与合作。

以陕西为例，从2008年始以后的五年，政府计划引进外资100亿美元，2008年引进18亿美元。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进一步地促进东西部交流与合作，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善当前的社会信用环境。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参与，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应该将长远建设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应该有重点地抓好信用文化、征信体系、信用制度、信用服务市场四方面建设，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

第二，应把思想教育和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处结合起来。信用既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又是现代生活的基本要素，一方面要抓好思想教育，增强人们的信用观念、信用意识，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信用管理，特别是要加大对失信企业失信行为的惩处，不仅要向社会曝光，还要使失信者在经济上占不到便宜、处处受阻，使守信者感到光荣，在发展中处处受得到社会的支持，得到相应的扶持。

第三，要将大力推动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起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是搞不起来的；同时也要看到政府信用是社会公共信用，若政府失信了，其副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就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在东西部合作中，各级政府一定要做到：有了承诺就必须兑现，不能失信于民；有了优惠政策就应抓紧落实，不能失信于合作者、投资者；执法部门要依法行政，不能执法违法，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同时，招商还应将项目招商和“以诚待商”结合起来。积极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及时协调解决好他们关心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诚心诚意地支持办好现有的外资企业、合作企业，争取这些企业一方面增资扩股，另一方面“孵化”和吸引更多的外资、东部资金在西部落户。要舍得拿出优质资产与外资合作，借助外力来驱动内力，改变西部资本内源型和封闭型发展模式。经济园区是外商投资的重要载体，在园区开发中，一方面要采取各种筹资方式，加快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要使信用入园入企业，建设最佳的信用环境，让人们感觉在这里投资更放心。

调动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人才也总是朝着投资回报率高的方向流动。西部如何吸引更多建设人才，培养“造血”功能？如何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把东西部合作变成全社会的主动行为并积极参与？

郜随印（陕西省高级人才研究事务所所长）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驱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西部地区落后、陈旧的观念是对东西部合作最大的制约。西部由于受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因素及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千百年来所沿袭的是具有典型内陆民众性格特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追求安逸、轻视商业行为，妨碍着西部人创造力的发挥，同时也影响着东西部合作主体的培育。

因而，先进技术、高级人才资源的充实和发挥，也是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西部如何吸引、留住人才？第一要务是政府应由管理型政府转化为服务型政府，真正做到为企业服务、为人才着想；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政策性地支持人才创新、鼓励人才成长；建立科学、规范、清晰的市场经营环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打造人才快乐工作、健康成长的氛围，克服阶段性、项目性、一次性、花瓶式忽悠人才的短期行为；同时，人力资本是靠经济资本来体现的，人才的报酬要合理。

另外，东西部合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方方面面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关键是要以洽谈会为平台、以资产为纽带，发展区域间各种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各类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其它所有制企业，都是东西合作的主体，它们才是东西部合作具体项目的执行者。

总之，广泛的平台是推动东西合作交流的基础。西洽会只有做到吸引企业、投资者和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吸引人才、技术和更多投资目光，才能为东西部合作借地发展、借船出海而扬起大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