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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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兼顾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六省会城市2015年的经济发展进行评价、比较。结果表明，武汉的经济发展水平居首，南昌最弱。同时分析发现六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有特点，因此针对各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应提升路径，以期促进中部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部六省会城市 区域经济 竞争力综合评价 中部崛起战略

引言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2009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又根据该意见精神编制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2016年12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再一次将国家经济发展的目光投向中部。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依靠自身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以及所具备的经济实力，对于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中部六省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桥梁和枢纽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区域。其省会城市则因特殊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因而对于本省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动向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所以，本文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入手，研究其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推动省域经济的发展，以中部地区的经济崛起促进我国经济的腾飞。因此，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对于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这期间，许多学者运用不同方法对中部经济的发展现状、质量以及发展规划做深入研究。郭国峰（2009）以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并对我国中部六省各自的文化产业做了相应的绩效评价；韩民春（2015）以湖北省为起点，通过研究保税区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状况，分析比较中部六省外贸结构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状况；何宜庆（2014）从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发展角度出发，分别研究金融集聚对中部六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得出现代经济社会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日益凸显结论的同时，对于各省如何促进金融聚集、加强经济交流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措施。崔木花（2015）在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量化研究中部六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发现协调度水平对区域内经济发展程度影响较大；郑享清（201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中部六省经济效率进行分析，并分别从产业结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措施；曹琼（2013）肯定了自主创新能力与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效应，并从该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中部六省在人才、创新方面的优劣势；齐绍洲（2015）、张爱菊（2013）等认为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低碳发展之上，基于面板数据分别运用Tapio脱钩模型、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对中部六省的低碳发展和生态承载进行评价、预测，并结合结果给出了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在上述学者的区域经济研究中，无论是使用定性还是定量分析，其主要区别在于分析方法、手段或研究侧重点不同，虽然所选评价指标不尽相同，但其研究重点基本都在区域经济发展现状上，而对于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因素却缺乏相应的关注，即“仅关注存量而忽视了增量”。众所周知，现阶段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优劣评价很大程度上都会体现在城市的后续发展动力上，只注重当下的发展状况必然会导致不可持续的发展。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运用发展的视角，在注重现阶段经济发展总量、规模的同时，对于城市区域经济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潜力因素也予以相应关注。因此建立包含经济发展潜力的区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各省会城市的实际数据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发展做出客观评价，进而针对评价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力求促进中部六省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完善中部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枢纽、联通作用。

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

（一）指标选取

评价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必须运用一个科学合理的评标体系。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多种能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不仅包括城市区域经济现有经济资源与经济能力，还应该包括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经济资源与能力。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参考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参考2007年建设部发布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和2015年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等权威资料，在综合性、代表性以及可量化性原则上，构建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因此，该体系主要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反映经济现状的规模类指标，反映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政府、企业、个人类指标，为经济发展提供生态保障的自然类指标以及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健康保障的潜力类指标。与以往的评价体系相比，该评价体系的科学之处在于注重经济规模现状的同时，对经济发展潜力因素给予相应关注，而且充分考虑到影响城市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自然各个方面及各参与主体。其二级指标分别为：

經济发展规模指标。该级指标主要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规模，是最直观表现经济实力的指标。现阶段经济规模不仅可以反映当前各市经济发展状况，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选取GDP总量和年运货总量2个指标。

政府影响经济指标。该级指标主要反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影响力，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宏观调控，是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窗口。因此选取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和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2个指标。

经济发展活力指标。该级指标主要反映经济发展未来趋势，相对于传统的经济社会，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更趋多元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而且第二、三产业仍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支撑点。因此选择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年使用外资金额以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5个指标。

经济发展潜力指标。该级指标主要是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以及医疗保障，进而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虽然目前该类指标并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但却能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所以将其归类为潜力指标。因此选择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以及医院卫生院个数3个指标。

经济发展环境指标。该级指标主要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交通环境，同样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因此选择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量以及工业烟粉尘排放量3个指标。

最终本文建立的区域经济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本文将上述16个指标属性按照对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分为正向、负向和中性（数值适中）三大类型，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公共财政收入（X1）和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2）两个中性指标。公共财政收入代表政府参与经济活动、掌握经济资源的能力，收入越高则政府在经济中的话语权越重，反之则越轻。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经转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即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的繁荣、活跃程度，说明市场中的资金能够有效、高速的流通，贷款余额过低说明经济较为低迷、市场借贷信心不足；而贷款余额过高则又会集聚大量金融风险，使得经济运行过热，最终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该指标也应该保持适度的范围，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二）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

本文所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城市统计年鉴》、《2015武汉统计年鉴》《2015长沙统计年鉴》等六市的统计年鉴。由于上述指标涉及各个方面，其量纲和数量级都也不尽相同，所以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了方便后文的综合评价，本文将所有标准化后的指标属性转化正向，因此需要运用不同的标准化方法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针对于正向和负向指标，本文选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其计算公式如式（1）、（2）所示：

对于正向指标： （1）

其中i代表城市样本，下同。

对于负向指标： （2）

对于中性指标，由于其适中的数值难以确定且其他方法都存在人为主观的干扰，因此本文以中性指标数据的均值为最适合数值，其标准化公式如下：

（3）

该公式核心思想是：首先确定最优值即该指标的数据均值，然后通过求解每个指标与均值之间的差距再比上极差，比值越大则说明该城市在该指标方面距离最优值越远；比值越小则说明该城市在该指标方面距离最优值越近。为了使指标正向化，则再运用最大阈值法将其属性转化为正向。通过上述转化后，不仅消除了中性指标的量纲，使得它便于比较，而且还使得其数据属性与其他指标保持一致。运用公式（1）-（3）对原始数据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得到正向化数据，如表2所示。

主成分模型实证研究

为了避免指标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减少信息冗余，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因为主成分分析中各主成分为原变量的线性组合，而且按照方差的大小依次排序，同时主成分的选取依据累计贡献率进行筛选，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其过程更为科学客观。主成分分析的模型如下：

（4）

其中，Xj为第j个指标（j=1，2，3，…，n）；Fj为第j个主成分值；αij为对应的第i个特征值的第j个分量；m为样本个数，n为指标个数。

对表2数据进行主成分运算求解，可以得到主成分总方差分解表，如表3所示。

主成分的选取一般遵循两个原则，即累计方差贡献率≥85%和特征根大于1。符合上述要求的主成分有4个，分别令第一主成分为f1，第二主成分为f2，第三主成分为f3，第四主成分为f4。

为了明确新的主成分与原指标之间的关系，本文还给出了因子载荷矩阵每一个因素对应的系数值，函数关系如下：

（5）

z为对应变量主成分，z=1、2、3、4，公式（5）对应的系数值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分析其中哪些因素对于新的主成分影响大（即载荷因子系数绝对值较大）。同时为了更加明确的找到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因素，本文对新的主成分影响较大的原指标因素进行下列说明：

GDP总量、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互联网宽带接入户数、年使用外资金额、城市道路面积5个因素对主成分1影响较大，所以主成分1偏重于经济当前活力方面；公共财政收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和医院卫生院个数4个因素对主成分2影响较大，所以主成分2偏重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和潜力指标方面；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对主成分3影响较大，所以主成分3偏重于环境质量指标方面；年运货总量和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主成分4影响较大，所以主成分4偏重于物流、技术类的硬性指标方面。

上述4大主成分将代替原来的16个指标，对中部六大省会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进行排名分析，再通过因子载荷矩阵计算综合得分矩阵，并根据表3中各主成分的方差百分比构造综合得分计算函数：

y综=0.45748y1+0.25116y2+0.17281y3+0.07281y4 （6）

最后得到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综合得分情况及排名，如表5所示。

结果分析。武汉在经济活力（主成分1）、环境质量（主成分3）和物流、技术（主成分4）指标方面的得分最高，使得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居于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之首。由表2和表5可以看出武汉的经济总量确实高于中部其他5个省会城市，而且其自身地理优势也为武汉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政府对经济发展影响和经济发展潜力（主成分2）指标方面得分为0.0435，相对于其他3大主成分没有太大优势。例如单就为经济未来发展提供医疗保障的医院卫生院数量指标来说，与其他5市相比，武汉仅有266所，远低于合肥的481所和郑州的313所，与长沙的276所也有一定差距。因此，在该方面武汉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长沙在经济发展潜力（主成分2）、环境质量（主成分3）和物流、技术（主成分4）指标方面得分较高，所以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紧随武汉居于第二。与武汉相比，长沙的经济发展现状有所欠缺，经济总量、经济活力都稍稍落后。但其优势在于其经济发展潜力（主成分2）指标得分远高于武汉，说明长沙未来经济的发展预期空间较大，经济增长势头明朗。而且其他主成分指标与武汉的差距并不大，所以武汉、长沙将是中部崛起的重要动力源泉，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

郑州在各项主成分指标中的得分都较为均衡，尽管并不突出但也由于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制约、短板因素，所以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居于第三，在此将其归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梯队。

合肥在主成分得分中两极分化严重，在政府对经济发展影响（主成分2）和物流、技术（主成分4）指标方面得分较高，但环境质量（主成分3）指标方面得分在中部六省省会城市中最低，所以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仅位居第四。说明合肥的经济发展优势与劣势并存，而且两者都非常突出，因此现阶段合肥经济发展应当重点整治环境质量问题，在此也将其归于中部经济发展的第二梯队。

南昌与太原的发展则较为滞后。二者在4个主成分得分中多指标得分都为负数，在经济发展活力和经济发展潜力指标方面的得分都为负数，说明二者当前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目前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综合治理负面影响的指标因素，特别是太原，仅在物流、技术（主成分4）指标方面得分为正，所以经济发展任务较为艰巨，在此将其归于中部经济发展的第三梯队。

中部六省会城市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路径

面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首先应该加强地方政府的交流合作，打破地域界限，实现生产要素的跨界流通。通过上述分析，中部六省省会城市分为3个经济发展梯队，在地理层面上呈现出“中间强、两头弱”的格局。只有加强内部的经济循环交流圈，才能通过优势互补、调剂余缺的方式实现中部地区的均衡协调发展。

处于经济发展第一梯队的武汉和长沙，二者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好中部崛起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武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做好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体系，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长沙在各个方面则应该进一步加强、巩固，应该大力发展代表现代经济发展活力的第三产业，同时还需要重视科技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定相应的科技支持政策。

处于经济发展第二梯队的郑州与合肥，二者的经济发展仍需从基础方面着手，重视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生态环境指标。在保持经济发展规模等硬性指标不下滑的基础之上，加大对经济发展潜力指标的投入。

处于经济发展第三梯队的南昌和太原，二者应该加强与第一、二梯队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大科技投入和教育投入，積极培育和引进人才，追求经济发展动力的多元化，同时注意经济与环境的可协调性，不能片面追求现阶段的经济规模而牺牲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

参考文献：

1.郑国峰，郑召锋.我国中部六省文化产业发展绩效评价与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9（12）

2.韩民春，胡婷.湖北保税区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研究—基于中部六省的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6）

3.何宜庆，廖文强，白彩全，周德才.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发展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4（7）

4.崔木花.中部六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动态演化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5（8）

5.郑享清，朱慧君，彭秋玲.基于DEA的中部六省经济效率分析[J].企业经济，2014（8）

6.曹琼，李成标.中部六省自主创新能力评价的因子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3（2）

7.齐绍洲，林，王班班.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方式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基于Tapio脱钩模型、面板数据的滞后期工具变量法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5）

8.张立军，袁能文.线性综合评价模型中指标标准化方法的比较与选择[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8）

9.迟国泰，闫达文.基于改进群组G1赋权的生态评价模型及省份实证[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