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台湾文学运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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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5年8月至新世纪的台湾文学运动，包括官方会议、军方会议、语文政策、民间会谈、原住民文学建构、现代诗运、实验性探索等。这里有统“独”之争，也有与政治关系不大的。正是这一系列运动，推动了台湾文学的发展。

关键词：台湾文化；台湾文学；文学运动；统“独”之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096-07

台湾文化再建构运动

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去殖民文化的问题。长期的奴化教育，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机械的”愚民，个别人甚至成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为了使台湾同胞认识祖国，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去除“大和魂”的思想，做一个健全的国民，台湾省行政公署发动了一场文化再建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行国语和宣扬“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的必要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协进会带头发起，国立编译馆、台湾文化协进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团体积极配合。《新生报》还多次发社论说明“皇民化”的毒素必须清除。但也受到一些人的顽固抵抗，出现了“反奴化论述”与“反国府论述”。为此，《台湾文化》呼吁文化界要增强团结，彼此学习和尊重，要“传习国文国语”，认同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学，彻底肃清“皇国民运动”的余毒。当地进步文化界用最大的热情介绍中国文化，更多的作家则争先恐后学习中文，一时使《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书洛阳纸贵。台北市东华书局还于1947年出版了一套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学丛书》，包括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对“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国语推行运动

1945年10月，即将上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为了抵消殖民文化对台湾同胞的毒害，提出“先着手国语，使台胞明白祖国文化”。同年11月便筹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县市建立“国语推行所”。另颁布《国语运动纲领》，如果本地知识分子不会讲北京话，不能担任公务员。1949年3月，又规定全台湾地区小学教师必须国语文训练及格，否则便解聘；国语能力较差的教师，亦不续聘。10月26日，当局除禁止日文唱片和日文写作外，同时取消报刊杂志的日文版。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政府加大推行“国语运动”的力度，认为让方言盛行，将会影响民族团结，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规定机关、学校和公务员不能用方言交际，并强令教师订阅《国语日报》，听国语广播。这个运动未能考虑到方言在老百姓生活中所起的调剂作用，对学生讲方言罚擦黑板或打手心，这种极端做法使民众反感。1970年异议人士反对扼杀母语，资深“立法委员”却要推广国语，“行政院”便颁布《加强推行国语办法》。在1976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中，要求削弱方言节目比例，强求国语进入家庭，完全无视闽南话和客家话等方言的存在，以至于让十分受欢迎的黄俊雄的闽南语布袋戏改用国语演出，造成丧失泥土味而离开电视台。在后来兴起的本土化运动中，引起当地文人的强烈反弹，以致要求用所谓“母语”取代国语。

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1953年9月，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表面上是承继孙中山未完成的遗志，实际上是正式确立其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者兼发展者形象，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和文化主张：提倡民族文化，杜绝商品化文艺，以三民主义指导文艺创作。在他看来，文艺商品化会妨碍作家执行官方的文艺政策，而作家应该写出“纯真和优美的文艺作品”，更应该创作“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以实现“反共复国”的政治使命。此文发表后，“文艺总管”张道藩在1953年10月1日出版的《文艺创作》上发表了《四十二年度文艺运动简述》，将“补述”中文艺意见作了详细的发挥，并指出蒋氏的看法是“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大纲目”，足以指导未来“自由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发展方向，并写了《三民主义文艺论》的长文去呼应蒋介石的指示，说明文艺创作离不开三民主义的指导，文艺性质也由194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转化为更全面的三民主义文艺。此后，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多次讨论会，学习“补述”和张道藩的文章。以后开展的“文化清洁运动”和倡导“战斗文艺”，均是实践《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的行动。

“国军”文艺运动

台湾的众多运动与文学主张，与蒋介石的思想、言论有密切的关系。1950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出“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重点与方向。为了实践这一方向，“国军”开展以“反共抗俄”为宗旨的文艺运动，大力倡导“战斗文艺”，使1950年前后至1964年以成为“战斗文艺”为主旋律的年代。主要文艺措施有：举办文化康乐大竞赛，项目有歌唱、国剧、话剧、绘画、书法、出版品等；创设军中文艺奖金，发行《军中文摘》等刊物，举办“兵写兵、兵画兵、兵演兵、兵唱兵”活动。从1965年起进入新文艺运动阶段：召开“国军”文艺大会，通过“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等多项议案，至1981年举行了7次大会，另还召开过“新文艺运动检讨会”和“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同时十分注意文艺辅导和文艺活动的开展，如聘请文艺界前辈组成“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会”，以后又成立12个“国军战斗文艺工作队”，“工作队”再改变为“研究会”。这一阶段的决策者为王升，主管者为田原，业务承办人为著名小说家朱西宁。

文化清洁运动

为了贯彻蒋介石清除所谓“赤色的毒”和“黄色的害”、“黑色的罪”的指示，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陈纪滢在1954年7月26日的《中央日报》上，提出“文化清洁运动”的口号，正式揭开这个运动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官方控制的文艺团体和报刊一起动员和上阵，分别在军内外各种广播电台举办专题讲座。同年8月9日，包括155个社团的500余人连署在各报发表《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厉行除三害宣言》。

这场运动反“赤”纯是禁锢言论自由，结束后处分《中国新闻》等5种杂志，《新闻评论》、《自由亚洲》作停刊两个月的警告，《妇女杂志》、《新希望》、《影剧杂志》以停刊三个月作为惩罚。这种警察行动引起文化界人士的普遍不满，它给文坛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扫黄反黑扩大化，如当时风靡一时的《野风》杂志就不断受到卫道者的攻击。郭良蕙并非黄色小说的《心锁》，也挨批判。二、反“赤害”同样严重扩大化，当时被视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查禁的武侠小说就多达一千多种。在1955年一年中，“文协”为了扩大“战果”，又继续开展“反黄色作品运动”，把非黄色书刊打成淫秽书刊，由此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以至不同政见、文见的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

现代诗运动

大陆去台诗人纪弦于1956年1月15日发起的“现代派诗人第一届年会”在台北举行，出席者有40多位诗人，会后宣告“现代派”正式成立。过了半个月，由纪弦主办的《现代诗》杂志发表了《现代派信条释义》，提出“现代派”主张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等主张，这便是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兴起点。这个运动还带动了现代小说、现代绘画、现代电影的出现。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现代诗运动围绕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之间的争霸而展开。直到关杰明发表严厉批评现代诗的文章，以及唐文标在1970年代宣判现代诗“死刑”，这个运动才开始走向衰落。但不可否认，“新诗再革命”领导者纪弦和其他诗人的创作，加速了新诗现代化的步伐，为刷新诗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国军”文艺大会

“国防部”为了运用文艺力量达到“反共复国”目的，于1965年4月8、9日，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召开了首届“国军”文艺大会，出席者除军中文艺工作者外，另有社会文艺工作者，总计500余人。蒋介石亲临训示，提出“抑扬节宣”四字诀，以新文艺的12项内容训勉与会人员。大会根据蒋介石这种“雪耻复仇”的反共讲话精神，除设立国军文艺金像奖外，还发表了《“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宣言》，重点阐明了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张，强调“新文艺，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以民族的风格、革命的意识、战斗的精神熔铸而成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并制定了《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1966年11月，又举行了第二届“国军”文艺大会，截至1975年10月，共举行了六次大会，1980年2月下旬，还举行过一次，每次大会后都发表宣言。到了本土化高涨的年代，这种政治挂帅的文艺大会，再也难以发挥其作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国民党将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过了一个月，国民党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1967年7月成立由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下设国民生活运动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等，并发行《中华文化复兴》月刊。这场运动系针对大陆所谓“毁灭”中华文化的文革，另一原因是台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道德水准下降，发动这场运动是为了用传统文化去改良投机贪婪之风的盛长，也为了遏制台湾社会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该运动在1970年代初达到高潮：“文复会”颁布了《国民生活须知》99条，并在文艺、学术等文教领域大规模推行文化复兴，出版了四书五经今译等著作28种，在各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化讲座”。这对巩固当局统治的正当性，有正面作用，但整个运动流于形式。1991年4月，该会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由李登辉兼任会长。陈水扁上台后改名为“国家文化总会”，并兼任会长。

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

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当前文艺政策”，并于1967年12月5日颁行实施，文艺界张道藩、陈纪滢、李曼瑰、张秀亚、林海音、王梦鸥、赵滋蕃、余光中、尹雪曼、王蓝、尼洛、钟鼎文等40人，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表明他们拥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与“反共复国”的主张。该文除引言和结论外，还包括文艺与新闻、文艺与出版、文艺与教育、文艺与科学、文艺与哲学、文艺与宗教、文艺与军事、文艺与外交、文艺与经济等。乍看起来论述十分全面，其实内中隐藏了官方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恐惧，同时也呈现出他们思想中仍拥有中国传统中的“崇儒”和文以载道的一面。

文艺会谈

国民党为了执行《当前文艺政策》，于1968年5月下旬举行为期三天的文艺会谈，出席者有全岛文艺工作者四百余人，蒋介石在这次会谈中提出要“更积极地开创三民主义的新文艺运动……今天文艺工作的使命与路向，必须使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要促进文艺与武艺的结合，加强发挥文艺战斗的力量，使其一方面担当起三民主义政治作战与心理作战的前锋，一方面力挽当前偏颇颓废以及畸形发展的文艺逆流，而将其导向于三民主义新文艺以‘仁’为本的主流。”蒋介石去世后，继任“总统”严家淦于1977年8月在台北举行第二次文艺会谈，会上再次肯定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指导创作。这次会议系冲着乡土文学而来：排斥以钟肇政为首的所谓“有问题”的乡土作家参与，而陈纪滢、尹雪曼、余光中等反乡土文学的有功之臣进入大会主席团。会议第一天，《联合报》就把矛头指向乡土文学，而《中国时报》则不希望政治势力介入乡土文学论战。会后通过了《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其中建议恢复“中央文艺工作小组”，以加强对文坛的控制，防止“工农兵文艺”以“乡土文学”的面貌出现。第三次文艺会谈于1991年12月初召开，1982年另由“文建会”主办文艺座谈会，会后出版《文艺座谈实录》。

知识分子的“回归”运动

1970年前后，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冲击到台湾，使得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神话遭到解构。在政治上，台湾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建交，使“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定位突然消失。这些重大事件引发台湾知识分子对台湾前途进行整体反省：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调过头来面对现实和本土，并追寻社会主义思想，这和六、七十年代的保钓运动有直接关系。据吕正惠观察，这场知识分子回归运动是抨击国民党现行体制的反对运动，参加者多为本省人，在文学艺术上具体表现为：林怀民试图反映中国风格的云门舞集，黄春明早期乡土小说的结集出版与畅销，台北市茶馆的乡土式陈列，台湾早期历史与文学的再发现。在刊物方面，《大学杂志》偏重现实政治的批判，《仙人掌》杂志力图重现“五四”的文化批判与爱国主义传统，《夏潮》杂志体现出泛左翼色彩，从中不难看出知识分子急于找出路的倾向。这场运动到八十年代中期因“国家认同”问题的尖锐对立与分化而终结。

“中央”文艺工作研讨会

国民党为了检讨文艺政策的实施情形，并配合所谓“建国”六十周年的活动，于1971年2月召开“中央”文艺工作研讨会。出席者有全岛文教机关、文艺团体及各级党部主管文艺工作人员168人，会期一天。会议期间除对文艺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分别提出报告外，并就今后的文艺发展方向展开讨论和检讨。会后通过继续贯彻“战斗文艺”运动，抵制所谓外来的文艺逆流，发表予以使文艺充分发挥作为思想作战前锋功能为主旨的《总结议文》。

新兴诗社运动

1971年是台湾新诗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批青年诗人基于现代诗发展遭遇瓶颈，因而反思现代诗走过的道路，下决心不盲从西方，以敲自己的鼓、打自己的锣为荣。据有的论者观察，这与新兴诗社运动以当年关杰明旋风、唐文标事件对“现代派”的讨伐有很大的关系。它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小团体的偶然行为，而是顺应了当时现实主义回归这一大趋势。这一新兴诗社运动以台北这一文化中心为主要活动区域，但也有周边地区参与，因而除龙族诗社外，还包括草根社、《诗脉季刊》、《诗人季刊》，甚至包括中南部的《风灯》、高雄地区的《绿地》、《阳光小集》。这些诗社的成员年轻，发宣言时急于为自己定位。他们自组诗社和自费办诗刊，是一种觉醒和自我要求，并不完全是沽名钓誉。

小剧场运动

从1960年代开始，李曼瑰成立“小剧场运动推行委员会”，其特点是着重剧场的“小”和演剧的非专业性。1980年代兴起的另一场小剧场运动，在剧场艺术上不再是话剧原班人马新瓶旧酒的游戏，而是更多注重戏剧的前卫性和实验性的探索。还有在1979年，姚一苇出任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便筹办实验剧展，至1984年计演出36出戏，其中兰陵在1980年首届实验剧场演出的《荷珠新配》，极为成功。这出戏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吴静吉引进的肢体训练，刷新了戏剧观念，带动了戏剧运动的普及，引发方圆剧场、小坞剧场、大观剧场、人间世剧场、笔记剧场还有华岗剧团、工作剧团等更多小剧场的成立，吸引了年轻一代走进剧场，推动了实验戏剧风气，以至让“小剧场”成为年轻、活力、改革、叛逆的同义语。1986年前后，后现代戏剧的兴起，标志着小剧场运动向前跨进了一大步。1987年7月解除戒严更促使重要演剧团以叛逆的姿态挑战传统而做出更前卫的探索，并让本土化思潮成功地渗透。不过，由于这阶段的演剧更多是拼贴式的后现代制作，故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但真正能留下的传世之作却微乎其微。

左翼行动主义

据杨照的观察，七十年代从关杰明和唐文标发起的“现代诗论战”，到由彭歌、余光中点火引发台湾社会空前动荡的乡土文学大论战，后续的发展方向是不断扩大文学意义的解释，及随之而来附加的越来越多反体制或护体制、反威权或卫威权的行动性格，是为“文学行动主义”。此“主义”的产生，是因为戒严没有解除，人们没有批评政府和时政的自由，因而无法在政论杂志出现的主张只好用另类形式“化妆”登场。七十年代出现的大报“强势副刊”，正好为这种文学行动者提供了驰骋的阵地。以带左翼色彩的乡土派为例，若发表改革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政论便会被视为颠覆政府，他们便将建设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脱离依赖，内部力求分配公平的社会政治理念，用创作行动去取代街头行为即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陈映真的《山路》等众多政治小说，潜藏在作品细微处的社会主义理想，便说明台湾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变相侵略、被错误政策牺牲，以至于许多人在底层流离受难的社会。宋泽莱的《打牛湳村》，直指农村产销结构上的重大弊病。洪醒夫的《吾土》，刻画了农村困穷的悲惨。左翼行动主义虽然不断受到官方的政治打压，但却逐渐取得了美学上的合法性。

右翼行动主义

右翼文学行动主义的代表性团体是“三三集刊”与“神州诗社”。据杨照的观察，他们的集体特性是非常年轻，其集团理念是“以文学救国”，代表作有温瑞安的长诗《图腾》等。在行动上，他们热情地串联各地大学，坚决反对抨击政府而视台湾为“乡土”的“乡土派”，高举文化民族主义认同文化中国的大旗；在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上，他们特别强调回归到爱情上来化解抽象概念上对立所产生的冲突。

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前夕的小说界，可以清楚地看见右翼文学行动主义与官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时获得了校园青年群的热烈支持。他们甚具行动意义的作品经常在《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得奖，如黄凡首开小说刺探政治暧昧地带的《赖索》。

文艺季文艺座谈会

“文艺季文艺座谈会”原是“教育部”主办“1980年文艺季”中的一个项目。“文艺季”包括国剧、舞蹈等舞台演出以及美术展览、音乐演奏等项目。文学方面则委托给“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筹办，“青溪新文学学会”协办。此次“文艺季”于1980年4月19至20日在日月潭举行。召集人为尹雪曼，有120位作家出席。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文学界创作方向”，另分四个子题：六十年来文学创作回顾、当前文学的总检讨、未来文学的展望、我们对文学创作应有的努力。不少官方作家认为，所谓“乡土”、“工农兵文艺”，是和“三民主义文艺”唱反调的“邪恶文学”，少数人则认为“乡土”、“工农兵文学”在文学中应有自己的地位，但问题是不能用阶级来划分。三民主义作家应参与而非与其对立，应用“大乡土”、“大和谐”的方式将其化解。会后于当年8月由李牧主编了座谈会记录《新时代文艺创作方向》。

二·二八历史记忆重建运动

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由于国民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了镇压者的角色，故随后40年，该事件成了头号的政治禁区。随着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高涨，在民间流传的二·二八历史记忆，终于成了媒体的公开话题。20多年来，出版有关这方面的专书不少于140种，仅文学方面就有林双不于1989年编的《二·二八小说选》，许俊雅于2003年也编了同类书。

对二·二八事件历史记忆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寻找历史的遗忘，第二阶段是用各种不同的记忆对二·二八事件做出不同的阐释，如“独派”把本来与“台独”无关的二·二八事件往“台湾民族主义运动”靠拢，歪曲吴浊流的《无花果》，认为这部作品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丢掉“对父祖之国的虚无飘渺的幻想，不要再把虚幻的祖国当作台湾的解放者与救世主。”类似这方面的作品有李乔的《埋冤1947埋冤》，东方白的大河小说《浪淘沙》。统派也有写二·二八事件的作品，但远没有独派作品影响大。

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

焦桐认为，在后现代出现的台湾文坛，各种与传统不同的新文类纷纷出现，不同的实验和不同的意见也竞相展示，这些活动和现象是为“街头运动”。它包含解除戒严后至世纪末出现的各种文学类型，如地方文学、运动文学、文学传播、小剧场、现代诗刊以及前卫诗、情色诗、政治诗、散文地图。这些类型正像剧场形式是一种戏仿，一种颠覆主流形式的策略，带有明显的在野色彩。两大报文学奖还一度从边缘走向中心。至于大量生长的现代诗刊，大多短寿，逃不出在地下开花以及腐烂的命运。为避免过早死亡，许多诗社热衷于举办大型座谈、演讲、现代诗朗诵会、民歌演唱会、展览、诗友会、创作研习班、学术研讨会、诗的声光等众多活动，但仍无法改变其“街头运动”性格。

南北两派作家座谈会

高雄和台北作为城乡关系中的新隐喻到1980年代完成，至少有南北各属不同文学派别的苗头出现。1982年3月，曾为美丽岛事件被捕作家向蒋经国说项而声名大振的陈若曦，应《台湾时报》的邀请由美回台，在高雄市笔王大饭店主持南北两派作家座谈，讨论主题为“是否有南北两派、南派和北派的主张分别是什么？”鉴于乡土文学阵营还未公开分裂，南北两派亦未正式登台，故头一个发言的钟肇政表示坚决反对南北分派的说法，叶石涛和陈映真也说分派是谣言，只有廖仁义含糊说应允许作家“追求历史的特色”。由于这次会议未能找出南北两派作家的争议点，故这种调解成了无的放矢，但不等于说不存在南北文学之分，因后来正式形成的南北两派不是一般的文学流派之争：如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或向第三世界学习之争，或写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这些争论确实存在，但在争论背后隐藏的是天南地北两个极端性派别的政治立场的差异，即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北派”/统派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南派”/独派之争。

“台语文学”运动

随着“台湾意识”的高涨，随着1990年代本土论述恶性膨胀，“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为了建立民族文学，完成母语建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为配合这一运动，除多次举办“台语文学研讨会”外，还连续出版《台语文学运动史论》、《台语文学运动论文集》、《台湾话大辞典》、《大学台语文选作品导读》、《台语诗三百首》，使“台语文学”创作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发表作品的媒体有《台湾文艺》、《文学界》、《台湾新文学》、《自立晚报》副刊等。“台语文学”杂志有《岛乡》、《管芒花》，综合性的有《台文通讯》、《台文罔报》、《掖种》、《时行》、《莲蕉花》。随着21世纪的到来，“台文”书写也展开了新纪元，最重要的标志是母语教育进入体制，录取了3000多位“台语”教师。加上热衷于政经和文化改革的“四社二会”（南中北东社、台湾教授协会、台湾笔会）以及真理大学“台湾文学系”、“台湾语言学系”对“台语文学”伸出援手，运动的发动者常去游说“立法院”、“教育部”，使得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人士再也不敢公开反对母语，连“外省人”马英九有时讲话也用闽南话，这均说明“台语文学”运动已开花结果。

原住民文学建构运动

原住民文学建构受本土化思潮和全球原住民运动启发而崛起。它开始于1983年《高山青》杂志的创刊，1984年冬天成立的“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1987年提出17条《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1994年“原住民”一词正式载入“宪法”。这均意味着原住民争取主体发言位置社会运动的开始。在艺文方面，进入199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出现了一百多件物艺产品工作室和个人创作者，形成一个传统与非传统工艺美学相结合的艺文运动，或如原住民研究专家谢世忠所说的原住民的文化运动。

原住民文学建构运动和鹤佬、客家反对运动一样，把矛头指向压制他们的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反抗强势的汉文化。为此，解严后原住民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开展，这表现在有一小批原住民出身的作者，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在各种研讨会上发表建构族群政治的论文。各种刊物的创办和文学活动的开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原住民文学建构运动，如继林明德1989年创办《原报》后，高山族作家瓦易斯于1990年创办了《猎人文化》。官方也开始介入推广原住民文化。1992年，由“文建会”等单位出面主办了首届“山胞艺文创作奖”。1993年，“中华民国台湾原住民文化发展协会”成立，附属于该协会以报导原住民文化为宗旨的杂志《山海文化》创刊。1994年，在屏东玛家山地文化园区召开了“原住民文化会议”。1995年，第一本原住民民间文学作品集《和平乡泰雅族故事歌谣》出版。向来一再宣称不认同大中国文学和台湾文学的部分原住民作家，还参加了大中国团体与台湾本土的征奖活动，如《中国时报》于1996年和《山海文化》双月刊合办的首届“山海文学奖”，另有台湾基金会主办的台湾文学奖。“台湾原住民文学”系列也由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

另张新帜的客家文化运动

1970～80年代蒋经国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得闽南和客家籍的本省人士取得重要的社会地位，时在日本的张良泽便率先提出客家文学的看法。政治风向骤变的1988年，拥有400多万人口的客家人开始萌生族群意识，先后开展了“还我母语”、“新客家人”运动，并于1990年创办了为客家族群说话的《客家风云》，后改名为《客家杂志》。1993年创办了全球首份客家语文刊物《客家台湾》。次年，召开首届“客家文化研讨会”，还出版了《客家台湾文学选》，另成立了“全国客家权益行动联盟”、“台湾客家公共事务协会”，并一波三折成立了“宝岛新声客家电台”。地处桃园、新竹、苗栗客家生活圈的“中央大学”，在2003年8月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客家学院。这些来自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动，给客家文化建构运动提供了条件。客家文化运动推手黄恒秋奔走于两岸，编著有数种客家文化论著，另还用母语创作了几种新诗集。

诗的星期五

由洛夫领衔的“诗的星期五”诗学活动，自1992年8月起，于每月第一周之星期五晚上7时，在台北市诚品书店举行。每次由两位诗人主持，除朗诵个人的诗作外，还对作品进行诠释和讲解，最后观众互动，或请诗评家讲评，有时还邀请访问台湾的大陆诗人及海外诗人参与。前后持续三年多共举办38场，有60多位诗人参加演出，于1995年8月停办。

文学上的“去中国化”运动

“泛绿”文学团体和媒体积极呼应李登辉执政期间和陈水扁新千年上台后所刮起的一股“去中国化”歪风。

文学上的“去中国化”运动，从为台湾文学“正名”做起，其中《台湾文艺》在宣传台湾文学不是中国文学即文学上的“两国论”最为卖力。在该刊1986年出版的《100期纪念特辑》中，钟肇政、陈千武、李乔、李敏勇、王拓等人一齐上阵，鼓吹“中、台文学的关系，犹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个文学上的“两国论”，比李登辉1997年提出“阶段性两个中国”还早11年。在两岸文学成就谁高谁低问题上，他们更是大言不惭地认为“显然三十年来台湾文学的成就，已经凌驾于中国文学之上”。该刊后来制作的《重建海洋文化的信心》、《台语文学的再出发》、《写有国籍的台湾文学》等专辑，无不在呼吁写“有国籍”的文学即指合乎“台独”标准的文学。“台独”大将郑南榕自焚事件发生后，本土作家作出激烈反应，让中国人/台湾人、中国文学/台湾文学的二元尖锐对抗达到最沸点，其中林双不高呼台湾作家要优先投入“独立建国”的道路。到了1990年代，新面貌新形式的《台湾文学》，乃公开正式地建构“新国家”模式的台湾文学。为此，他们极力鼓吹“台湾民族文学论”，为“皇民文学”翻案，为台湾文学系的建立最终达到将中文系与外文系合并的目的制造舆论。在新世纪，“笠”诗刊把大陆学者的文章放在《国际交流》专栏，大陆诗人作品则被称为“海外来稿”。“三李”即李乔、李魁贤、李敏勇等人无不极力否认自己是中国作家。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