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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的新帽子:思想家

    时间:2020-11-23 07:55: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史记》,对中国文学、史学和文化发展都有深刻影响。司马迁因此被历代学者尊奉为杰出史学家、文学家。这两顶帽子,司马迁戴得很稳。我想给司马迁戴上一顶新帽子:思想家。这顶帽子他还没戴过,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是否适合。

    第一章 旧帽子:史学家司马迁

    中国是历史意识最强烈的文明体,远古就开始记录历史。《史记》是中华民族第一部通史。

    在国家诞生之前,一个社会的领袖是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集于一身的人物。当出现国家雏形时,国王统掌政治权力,宗教权力让渡给巫师,文化权力让渡给史官。左巫右史,拱卫着国王,形成了国家权力结构。巫师对神灵的祭祀权和阐释权,史官对历史的记录权和阐释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史学对于人类文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汉代以前,中国的历史记录已经极其发达,天子和诸侯都有史官。只是在战火硝烟中,历史典籍大多失散毁灭,流传下来的极少。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代宫廷史官,他立志要写一部通史。宫廷所藏典籍,加上考察史迹、甄采传说,完全可以支持他实现心愿。可是,司马谈过早辞世,来不及完成这个心愿,临死前他要求司马迁继承遗志。

    司马迁非常忠于父亲的遗愿,大量研究文献,还四处考察历史遗迹。一部巨著的雏形,逐步在脑子里形成。后来他为李陵投降匈奴辩护,触怒汉武帝,被判死刑。想着父亲遗愿,他不能马上就死。按照汉律,他可以花钱赎罪,重获自由。可是他一个穷困小吏无力出钱,也没有任何朋友为他辩护或为他出钱。他只好主动要求改为宫刑,留下性命,以便完成通史写作。所谓忍辱负重者,司马迁之谓也。

    为了准确描述黄帝以来三千年的历史进程和文明状态,司马迁发明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式相互阐发、相互补充的结构模式和史书体制。这种模式和体制奠定了中国历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以后两千年的官方史书,一直沿用这种体制。司马迁作为中国历史著作开创者,没有受到过质疑和挑战。

    《史记》既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职务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个人创作。一者因为太史令的职责不包含写通史,二者他晚年的职务不是太史令而是中书令,是辅助皇帝在宫廷处理政务的官员,跟史学无关。

    由于具有个人创作性质,他就可以充分表现学者的立场与思想。中国史官本有秉笔直书的传统。董狐直笔已经成为千古成语。那是晋国故事。齐史故事更加曲折。大夫崔杼杀了来他家里跟其妻子私通的齐庄公,要求齐国太史把庄公写成暴病而亡,掩盖弑君事实。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让太史仲来写。太史仲和太史叔照样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仲和太史叔。崔杼对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写暴病而亡吧!”太史季说:“尊重事实,是史官的职责,歪曲事实,不如去死。即使我不写,也掩盖不了你弑君的事实。”照样庄严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无奈,只得放过太史季。

    太史季走出屋舍,正遇到南史氏执笔而来。南史氏以为太史季也必定被杀,打算接着秉笔直书的。

    齐史撇开齐庄公失礼情节,专看大臣失礼,未免偏颇(《史记》则无此偏颇)。但其不阿权贵、不曲事实、秉笔直书的精神,真是惊天动地。司马迁作为史官世家,很好地继承了这种精神。所以,历代史学家都肯定司马迁坚守了“实录”立场。《史记》对开国天子刘邦的批评,颇为直率,不但《高祖本纪》中有批评文字,其他的世家和列传中,也随处可见。对汉武帝的政策,也是颇多非议。

    司马迁的史识也很杰出。项羽虽没有建立天朝,只是自称西楚霸王,但他分封十八王,实际上一度号令天下,权同天子,司马迁就写了《项羽本纪》,给他以天子地位。

    陈胜起于草莽,为王侯公卿所不齿,但因他推翻秦朝有首功,且一度封王遣将,号令三军,司马迁就写了《陈涉世家》,给他以王侯地位。

    孔夫子为儒学宗师,汉武帝已经表现出尊儒倾向,儒家学说可能会长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孔子可能享有无冕王之尊,司马迁就写了《孔子世家》,给他以王侯之尊。

    屈原作为楚国一个不得志的大夫,在中原诸国毫无影响。楚国史書遗失,屈原事迹大多无考。仅因贾谊贬谪长沙,物伤其类,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司马迁产生强烈共鸣,并从中看到了屈原的精神价值,特著《屈原贾生列传》,极度张大屈原忠贞爱国、勇斗奸佞、遭馋受贬、殉身社稷的精神。

    他撰写《吕后本纪》、《外戚世家》,虽然对后妃擅权带来的消极面不吝批评,但对她们治国辅政的才能和作用也不吝肯定。妲己亡夏、褒姒误周、骊姬乱晋、郑袖害楚、吕后擅权而抑刘兴吕,这些故事被后人总结为“红颜祸水”的惨痛结论。吕后作为,去古不远,天朝尤感深痛。可是司马迁自有见地,不为流俗所惑,强调圣王明主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得到后妃的有力辅助(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外戚世家》)。他对后妃们的才华能耐,评价得宜,对其功过褒贬合度,比“红颜祸水”俗见高出十万八千里。

    他的这些识见,得到后世圣人君子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史记》写完,送给朝廷,自家留了一个副本。也许因为他对汉室政权批评太多,宫廷压住《史记》,秘不示人。当时有王侯要求看《史记》,汉室找出各种理由推辞。家藏副本传到他的外孙杨恽手里。杨恽也是朝廷大员,贵为九卿,封平通侯。他将《史记》一篇篇传播出来,引起大家关注。此人深得外公风骨,《报孙会宗书》写得纵横挥洒,意气铿锵,颇有睥睨天下、离经叛道意味。小人拿《报孙会宗书》构陷作者,汉宣帝震怒,处死了杨恽。《史记》的传播因此受到阻碍。在很长时间,只有宫廷史官才能看到《史记》全文。

    后世史官虽然按照《史记》体例著史,但对《史记》的思想光辉肯定得不多,诟病者代不乏人。《汉书》作者班固,率先遵循《史记》体例著史。班固对《史记》的治史态度和学术成就充分肯定,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自刘向、扬雄博览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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