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北朝摩崖刻经的书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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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秦汉长期的大一统社会在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的反复争夺中彻底崩塌。这样的环境下，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撞击，一方面，使少数民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汉民族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新鲜血液，增强了自己的活力。现实的危难与苦痛促使人们从精神上寻求自救解脱之道，佛教成了这个动荡时期人们信仰的首选，佛教的「救世说」「轮回说」成为深陷苦难之中人们的一丝亮光。南北朝时期，上至贵族王侯，下至普通百姓，信佛礼佛人数众多，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以迅速传播，逐渐融合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出现了「三教调和」的局面，佛教成为南北朝时期人们信奉的主要宗教。佛经通过石刻得以流布，北朝时期的造像、刻经活动尤其繁盛，以地域来看，现存山东境内的摩崖刻经保留了北朝时期摩崖刻经的整体面貌，为我们研究北朝摩崖刻经书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

一批士大夫知识渊博，思想活跃，敢于冲破两汉以来定「儒」于一尊的枷锁，接触各种各样的新事物、新观念。思想活跃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书法如同学术思潮，那样空前活跃，空前错综复杂。书法完成了隶向楷过渡的实质性转变后，除保留着篆、隶、章草书法类型以外，还创造出一些新的书法艺术类型——魏书类型、行魏类型和隶楷类型。北朝摩崖刻经隶楷书以特有的面貌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所处的北朝后期，隶意已经脱尽，楷法相当成熟，有很多作品甚至与初唐楷书难以区分。中国古代美学中尤其推崇「境界」，而佛家也注重修养境界。摩崖刻经书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佛教徒特殊的审美意趣，简淡、平阔的书法风格，努力实现佛教徒心中圣洁的境界理想。

1.佛学东渐，刊刻经文

刻字于石，自古有之。先秦有《石鼓文》，汉代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等，石经类有蔡邕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正始石经》，唐代的《开成石经》，后来又有《蜀石经》《北宋石经》《南宋石经》《清石经》。而佛教刻石最早要追溯到古印度的阿育王时代。无论是刊刻儒家经典还是佛教经典，都是为了宣传其文字内容。随着佛教传人中国，僧侣们大量翻译、传抄经卷。摩崖刻石、开窟造像等也逐渐流行起来。

在印刷术产生之前，石刻是一种最有优势传播经书的方式。东汉蔡邕主持刊刻的《熹平石经》，将儒家经典《周易》《尚书》《论语》《春秋》《鲁诗》《仪礼》《公羊传》《春秋》等刻石。《熹平石经》的刊刻为后世保存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北朝时期的僧人称刻在摩崖上的佛经为「石经」，可能是受《熹平石经》影响的结果。与纸质、木质载体相比，「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摩崖石刻更能流芳百世，将佛经刊刻于石料上，更符合刊刻者「字无飞灭」「永垂昭晰」的理想。北齐先后六个皇帝，都信佛教。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初年（五五O）「请稠禅师受菩萨戒」。孝昭帝高演为先帝写《一切经》十二藏，度僧尼三千余人。北齐的二十八年中，「皿家立寺四十三所，译经六人一十四部」。所以，北齐境内的刻经之举，正是北齐佛教兴盛的表征，泰峄山区涌动一场规模很大的「宣教」「护法」修积功德的运动，这便是以安道壹为首的信徒们刊凿的摩崖刻经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法。

2.石经流布，宣教护法

据已有考证，北朝晚期大规模刻经活动与北朝灭佛有直接的关系。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巩固在中原的统治地位，以全民为兵。太武帝下诏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服兵役。后来由于受到崔浩、寇谦之等人的劝说，开始信奉道教，进而发展到灭佛的地步。太平真君七年（四四六）太武帝下诏：「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以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一百多年以后，北周武帝立志以儒术治国，当时佛教兴盛，他认为出家人不从事生产、不纳税，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于是下令将寺院充作贵族宅院，烧毁佛教经典，百万僧尼还俗。佛教徒为了使佛教经典能长久存世，开始了大规模的刻经运动。齐鲁之地，儒学故里，佛教流布相对薄弱，亦非灭佛重镇，故成为佛教徒避难的场所。深山之中，便于匿藏，从而得以遍刻佛经于境内诸山。

清跨羲诞，妙若英繇

山东境内的北朝摩崖刻经，主要包括泰山、徂徕山、水牛山、葛山、峄山的刻经，刻经的书体特征与铁山、尖山和二洪顶刻经的书体高度相似。这些刻经的作者基本上也是僧人安道壹书丹，刻经大多是50-70cm见方的擘窠大字。在僧安道壹笔下，或应规入距，或任情恣肆，或清瘦出奇，或肥硕惊人，皆无所施而不可，总呈现出自然之美。通达无碍，谓之自在，《法华经》云：「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功」，正如《铁山刻经石颂》中所赞扬的「清跨羲诞，妙若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由于摩崖刻经的字体太大，要想在有限的石面上刻写一部完整的经文，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刊刻者于是选取佛经的个别章节进行刊刻，这也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山东境内北朝摩崖刻经的面貌。

1.以隶为主，参以楷法

山东境内北朝摩崖刻经都是用大字隶书，这时期的隶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楷书化的倾向，更多的可以看作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之间的书体。与汉代摩崖隶书的字型特征、字势相似，北朝摩崖刻经隶书字形宽博，装饰性的蚕头燕尾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相对平直的线条，隶书大多取纵势，而不是典型汉隶的左右取势。摩崖刻经隶书结体宽厚，浑穆宽阔；用笔以圆笔居多，笔画之间分间布白意趣横生，雍容简穆，微妙圆通。字的转折主要以圆转为主，方折少见，不露圭角，更多的是外圆内方。摩崖刻经隶书中的楷书化现象比较突出，字型常见为方形，或是长方形；笔画以平直线条为主，一些钩的写法、提的写法楷书特征已经比较明显，竖画的写法基本是成熟楷书竖画的书写方式；刻经的一些偏旁部首已经与楷书的偏旁部首没有太大区别。山东境内摩崖刻经书法的另一特点是字形展大。「大字鼻祖」《泰山金石峪》字径在50cm左右，安道壹在洪顶山所写的「大空王佛」四字高达11.3m。摩崖刻经字型之大与石质和环境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东境内摩崖石质为花岗岩，表面粗糙不平，石质坚硬，不适合打磨；摩崖位置多数都是竖立的，一面或几面摩崖对于连绵的群山来说并不起眼，独特的位置环境形成了佛经刊刻的局限性。

冈山摩崖刻经自东向西散刻在三十余块花岗岩石壁上，其书法艺术风格与铁山刻经差异较大，或以隶意为主，或楷意结体，或隶楷相间，富有变化。葛山摩崖刻经文字大小、书写风格与铁山、泰山经石峪的刻经相似。尖山摩崖刻经散乱地刻在一个个大石头上，字体有大有小，苍劲潇洒。四山摩崖刻经对研究佛教史及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清代包世臣称四山摩崖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石颂》赞美安道壹的书法「清跨羲诞、妙越英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康有为评价摩崖刻经书法：「魏碑大种有三，一曰龙门造像、一曰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摩崖……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四山摩崖通楷隶、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均给予其极高的评价。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书法特征独特，是隶书向楷书过渡间的书体，糅合了隶书的体势和楷书的技法，字势宽博，飘飘欲仙，是中国书法史上值得研究的艺术珍品。

2.泰峄群山，摩崖争胜

山东境内北朝摩崖刻经地域相对集中，大致集中在泰山山脉、峄山周围和东平湖附近的泰峄山区。

《泰山经石峪》又名《泰山佛说金刚经》，刻于北齐武平年间（五七O五七五）现存摩崖石刻中规模空前的巨制，清康有为推《经石峪》为榜书之宗。经文为鸠摩罗什所译《金刚经》，字径50cm左右。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刻于山东泰山斗母宫东北一公里山谷之溪床上。《泰山经石峪》刻经的笔法与尖山摩崖《晋昌王唐邕题名》相近，有的研究称这两处刻经的书丹出自同一个人。《泰山经石峪》通篇文字气势磅礴，其优游自如从容不迫之仪态，若具仙姿；其用笔圆润可人，包融篆隶而妙化为楷，结构舒博壮健，颇含浑穆宽阔之趣。笔法简淡，线条厚重，结体上宽博雍容，清包世臣评价说：「《泰山经石峪》大字，与焦山《瘗鹤铭》相近，而渊穆时或过之。北魏书，《经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清康有为认为：「榜书亦分方笔圆笔，亦导源于锺、卫者也。《经石峪》圆笔也，《白驹谷》方笔也。然自以《经石峪》为第一，其笔意略同《郑文公》，草情篆韵，无所不备，雄浑古穆，得之榜书，较《观海诗》尤难也。作榜书须笔墨雍容，以安静简穆为上，雄深雅健次之。观《经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岂暇为金刚努目邪？（《广艺舟双揖》）」清杨守敬日：「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纡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

《铁山刻经》刻经时间为北周大象元年（五七九），位于邹城市区公园内铁山之阳一巨大石坪上，内容有经文、石颂、题名三部分，经文内容为「大集经·穿菩提品」，字径50-70cm，石颂和题名字经22cm左右，写法采用八分加篆意、隶书又杂行草，而以隶为主，用笔方圆兼施而以圆为主。

《冈山刻经》刻经时间为北周大象二年七月三日（五八O），位于邹城市区北面的冈山上，经文即散刻在山阴三十余块巨石上，字经有10——20cm，有30——40cm不等，以楷书为主，内容有《入楞伽经·请佛品第一》和《无量寿佛经》，另有佛名、佛号、题记，其书体变化奇谲，无字不奇。

《葛山刻经》刻于北周大象二年（五八O），在邹城市东十三公里北葛炉山西麓巨大石坪上，形制与书体都与铁山刻经相似但规模略小于铁山刻经，东西长21m，南北长8.5m，字径50cm内容为《维摩诘经·见阿閦佛品第十二》。

《尖山刻经》刻于北齐武平六年（五七六），在邹城郊东六公里尖山东侧，刻经字径50——60cm，唯「大空王佛」四字最大，每字2m左右，其刻经内容共七种：一、《经主韦子深题跋》，二、《徐法仙题名》，三、《文殊般若经》，四、《经主唐邕妃题名》，五、《般若波罗蜜经》，六、《僧安道壹等题名》，七、《大空王佛》。此外，还有散刻的佛经偈语数种。刻经字体隶楷相间，笔画凝重、浑穆苍古。

《徂徕山刻经》刊刻时间为北齐武平元年（五七O），在泰山东南四十里徂徕山林场内，有二刻石：一刻内容选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高1.33m，宽2.02m，经文隶书，字径18cm。在徂徕山林场内光化寺遗址东一巨形圆石上；另一刻内容选自《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刻经面高l.35m，宽3.4m，隶书，字径20cm，下刻经文，上刻题名。在徂徕山林场场部东南一公里映佛岩巨石上。

《水牛山刻经》刻于北齐年间，内容选自梁曼陀罗仙译《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刻面高2.6m，宽1.95m，隶楷书，字径27cm，在汶上县白石乡小楼村东水牛山之阳摩崖石壁上。

《洪顶山刻经》位于东平湖东岸，刻经于二洪顶山的西面茅峪两侧摩崖上，刻经基本上是呈东西向分布在摩崖上，共有四处：一于《摩诃般若经》《大集经》节品并列刻题「僧安遭壹」四字；二在「大空王佛」题款中；三在风门口《文殊般若经》之右；四即是著名的「安公之碑」。

3.经主殊异，巨制同归

刻经主持者是出资赞助刻经的佛家信徒，又称经主。刻经主持者中有的地位显赫，财力雄厚，铁山摩崖和尖山摩崖刻经的经主之一是韦子深，他是西汉丞相韦贤、韦玄成的后裔。尖山刻经参与的人物众多，在韦子深之外，还有韦贤十九世孙韦子深妻、儿，还有尚书晋昌王唐邕妃赵氏、侍中陈德信妃董氏，及陈德茂妃口氏。韦、赵、董都是经主身份，唯僧安道壹是在佛主前大发其心的刻经组织者。他在题记中多次出现，且每每排列在众经主姓名之前，足可见他在整个活动中的角色和位置。铁山刻经规模宏大，从「石颂」中可知，出资人乃是当地望族匡哲兄弟及同义人李桃等。颂文赞颂安道一的功德称：「道鉴不二，德悟一原，匪直秘相成韬，书工尤最……」既推崇安法师精深于佛法，又赞扬安法师书艺高绝，当然，更钦佩僧安道壹二十年来在泰峄山区为弘扬佛法所组织、倡导的一系列刻经活动。在摩崖或石坪上大规模书刻佛经、佛名、佛号，是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的，这既需要出资人、书丹者，更需要热爱于此项事业的召集人、组织者。僧安道壹正是这样一位热衷于该事业的组织者。从北齐皇建二年（五六一）之前，到北周大象二年（五八O），泰峄山区出现的一连串刻经，大都是由他出面组织镌刻的。

4.刀锋雄浑，笔锋圆润

摩崖刊刻的方式与碑刻相似，或是先书丹后凿刻，或是直接奏刀刻就。

以《泰山金石峪金刚经》为例，其刊刻的方式是用毛笔书丹，还是用毛笔双钩字的轮廓然后镌刻而成，至今无法定论。我认为，从存留的朱色双钩线和其丰富的笔法表现，以及充满神气的结构来观察，首先应该是先用毛笔直接书写，然后双钩勾丹，勾出轮廓，然后再对笔力欠缺处进行补饰，这样也有利于镌刻入刀。如果不是这样的程序，而是首先采用双钩或直接镌刻，那么整个作品的笔法与笔画，就不会出现那么丰富的笔意和笔法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泰山金石峪金刚经》的刻经书法没有板滞之弊，完全是浑然天成的样子，这种情况也只有毛笔直接书写才能完成，采用双钩或直接镌刻是很难做到的。有关大字书法的镌刻方法，就刊刻形式而言，有竹尖底、升子底、坛子底、海底镇沙等。经过分析研究，《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经用的是升子底，即下窄上宽。为了保持原来的字形，其刻法是要从内线下刀。这种升子底的刻法，不但方便刻大字，更为重要的是使得所刻之字有一种雄浑的立体感，更适合于藏锋内敛笔画的镌刻。而竹尖底、坛子底的镌刻方式，就没有升子底刻法的立体感强，摆脱板滞之感。海底镇沙的镌刻方式主要用于阳刻，而对于《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经而言，庞大的工程使得这种方法比较难以实施，另外阳刻字易于脱落，也是不合适的。因此，《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经选用升子底的刻法，可以说是一种智慧的选择，同时也为大字摩崖刻字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字无飞灭，永垂昭晰

众所周知，文字和书法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又不是一回事。文字是人们用以记录语言、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它必须「大众化」「规范化」，否则，人们就无法或者很难应用它。虽然历史各阶段多是若干种字体相伴存在的情形，但总有一种字体是主要的。这种字体在应用和发展中，一方面不断吸收共存的其他字体的营养；另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其它字体的干扰，这是文字所追求的「规范化」原则制约的。正是这种原则，使文字发展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书法则不同，它作为形象艺术，受艺术求变、求新的本质特征制约，极力追求个性化、多样化，反对规范化、统一性。倘若也按文字发展的原则来要求书法艺术，那么，书法艺术的生命很快就要终结了。

1.隶楷错变，杂糅出新

新字体出现的初期，文字具备双重身份，它们既反映着当时书法艺术探索与追求的潮流，同时，还代表着文字发展的趋势，艺术与文字求得了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书、行魏书就是这样。此外的篆书、典型隶书、章草书、隶楷书等，并不同时具备这样的双重意义，在它们身上，艺术与文字的矛盾较为突出，是文字发展的惰性力量，它们从不同方面，干扰着魏书向楷书转化的进程。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它们是书坛上不可缺少的内容，没有它们的存在，当时的书坛无疑是单调、乏味的。因此说，此时篆书、典型隶书、章草书的价值，不在于文字的功能，只在于它们丰富了书坛，尽管它们的艺术面貌已失去先前的光泽，与时代的审美要求拉开了一段距离。隶楷书是新生的书法艺术形象，它们虽然不符合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但在艺术上的意义则是积极的、有价值的。书者能在不违背隶楷错变的规律原则下，以隶为基调，用篆书的行笔法，来避免笔画中虚现象，又在需要的地方揉进魏书的起收笔法，对那些飘而不实的笔画进行了根本改造，将滑向低谷的隶书，重拓出一片新天地。

2.榜书落墨，浑圆简约

榜书运笔范围大，追求的是气势，却不易周到。安道壹深知其中三味，他立于宽阔的摩崖石坪上，躬身握笔，落墨从容，行笔安详，起、收、转、折，力发全身，挪、让、避、就，巧妙安排；力求浑圆、简约，不作大幅度夸张对比。结字外实内虚，宽阔空灵，自然高绝。由于书写物质材料的限制，习俗惯例的影响，与北朝摩崖刻经相比，北朝以前的书法形质相对较小。北朝摩崖刻经的盛行的原因大致有宣传佛教教义、功德行为，除了摩崖刻经，还有塔上刻经和碑刻佛经两种常见形式，带有鲜明的佛教文化色彩。北朝摩崖刻经书法通常分为两步完成，先书丹，然后镌刻；或者直接就石镌。北朝摩崖刻经的笔法总体来说比较粗犷，表现笔画整体的体积感，重在追求笔画的气势，不仅仅于笔画的细节。以隶书为主的用笔也不时夹杂了篆书线条的圆劲和楷书笔画的凝重。用笔也较为丰富，圆笔最为常见，方笔次之；笔画的藏锋、露锋特征明显，很多是就着书丹痕迹而成；中锋为主，侧锋配合，侧锋与中锋交替使用，用笔的提按轻重和笔势变化丰富了中锋用笔的表现性；笔画形态上显得较为丰富，变化多端。北朝摩崖刻经的结体字形数量很多的字安排得外紧内松，字的内部空间比较宽阔，呈现出一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视觉美感，气势上看起来圆浑简约；字的轮廓大多是横势长方形，其中也不乏三角形、菱形、梯形等形状。

3.端庄静默，超然绝俗

刻经隶楷书在我国书法美学史上呈现的独特的审美内涵，无不透露出魏晋以来佛教空性思想和玄学文化影响的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风骨。书者在奇峻活泼的魏书时代里，立意于隶书审美价值的更新与升华。在对隶书艺术美的审视中，保留了隶书开张洞达的体势，以篆书浑穆而又简约的线条，取代它翻飞的笔画；又吸收魏书的峻厚，从而收到安祥、简约、含蓄、和穆的审美效果。康有为评曰：「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北朝时期是楷书的发展过渡期，隶书逐渐楷书化，中原正统文化的南迁使得北朝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书法在这个时期反而因此逐渐脱离了汉族正统文化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进入了一种相对原始、没有政教伦理束缚的环境。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给北朝书法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书法的自由天性逐渐显现，人们不需要考虑字的正误，可以自己造字，可以使用别字，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天然的率性和天真烂漫。写刻者的自由天性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地展现，北朝摩崖刻经的书法风格走向个性化，风格鲜明强烈，是一种人的积极精神的现实反映，是「无意于佳乃佳」的艺术杰作。

寸，余音绕谷，千载不绝

从大量的摩崖刻经来看，摩崖体书家，在当时处在北周武帝下令灭佛，因此遁入山林之中，不受庙堂馆阁之束缚，得以充分表示其个人性情与气质，自由挥洒于岩壁山丘之上，发挥其无碍无滞之笔锋。书法最重要的是表现其情感与心境，山峦绝壁正是发挥旷达雄奇的良好场所，较之陈帖墨守，斤斤于摹拟古帖为似的书奴来看，经派摩崖体为我们开阔了新的视野，事实也证实了经派摩崖体书风之潜力一直延续于世，甚至影响于日本、韩国，师承有自。清末时期的书法家李瑞清，对《泰山经石峪》的字最为心醉，每作大书，则用此体，用笔方圆兼施，沉郁苍雄，字大愈妙，而气势盘旋凌厉，创造出摩崖体的一大奇观。摩崖体实际上是一种不成熟的过渡书体，是隶书演变的一种时代书体。摩崖体体势上是隶书特色，点画上已经逐渐变为楷书的形态，既有隶书的高古，也不乏楷书的规整。这既是北朝书法在书体上的独特贡献，也是中国书法书体历史发展的必然。《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经、《葛山维摩诘经》《铁山大集经碑》《尖山大品般若经》等则为这种书体的代表。楷书体则更为便当。隶楷书体的独造不仅打通了书体的界限，为书体的融合提供了可能，而且，在书法审美上把楷书的审美与隶书的审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创造了既有楷书的庄重又有隶书的飘逸灵动的审美新气象。隶楷书体的产生发展了隶书，克服了汉代隶书发展到后期形成的程式化弊端，赋予了隶书新的生命力和新的发展空间。为后代隶书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在书法史上，不仅为唐代楷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清代隶书的中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朝摩崖刻经书法以其书法的壮美、书写内容的独特、建制的宏大、书法介质的长久而存留于天地间近一千五百年，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确立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