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为何禁止百姓存钱

中唐的铜钱多被融化铸了夜壶

一个王朝,新建之初大都朝气蓬勃,中间有的皇帝骄傲了,胡闹一气,惹出乱子来,即便平息下去也是元气大伤。

唐朝就是这样。安史之乱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唐朝可不是那个唐朝了。

玄宗以前,皇权相当巩固,国家是一个整体。唐中期以后,皇权就得了软骨病,藩镇军阀崛起,各霸一方,不怎么听招呼了。中央的问题也很严重,宦官开始专权,到后来居然能够决定皇帝的废立,重演了西汉末年故事。

在钱币的问题上,也是积重难返,关键就是货币数量不够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时,国家调整了税收方法,开始实施“两税法”,收税按户收取钱币,不再直接收稻谷和绢了。本来铜料不足,钱币发行就不足,官家这一收钱,钱又都跑到国库里去了,民间流通的钱币就更短缺。

由于货币长期供应不足,就造成了单旗先生所说的“钱重物轻”,尤其农产品卖不起价钱。按理说,通货紧缩之后东西便宜,商家不大高兴,但老百姓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政府收税不按实物计算,而要按照市价折成铜钱来计算。这一来,农民生产的东西就越来越不值钱。

刚刚实行两税法时,一匹绢能折3300文钱,实施了14年后,一匹绢最多才能折到1600文。绢价跌了一半,就等于税率上涨了一倍。等到两税法实施40年后,绢价更跌得惨,跌去了四分之三。百姓血汗创造的价值,这么一折成铜钱,就蒸发得差不多了——国家和老百姓进行经济博弈,国家没有不赢的。

中唐以后有几个著名的贤臣,如陆贽、韩愈、白居易、元祯等,都曾经上书反对两税征钱。他们说,既然农民是生产谷子和布匹的,国家就直接征收实物好了;无论你是折成钱算,还是让他们把东西卖了再交钱,无疑都是多剥了人家一层皮。道理是简单得连傻瓜都懂,但皇帝有时候就装不懂。贤臣们的大实话,没人听。

不过皇帝也有他的苦恼:钱币越来越少,可绝不是我私吞了啊。像这样钱重物轻越来越甚,你要是让国家征税收取实物,没两天皇家就会穷死。那么,钱是怎么越来越少的呢?

原来这是货币流通的规律——它有损耗。铜质货币就更是流失严重。

唐穆宗时有一位户部尚书杨於陵,对此有过分析。他说,过去钱是在四方流通,现在官府存的钱太多;过去是猛劲铸钱以供应用,现在是减少炉子“自废武功”;过去钱只流通于中原,现在有不少都流到外国去了。再加上市井百姓习惯在送终仪式上,让死人嘴里含钱,还有商人要存钱准备放贷,商旅翻车翻船又遗落了不少,所以钱币怎么能不少?

有人还向皇帝举发了铜钱大量流失的一个猫腻:原来是黑心商人把铜钱融化了,铸成铜器,卖价是等量铜钱的三倍半。如此厚利,傻瓜才不干。什么香炉、帐钩、镜子、夜壶,什么好卖就铸什么吧。

为了遏制铜钱大批退出流通,皇帝也是想疼了脑瓜仁儿,中晚唐时期,朝廷几次下令禁止铸铜器,但这种官样文章的法令大概没啥效力。到了唐宪宗,索性禁止民间存钱,要求富户把所有的存钱都拿出来,投入流通。他发现只下诏令没有用,就正式颁布了《禁蓄钱令》,规定私藏钱不得超过5000贯,超过的部分,限期一个月内全部购买物品来储存,违者按照官职大小,定不同的罪。平民就更不能饶,要杖死,杖死就是打板子致死。法令实施14年后,下一个皇帝唐文宗又稍稍放宽了限制,规定存钱不得超过7000贯。凡是超过10000贯的,一年内必须花完;对拥有10万贯家产以上的大富豪,特别开恩,允许两年内处理完毕。

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掩耳盗铃,怎么可能有效用?

货币本身就有储值功能,人家是合法收入,你怎能挡得住人家不花钱?大唐又不是秦始皇暴政,我就不花钱,你还能派侦缉队挨家挨户搜么?经过40多年的官民角力,政府终于让了步。唐穆宗听取了户部尚书杨於陵的建议,百姓上税、国税上交和地税截留都用实物计算,仅仅保留盐、酒两项专卖仍用钱计算。这等于承认了实物货币的存在。

有专家指出,唐朝之所以不能把官铸铜币贯彻到底,是因为当时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很多农民生活在自然经济状态中,与商品社会不接轨,所以实物货币还不能完全废止。

不过,这个缺铜钱的大问题,到了晚唐的唐武宗,差一点得到全面解决。

唐武宗是晚唐很有性格的一位皇帝。他是前一位皇帝唐文宗的弟弟,本来这皇位不属于他,可是宦官仇士良等人贪图拥立之功,把他给推上了台。

武宗身材高大,性情豪爽,即位之年已是27岁了。他多年来迷信道教,身边有一大批道士朋友,因不是在深宫中长大,对社会也比较了解。他还喜欢骑马游乐,常带着邯郸舞伎出身的爱妃到教坊饮酒作乐,好似寻常人家的家宴一般。不过玩是玩,国家大事却没有耽误,唐武宗能够重用贤才,管理国家也没有什么书生气。如果做错了事,还能够虚心向宰相道歉。他最重用的大臣是宰相李德裕,君臣俩相当默契。

武帝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5年,却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灭佛”。

灭佛是从他上台的第二年开始的。也就是从会昌二年(842年)起,逐年加大打击力度。到会昌五年达到顶峰,在全国开始大规模扫荡寺院。这次灭佛,史称“会昌法难”, 后世将其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的灭佛合称为“三武之厄”。

这一年,全国共计拆毁寺庙4600多座,拆毁游方和尚招待所(招提)、修道院(兰若)4万多个,强令僧尼26万多人还俗,寺院奴婢15万人遣散。这些人回归社会之后,因自食其力,也就变成了必须给国家纳税的“两税户”。武宗灭佛,显然是受了他的那帮道教朋友的鼓动,但是客观上却有力地打击了畸形的寺院经济,增加了纳税人口,还是让国家受了益。他拆完庙后,把庙里的钟、罄、香炉、铜像等等搜罗一空,都拿来铸开元通宝——当年梁武帝白给你们的,今天我唐武宗也要白拿回来。

当时铸钱,是下令让各州分头铸的,在钱的背面或铸一个“昌”字,或铸一个州名作为标志。这批钱,俗称“会昌开元”,是唐朝最后一批合乎标准的钱。

这次铸钱,力度很大,基本解决了缺钱的问题。本来武宗准备在第二年停用其他所有的钱,全国只用“会昌钱”,可是第二年他忽然死掉,这个计划也就泡了汤。就从他这种平时嘻哈、临事果断的的性格看,是个能成大事的人,要是再多活几年,没准儿唐朝也能多存活几年。武宗死得可惜,是吃了太多道教朋友给他的丹药死的,于是他成了唐朝自太宗以来第四个死于吃丹药的皇帝。

想长命,结果偏偏短命。历史上很多人、很多事,都是这样。

泥巴捏的钱也可以用来买东西

到了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唐昭宗时,中国钱币史上又出了一件搞怪的事。

有人用泥巴做钱,而且还正式进入了流通。干这个事的,是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这个人是武将出身,早年在一场攻城战役中,用挖地道的方法攻下城池,因此军中都叫他“刘窟头”。他当的这个卢龙节度使,是他用武力抢来的,唐朝廷是没办法,事后给予追认。他的辖区,就在幽州一带(今北京市)。

唐末的藩镇,实际上就是地方军阀,中央奈何不得他们。刘仁恭能在群雄争霸中夺得一块地盘,啸傲蓟门,志得意满,渐渐地就骄傲起来。当官的要是骄傲,有一个普遍标志,就是生活腐败,具体说是讲究奢侈,荒淫无度。刘仁恭在幽州,就是老大,你皇帝享的什么福,我也要享什么福。

他嫌幽州城不够牢固,就在附近的大安山上,依绝壁筑起一座“别馆”,不仅有险可守,而且极其堂皇,酷似皇宫。他又选了许多美女到“宫中”来服务,自己就呆在这小天堂里,和道士们伙在一起炼丹药,以求长生不死。

我们读史读多了,能发现一条规律,凡有在上者穷奢极欲的时候,在下者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当时的幽州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只能吃粘土、食人肉,饿死的穷百姓无计其数。就这样奢靡还嫌不满足,最令人瞠目的是,刘仁恭下令将民间的铜钱全部收缴上来,组织工匠在大安山顶挖洞穴(有地道战情结),把钱全部藏起来(有窖藏情结)。就这也罢了,他还怕藏钱的工匠泄露了秘密,竟把他们全部杀死灭口。

钱都上缴干净了,民间怎么办?

亏得刘仁恭想得出,他让幽州人民用粘土造钱,在幽州境内强制流通(见《新五代史》)。这种泥钱什么样?不好想象。但我知道,它可不是橡皮泥那样软乎乎的,而是要经过烘烤,烤好后质地相当坚硬,不至于龟裂或者掉渣儿。

古代的时候,人死了后,家属要在墓中埋一些陪葬品。其中一种陪葬就是泥钱,这不过是一种象征而已,就像今日流行陪葬纸糊的“电视”一样,算是儿女替长辈圆了生前潜意识里的心愿。刘仁恭竟然就把这样的“地府钱”,作为了正式的货币。

吾土吾民,勤劳勇敢智慧是没的说了;但是这智慧,有时候也会在坏的方向上达到极致。

泥钱当然保留不下来,所以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它是什么形制,镌有什么钱文,币值是多少——隋末有纸糊的钱,唐末又出了泥捏的钱,都说末世必有妖孽出,真不假。

到了民国年间,又有钱币学家考证出来,当年刘仁恭不仅藏了铜钱,捏了泥钱,还铸过新钱。现在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共有四类:

铁永安钱,共有三种,即铁永安一十,铁永安一百,铁永安一千。这三种钱,也有铜质的,存世数量都不超过10枚。这种钱,形制厚重,钱文粗拙,在钱币史上别具一格。

铁货布,背面铸有钱文三百,其制式不是圆钱,竟然是仿照王莽的货布模式。

铁顺天元宝,也有三种,背面的钱文分别为:上月下十,上月下百,上月下千。其中的上月下百,是拿史思明的顺天钱作模本,上月下十、上月下千则是刘仁恭自创的模式,钱文字体近于隶书。后两种钱现在存世各有一枚铜品,那就比华南虎还要珍贵了。

铁五铢,此钱用的是隋朝五铢钱的模本。

这些钱,都使用了唐中期以后才有的翻砂技术,但是铸工不精,砂眼较多。

从钱形上看,刘仁恭是个怀旧派,连五铢钱、货布都弄出来了。从币值上看,他铸铁钱的目的,也是为了搜刮民间财富,因为全是大钱。刘仁恭作恶多端,囤积了好几山洞的铜钱(不知留作何用),没想到现世现报,先是他儿子刘守光给他戴了绿帽子,睡了他的爱妾,父子俩为一个红颜闹翻。这还了得,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了?老子把儿子叫去,狠狠教训了一顿。

有其父必有其子,刘守光哪里吃这一套?什么上下尊卑,这年头还不是武力说话?他找了个机会派兵攻破大安山,把老爸给囚禁了起来。在这之后,刘守光趁乱索性在幽州称了帝,按理说刘仁恭也就成了“皇帝的老爸”,可是这个尊贵的老爸,却仍然是个囚徒。

后来幽州被刘仁恭的死对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李存勖将刘仁恭逮住,以刀猛刺其心,用他的血作为祭奠,然后斩首——那几个山洞里的钱,究竟藏在何处,也就成了一个天大的谜。

还有一种说法是,上述的永安铁钱,是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在幽州称帝之后才铸的。永安钱流通时间甚短,在后来的1000年中,人们甚至不知它是何人所铸,在哪里使用过。加之存世数量绝少,就显得更为神秘。直到民国时,人们才基本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

刘仁恭,算是中国钱币史上最恶的一个恶人了吧。他发明的泥钱,还有一个后话,也值得一说。

唐亡后,紧跟着的是五代十国,五代里面有个“后唐”政权,就是杀刘仁恭的那位李存勖建立的。李存勖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治国却极为昏聩,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朝政什么的干脆就不管啦;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引起朝野怨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深孚众望,对这个戏子皇帝实在不能再忍了,就发兵攻击李存勖。在混战中,李存勖被哗变的亲军杀死,李嗣源在群臣拥戴下称帝,这就是后唐的明宗。明宗是整个五代里最贤明的一个君主。他即位后决定铸新钱,便叫臣下呈送一个前朝钱币的清单上来,好做参考。负责拟清单的鸿胪少卿郭在徽,在清单上竟然列入了刘仁恭的泥钱和铁钱。明宗一见,动了肝火:你这是在咒我。刘仁恭是什么人,他造泥钱,绝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害人。骂完了,又把郭在徽给降了职。

可是这位后唐明宗,也没有忘记刘仁恭藏的那笔钱,曾大张旗鼓地在大安山掘宝。《旧五代史》上记载,当时幽州有个衙将潘杲,上书说他知道刘仁恭在大安山的藏钱之所,枢密院(国防部)立刻派了人去监督发掘,结果“竟无所得”。大安山,就在北京房山区西北80多华里的地方。藏宝处,就在山上。

不过,喜欢看《盗墓笔记》的朋友们,且慢高兴——因为这宝藏,已经在1000多年前的辽代,被辽圣宗派人去给挖出来了,所有掘出的铜钱,都拿去铸了新钱。

至于还有没有残留的,不详。有不死心的朋友,不妨也可以去探访一下。

老百姓就用鸡鱼鸭鹅做“货币”

刘仁恭死于非命,这是上天惩罚他。但是我们后世有玩钱币的人(雅号“泉界发烧友”),可能还是会感谢他为唐朝钱币史添了点花絮。

唐代的货币,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之外,还有一些也要交代一下。

在晚唐,西域地区唐朝的管辖区内,曾经铸过两种“通宝”,一种是“大历元宝”,一种是“建中通宝”,这算是地方钱币了,主要就在当地流通。

当时西域还有一个突骑施国,是游牧民族政权,以前经常活动在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玛克),也就是李白的故乡。在武则天去世后,这个小国正式从属于唐朝,为唐朝守卫西部边境。唐中宗封他们的首领为“怀德郡王”。这个突骑施国,铸过一种独特的方孔圆钱,与开元钱的形制一样,但钱文是粟特文。

这个粟特文,是中古伊朗东部的一种文字。现代中国能懂得这种语言文字的人,那就等于学界的华南虎了,大概就只有陈寅恪、季羡林、周一良等几位大师而已。

另外,在已经灭亡的高昌国旧地,唐朝时还活动着一支“西洲回鹘”,也是游牧民族。他们也铸了一种仿开元钱,钱文是回鹘文。回鹘,在唐朝前期叫“回纥”,后来又改名叫“畏兀儿”——这名字有点眼熟吧?对了,他们就是今天维吾尔族人的祖先。这两种少数民族文字的铜钱,意义可谓重大,从中可以看出,华夏文化当时对西域的影响是何等之深。

除了这些钱币之外,唐朝的货币种类其实相当丰富。由于唐朝从头到尾都没摆脱“缺钱”的困扰,因此,唐中央政府特别提倡谷帛货币化。唐文宗甚至规定,在交易中凡是金额超过100贯的,所用货币,粮食或布匹要占一半才行。到了灭佛皇帝唐武宗时,那就更厉害,他规定:交易超过5贯以上的,就要有一半的货币是谷帛。在一些边远地区,因为流通的铜钱太少,那么不用政府提倡,老百姓也会自动用实物代替钱币。

那时候巴地的边缘地区,就是用盐和布匹充当货币的。巫峡一带,则用水银、朱砂、象齿、彩绸、头巾等等充作货币(见《唐会要》)。汉中一带的风俗,就更具有乡土气息,不但现钱极少用,布帛也很少用。老百姓到市场,都是物物交换,比如要买盐的话,拿一斤麻或一两丝去换,再不然鸡鱼鸭鹅也都行。这样的“原始贸易”,虽然看上去换算好像很复杂,但老百姓却觉得很方便(见《元稹集•钱货议状》)。云南地区,在唐代那个地方叫做“南诏国”,也就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小王子”段誉的家乡。南诏国就一直不用金属货币,用的是贝币和绢帛。

虽然大唐的货币五花八门,但是政府却没把金银正式算在货币序列里。中唐元和三年(808年),还曾一度下诏禁止开采银矿。可是金银即便不再是法定货币了,它们在民间还是具有货币的功能。在岭南,因为外贸发达,人们甚至只把金银看做是货币。

晚唐诗人韦庄写的著名诗篇《秦妇吟》,也说黄巢起义时,长安城里“一斗黄金一升粟”。看来在特殊情况下,黄金也可以用作支付。这没有疑问:金和银,永远是和“财宝”连在一块儿的。有的东西,虽然号称是财富,但是很虚。比如股票、基金、期货、股指期货,那只不过是账面数字,你把钱投进去,它要是给你“虚”掉了,你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是怎么被“虚”掉的。

可是你买银行的金银币,即便价格再跌,也没有一种是跌到面值以下的。如若不信,你今天就可以到银行去确认。

不是有一首歌说“太阳是一把金梭,月亮是一把银梭”么?那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理解:金银之价值,就如日月之永恒。

在古老的钱币上,铸有日与月的标记,其意义也在于此。这是古人在向你暗示一个真理——钱,永恒也。

五代的货币政策各有高招我们该向辉煌大唐挥手说再见了。读史,这大概是最不忍释卷的时刻。华夏民族古

代的面子,全都在大唐这里。

各位读者即使没到过日本、韩国,总该吃过日本料理或韩国料理吧?看到那种精致、那种彬彬有礼,我就能感受到大唐之风。就更不要说那些衣袂飘飘的女性服装、那些白墙黑瓦的清雅宫殿了。

这本来都是咱们的。

“礼失求诸于野”,我们现在还能说什么?好好的大唐,被无数的野心家你一榔头我一榔头,给敲打完了。毁坏自己的国家,就像毁坏无主财产似的,不知这些人脑袋是怎么长的?

唐一亡,果然就是乱纷纷的五代十国。就算是霸主、枭雄、草头王,也免不了人头滚滚,直闹腾了半个世纪。其间出了无数的皇帝与“国主”,但没几个是雄才大略的,都是能玩一天算一天。华夏这个经济上的务实民族,在政治上为何又如此虚无?还真是值得研究。

现在,我们来看五代十国的钱币。

先弄清五代是哪五代,我们好心里有数:按顺序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些国名之所以都有一个“后现代”的“后”,是因为从周朝起,这些国名都有人曾用过,加个“后”是以示区别。这些朝代的首都,除了后梁是在洛阳外,其余的都建在开封。

五代的各朝,都铸过自己的“元宝”或“通宝”,形制和重量一般都仿照开元钱。

唐朝遗留下来的缺钱的问题,在五代仍然存在。其中后唐也曾经效仿唐朝,下过禁止蓄钱的诏令,同时还禁止商人携带钱币出境。后唐明宗时,还进一步规定,商人不准携带500文以上的钱出城。有钱,你就在城圈里可着劲花吧。

这样的限制,简直没法让人做生意了,超出500文价格的城乡贸易怎么进行?

以往在唐朝,因为钱不够用,所以官方认可“省陌”的做法,不过有规定,一般是800文到900文为一贯。到了后唐,每贯钱“短”得越来越厉害,朝廷不得不下令,必须维持在800文一贯的标准上。市场稽查员一旦查到在交易中以“短钱”支付的,所有钱币一律没收。政府为什么要管“短钱”的事呢?——不涉及它的利益它怎么会如此热心?

原来,民间流行用“短钱”,实际上是市民自发地把手中的货币升值,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皇家和政府的财富就会缩水。所以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让足够数量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以抑制货币升值。缺钱缺得各朝皇帝都抓了狂。

到了后晋,钱币发展史上还出了一个小小的逆流。后晋太祖皇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卖国贼石敬瑭,大概被缺钱现象困扰得太苦恼了,就颁布了允许自由铸钱的法令,当然他不是傻瓜,同时也规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重量一定要与开元钱相同。

但这个法令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各地都缺铜料,你让民间铸造足值的钱,怎么可能?结果法令颁布一个月后,就不得不放宽限制,说铸钱也可以略轻一点。

咱国的法律就怕没弹性,只要有弹性,咱国的人就能钻空子。这个口子一开,各地豪门富商就开始动脑子啦,铸的钱,简直五花八门,轻重不一,大小不一。贪心之徒更是往钱里狠命地掺铅掺锡。后晋的钱币样式,成了万国博览会,在流通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石敬瑭的自由铸币政策,得不偿失,实行了还不到一年,就只好匆忙收场。

这样儿戏似地治国,国运想长久那是太难了。后晋传了两代就完了,接着的是后汉。

在“省陌”问题上,后汉有一位宰相王章很有创意,他规定了一项官库出纳制度,就是百姓缴纳官库的钱,以“八十为陌”,而凡是官库支付百姓的钱,则以“七十七为陌”。比值上虽然只有小小的差异,但官府就是要占你这一点便宜。又来这一套。这样与民争利争到如此斤斤计较的政权,怎么能长得了?后汉也只传了两代就完了。

五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是后周。后周的第二个皇帝,是一位有名的明君——周世宗柴荣。他是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的内侄和养子,后人习惯称他“柴世宗”。柴世宗文治武功都有一套,所做的事当中,也有一件与钱币有关。那就是他也学唐武宗灭佛。他下诏废止了全国3万多所无皇家执照的寺庙(非敕赐寺额者),从这个数字来看,他要比唐武宗狠得多。考虑到各州县已经有好多年没铸钱了,而民间却大批销毁铜钱造器皿、铸佛象,于是柴世宗限令被撤销的寺庙,在50天内把所有铜像铜器拆毁,送交官府用来铸钱。民间百姓有藏铜的,也要在50天内上缴,官府照价给予补偿。过期匿而不送的,要重罚,五斤以上的死罪,一斤以下的判徒刑二年,还要株连邻里和“居委会”的负责人。

铸钱缺铜,害得佛寺屡屡遭殃,看来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尖锐了。当历史再也无法负荷一个沉重的包袱时,甩掉这个包袱、变通一种做法的可能性,也就随时会出现了。

接下来再看十国。这十个小国,大都算不上什么像样的国,也没有统一中原的志向,割据一方,混一天算一天。先混个皇帝或国王做做,等到哪天天塌了再说。

这其中,有六个国家有自己的铸币。我在这儿给他们点一下名。不过即使点了名,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方位,那我就连它们的“首都”也一起点出来,这样就能明白个八九。

记住:铸了钱的六国,是成都的前蜀、长沙的楚国、福建长乐的闽国、广州的南汉、成都的后蜀,还有金陵的南唐。

它们都先后铸过各种“元宝”和“通宝”。其中楚国的钱最“贪婪”,全是大钱。先是铸了“天策府宝”,有铜的和铁的两种。又铸了“乾封泉宝”,也是有铜铁两种,据说还有铅钱。据宋人洪遵的《泉志》记载,楚国的铁钱面值极高,九文就是一贯。那不是铁钱一当开元钱一百?这铁,难道是造宇宙飞船用的吗?这个“楚国”是什么来头?原来,黄巢起义时,木匠出身的许州人马殷投身军旅,东砍西杀十几年,凭借智勇占有了湖南一带,后来受了后梁之封,做了“楚王”,又建立了天策府,经营起了一个小王国。马殷是乱世里难得的一个聪明人。乾化元年(911年)时,他就铸了这个“天策府宝”大钱,有铜铁铅三种,以铁钱为多。

当时铁钱一推出来,人们不大认可,还是铜钱的购买力高。据《十国纪年》载:马殷铸的铅铁钱,只在城中流通,城外还是用铜钱。 “天策府宝”是为天策府开府庆典所铸,所以它既是一种通货,也可以说是古代的纪念币。此钱久为钱币学家所推重,声誉极好,伪造的也多,一般都是拿真钱做模子翻铸,表面很粗糙。还有的伪钱在钱背添字,如楚、殷等,其实是画蛇添足,一看就是假的。

马殷后来又采纳了谋臣的意见,就地取材,铸“乾封泉宝”大铁钱,有大小多种型号,背文有天、天府、策、天策、策府等。乾封泉宝也有铜的,不过极为罕见。历史上发行铁钱取得成功者不多,马殷可谓首例。楚国的铁钱大而重,携带不便。马殷是怎么推广成功的呢?原来他早考虑到这一点,对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商人以契券交易。

具体办法是:一堆铁钱,找个地方垛起来,商人之间交易只凭“契券”。比如,契券上写明:“原张三所有铁钱百贯,堆放于龙门客栈,现因交易某货,归李四所有。特此证明”之类。这叫“指垛交易”,钱不动地方,就变更了所有权。这种契券,还不能算作纸币,只是一种兑换券。

马殷到底是劳动人民出身的,知道爱护百姓。在他的境内,不收商税,于是四方商贾都如飞蛾扑火般的往他这儿来,把大批货物运入湖南。商人们赚到了铁钱,出了“楚国免税区”就不能使用,所以又都换成当地的土产运走,这就大大加快了当地的商品流通,连带马殷“公营”的丝茶业也获得厚利,令他的楚国富甲天下。

另外还有闽、南汉、后蜀,都曾铸过大铁钱或者铅钱。南汉的货币政策也隔壁楚国的相仿,规定铜钱归政府收藏,在城内只许用政府发行的铅钱,城外管不住,随便。但是,铅钱不许出城,铜钱不许进城,违者有死罪。为什么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保证铅钱不贬值——把铜钱驱逐出城外,可以为铅钱制造一个“净空”。否则混用的话,没几天铅钱就会贬得一文不值。

凡是不开放的地方,都是怕外来的良币,驱逐了他们的劣币。

李后主的南唐对钱币艺术也有贡献

最后我们来专门说说南唐。

南唐,打的是“唐”的旗号,所以在它发行的钱币中,有一种就是“开元通宝”,分大、小两种。不过南唐尽管冒了前朝大唐的名义,毕竟只是个偏安之国。在与后周的实力较量中,屡战屡败,不得不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割地赔款,向后周屈服,还主动废了自己的帝号。

既然不是皇帝了,也就不能再冒用“开元”的名义了,再铸钱,钱文就成了“永通泉货”、“唐国通宝”和“大唐通宝”。新铸的钱,多少透着一股无奈。这时候南唐的“国主”,是中宗李璟,他在政治上不是很聪明。南唐败给了后周,赔了一大笔钱,政府的财政有了赤字。当时有个叫钟谟的官员提议“铸大钱,以一当十,文曰‘永通泉货’”,李璟想想没别的办法,就批准了(《新五代史》)。

这又是铸大钱的老把戏,其结果就是物价高涨,私铸泛滥。人民用小钱兑换政府的大钱明显吃亏,“故民间匿币而不出”,甚至人们纷纷销钱铸器,以获厚利。政府的钱还是不够花,从哪儿弄才好?南唐重臣韩熙载又建议:“铸铁‘永通泉货’钱,以一当二”,与铜质“永通”并行。

铸钱的材质便宜了,币值却翻了一倍,这就更是加紧抽老百姓的血了。果然,“铁永通”一出,“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南唐君臣铸钱虽然没安好心,但是他们的“永通泉货”,却开了钱币铸造艺术上的一个先河。

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对钱”。

这又是一个新术语了,所谓对钱,有三个特征——

一是钱文内容完全相同;二是两枚钱币使用的是两种不同的书体,其中篆书必居其一,另一种为隶书或行书;三是书体虽然不同,但两枚钱币必须是币值相同,形体对等。

也就是说,两枚“对钱”的钱形大小、钱身厚薄、穿孔大小、轮廓宽狭、钱文位置、字体大小、铜质等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成双配对。

这种趣味钱币,又叫“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这种花样儿,恐怕也就是南唐的君臣才能想得出来。“永通泉货”的书体有隶书和篆书两种。其中的隶书钱,又有阔缘和窄缘之分、精字和细字之分。

当时韩熙载是南唐的户部侍郎,担任了此钱的监铸官。 “永通泉货”的铸期大约只有半年时间,所以铸造量极小,现今存世的数量就更少了。现在你要是能寻摸到一个,就可以当珍品收藏了。

此外,“唐国通宝”也是钱币中的一绝。这个钱,是为了应付战争赔款后的财政危机而铸的,当时南唐已答应奉后周为正朔,也就是使用后周的“显德”年号,可是铸钱的时候,还是写了“唐国”字样,可以看出南唐君臣的微妙心态。

“唐国通宝”有极复杂的版本差异,钱文有篆体、楷书、隶书三种。其中的篆书钱又有不同的版别,互相间仅有细小的不同,但是品级差别很大。比如,篆书“国”字呈方形的,被称为“方国”。有一种方国的“唐”字篆法尤为独特,非常秀气,与普通品完全不同,是“唐国通宝”中的极品,存世极少。诸位如果有幸得到一枚篆书“唐国通宝”,请务必找可靠的专家辨认,否则,很可能把极品当成普通品,而错过了稀世珍宝。普通品在现在的钱币市场上,价格是4元钱一枚,而极品则是4000元一枚。

说起南唐,大家一准儿都不陌生——李后主的国家嘛。 “春花秋月何时了”,李后主的那些事儿,现在几乎家喻户晓,这里无须多啰嗦。可是在南唐,还有一个人,其传奇色彩、其知名度、其才情,一点不亚于李后主。

这人就是——这次铸钱中的重要角色韩熙载。他是南唐著名的大官僚、大书法家、大作家。原是北方的青州人,为避祸逃到南唐,从政后,一步步做到了高官的位置。他原本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所图者甚大,入仕南唐后曾多次进言,都能切中时弊。南唐君主要是按他说的办,没准儿能跟宋朝弄出个“南北朝”来,起码也能多出几十年寿命。但是到了后主李煜执政的时期,南唐形势岌岌可危,李后主却顾着享受风花雪夜,不想有所作为,反而对韩熙载有所猜疑。

韩熙载知道自己命不好,这一辈子的报负,都泡汤了不说,弄不好还要倒大霉。为了避免李后主猜疑,他便纵情于声色歌舞之中,以颓废来表示自己并无野心。纵情声色,那是需要钱的,韩熙载恰恰就不缺钱。他本来家财就厚,另外还有大宗的灰色收入。由于他文章写得好,江南的贵族、士人、和尚、道士,都带着金帛来求他撰写碑碣(墓志铭),甚至有以千金求写一文的,再加上皇帝的赏赐,就更不得了啦。这些财富,让他成了南唐大臣中罕见的超级富豪。

有了钱,要想挥霍,那还不容易?韩熙载在家中蓄养了伎乐40多人,广招宾客,终日宴饮歌舞。五代的大画家顾闳中,曾经去他家领略过那盛大场面,回来后画了一幅超级长卷《韩熙载夜宴图》,那画面——极尽辉煌,气势非凡。顾闳中当时是南唐的画院待诏,也就是李后主的美术顾问。据说,他是受李后主的秘密指令,去韩熙载家里刺探韩是否有异心的。等李后主看到这幅《夜宴图》,才对韩熙载彻底放了心——领导还是信任腐化一点的下属啊。

待到韩熙载的家财耗尽后,仍不改旧习,照样供养着歌舞小姐。每月一到发薪,就把钱散发给各位小姐,以至于搞得自己囊中羞涩。每逢这时,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扮成盲老头,手持独弦琴,让自己的门生用铜板伴奏,敲敲打打,逐房向小姐乞食,众佳丽都不以为怪。有时碰到哪个小姐正与来他家凑热闹的知识分子私会,韩熙载就不进其门,在门外笑道:“不敢打扰你们好兴致。”

一个国家重臣,精神虚无到这种程度,南唐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