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我国学界对管理环境与管理转型问题的研究

[摘 要]当管理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发展动力发生大的变化时，管理本身就需通过转型来完成它的质变。管理由一定所有权制度安排下管理者在既定边界范围内对管理对象实施计划、资源配置、组织、协调、激励等活动组成，其转型势必是一项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包含生产、流通、研发、分配、文化等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管理转型问题也成为近几年来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为进一步促进研究，本文就入世以来环境变迁与管理转型、管理转型的内容、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等问题的研讨作一简要的回顾与综述。

[关键词]管理转型 管理环境 管理内容 转型管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054-05

角逐国家竞争力正成为全球化下许多国家的战略选择，而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企业竞争力基础上。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需有行动，更需要思想和理论。从企业组织的生存环境出发，把握企业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思路是“环境—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范式。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环境变化有三个要点：一是行为主体的自然与社会责任要求；二是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快速变化；三是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制度变革。三者作为企业的外部条件对企业发展正产生重要影响，也向管理学界提出深入研究管理变革、创新与转型的新课题。为促进研究，下面对入世以来有关讨论作简要回顾与探讨。

一、环境变迁与管理转型

中国入世的制度变革效应是显然的，制度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中国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国外越来越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本土化战略在使中国得到不同于以往开放的资源来源、资源开发、资源综合的新途径的同时，使国民得到了一个比以前更为直接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也使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去。而不论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使中国企业面临一个如何变革和管理转型、提升管理能力的问题。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经营同时带来了许多管理经验与管理方法，对促进国内企业管理变革与创新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外市场经济上站稳脚跟，取得管理效率与经营效益，就不能死抱原先国内经营的管理办法，而要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特点与消费习惯，从根本上进行管理变革、创新与管理转型。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管理转型。范保群、王毅认为，随着网络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发展，企业环境的动态不确定性特征日益增强。这种增强使以往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受到挑战，传统的主流竞争战略理论中强调内部资源特点与能力积累的思想及SWOT分析方式也因此而显现出发展的要求。为此他们通过对竞争环境和传统竞争战略分析框架的回顾，在已有商业生态系统竞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分析框架，重点讨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维持、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四大问题。并建立起审视机制和重组与重构商业生态系统的应对策略。[1] （P3-10） 陈宏志也指出企业外部环境的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特征。他认为，近10年来世界技术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加快, 技术创新的学科交叉性加强、复杂度和成本增加；世界市场竞争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竞争焦点转移，由成本转向产品性能、质量乃至新产品开发速度上, 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而包括狭义的客户和供销商、合作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顾客需求变化则主要表现为：顾客从关心质量到关心性能价格比的不断改进，直至个性化需求。市场需求从产品基本功能向多样化、多种产品附加特征转变。需求的多样化与个性化使企业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战略，缩短产品生命周期，增强产品的市场适应性。处在变化着的外部环境中的企业发展, 没有“最完美”的战略范式，只有“最适合”的战略范式, 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要求选择适合自己的范式。随着企业外部环境变化越来越快, 企业经营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 企业经营管理重心、企业战略管理范式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2] （P71-74）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与管理转型。从经济社会形态到管理形态的转变是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研究路径。乌家培认为，社会经济转型必然导致管理转型。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双重的社会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和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型。与双重的社会转型相适应，中国还经历着双重的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工农业经济向新兴的信息（知识）经济转型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还有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特征的集约型转型。传统经济的管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流水线生产的大批量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等，在工业时代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进效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与工业社会的管理不同，信息社会的管理更注重信息和知识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作为管理基础的组织形式也不再是金字塔式等级分明的官僚型组织结构，而是富于柔性的扁平型网络型组织结构，甚至还具有虚拟组织形式。近10年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企业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带来企业管理的巨大变化，正在引发管理转型。[3] （P5-7） 蔡茂生认为，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引导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而经济社会的转型势必是管理的转型。一是传统战略决策的基础和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二是传统的组织结构形态和管理机制不适应新的环境；三是实物资本与知识位置的转换，导致管理的重心转移；四是管理日益全球化；五是管理手段信息化。显然，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发展的要求；经济转型必然引起管理的转型，催生新的管理模式。[4] （P8-11）

二、管理转型的内容

宏观经济管理转型。朱建中指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经历过两个阶段和一次转型后，目前正进行第二次转型和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建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建立和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在同一管理客体基础上进行管理的最长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管理客体的变化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发生实质性变化，要求管理的第二次转型，进入第三个阶段。这包括两个层次和两种方式的转变。两个层次的转变，即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尊重经济全球化规则和利用经济全球化规则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一是通过以配额、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保护弱小产业的发展；二是利用环境标准、技术标准、进口限制等，为国内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的产业赢得成长时间；三是利用反垄断法，防止在若干领域由于外商投资集中程度较高而居于支配地位，以保持市场的可竞争性和经济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四是对国内具体产业和企业的发展扶持也可使用如发展军事科技，促进军用向民用转移，应用和开发研究走向市场化等间接手段。两种方式的转变，即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决策和以较大的储备应对突发事件和反经济周期。WTO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简单说来就是组织多边贸易、制定多边贸易规则、解决贸易争端，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决策和规则的制定，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宏观经济管理须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为目标，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第三次转型，最大限度地消除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给宏观经济管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适应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5] （P54-57）

企业管理转型。对与管理信息化相联系的企业管理转型内容与特点，乌家培归纳为12个方面。（1） 在管理目标上，企业从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在完成本身任务的同时肩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义务，更多地参与公益活动。（2） 在经营重点上，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顾客为中心。（3） 在生产方向上，企业从为增加供给而生产转向为满足需求而生产，更多地采用定单生产，加强定单管理。（4） 管理主体从资本家、职业经理人变为以企业家为主包括员工、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管理的群体。（5） 管理对象中的劳动者，除“蓝领”外，“白领”的人数和比重大大提高，更需要根据其特点进行管理，以提高知识劳动的生产率。（6） 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为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企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信息和知识来进行管理。（7） 在组织结构上，垂直的层阶式组织趋向扁平化，管理决策下移，高层与基层可直接“对话”；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如矩阵型、网络型、虚拟化的组织形式大量涌现。（8） 管理中重视分工，但更强调集成和整合，跨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协调，职能调整和流程重组成为管理的重要内容。（9） 管理由内部向外部延伸，出现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等新内容，在企业内部相对于战术管理、操作管理，战略管理的重要性空前提高，战略管理不仅要考虑企业内部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掌握企业外部环境变化，以及预测未来、从未来审视现在。（10） 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管理内容越来越丰富，管理种类越来越多，出现了创新管理、风险管理等内容，以及项目管理、业务外包等管理形式。（11） 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单纯的竞争关系转向竞争合作或合作竞争的关系，竞争情报分析与管理、谈判和合约管理等变得流行。（12） 管理的范围突破了国界，扩展到全世界，企业信息系统和网络的发展，使跨国管理成为可能。[3]

企业战略管理范式转型。陈宏志认为，企业战略管理范式是由多维战略要素构成的有机成长协调系统。要素的不同组合会造成不同的结构，引致不同的功能，为此，转变企业战略管理范式主要表现为战略要素的不同组合。企业战略管理范式转型的内容与途径是：（1） 挑战惯例, 形成新的适合于现在与未来的企业心智模型。管理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走势, 尤其是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更会加强惯例的稳定性。这与瞬息万变的环境对企业的要求是不相称的。（2） 建立学习型组织。新经济时代的战略管理, 要求通过采用正确的学习模式来提高学习效率, 提高决策的正确性, 加速知识、技术、观念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学习型组织的一大特点是能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主动的适应性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由严格的垂直层级型向宽松的扁平网络型转变, 有利于内外部知识交流, 提高反应速度。（3） 重视无形资源的充分利用、积累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无形资源是最有价值和发展潜力的企业资源, 也是企业战略范式转型的可行性基础。从企业竞争力的视角出发，战略管理重点必须转移到培育异质性资源和核心竞争能力上来。异质性资源是一个组织持续性竞争优势的源泉。核心竞争能力是一个组织的独特的知识体系, 并以配置资源的流程和人员为载体, 属于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4） 建立企业经营绩效的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寻求战略管理范式与它的关联机理。服务于企业战略管理，有利于核心竞争力形成的绩效评价体系，其包括财务评价与非财务评估两部分。非财务评估体系更加重视对员工积极性、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发展能力和知识资本等无形资产的评价, 而恰恰是这些能力与资产从导向性来说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改善管理, 改进经营理念, 更有利于战略管理和增强核心竞争力。[2]

管理文化的转型。企业管理文化是联系新老管理的纽带，它的继承和发扬促使转型管理中的矛盾得到平稳化解，导致管理转型顺利完成。但管理观念、管理文化本身也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转型问题。乌家培认为，企业文化的精髓就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它指引和激励着企业的组织行为，调整和提升着企业的管理方式。世界一些著名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多创立于工业时代，但在它们的优秀企业文化影响下，与时俱进地调整了业务和管理，在业务上从制造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在管理上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及价值链管理等，从而使企业重振雄风。一些企业往往由于文化底蕴差，经不起时代变迁的冲击，未能解决好转型管理中的一系列矛盾，以致缩短了企业寿命而使基业长青毁于一旦。[3] 陈宏志认为，战略范式转型有风险，需要精益求精和坚韧不拔，缺乏相应的企业文化支持是难以持续的。为此，实现战略管理范式转型需要培育一种乐于革新、允许尝试和失败的宽松的企业文化。富有文化内涵的企业也是一个学习型组织。学习模式有适应性学习模式、发展性学习模式、过渡性学习模式和创造性学习模式等多种, 而创造性学习则是组织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它以发明创造或采用新技术为突破点, 进行积极的根本性的系统重构, 以应对环境变化的挑战。[2] 刘良认为，组织作为一个由人与目标耦合而成的共同体，要想健康发展就得不断变革、调整，变革、创新已不单单是组织与环境联动发展的需要，而且早已渗入组织内部，成为当代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组织面临的环境要求它迅速、经常地应对变化，变化可能发生在组织内部的微调上，也可能是组织结构上的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心理契约的变化，组织成员也会重新考虑与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这些变化增加了组织违反心理契约的可能性，因而重塑或整合变动组织中的心理契约就显得十分重要。心理契约是雇佣双方对雇佣关系中彼此对对方付出什么同时又得到什么的一种主观约定，约定的核心成分是雇佣双方内隐的不成文的相互责任。[6] （P126-129）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多跨国公司进来，也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种进出之间，东西方管理理论与管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势在必然。管理学者们普遍认为：（1） 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思潮开始影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的时候，文明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永恒的主题和旋律，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间的沟通对话与和谐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2） 不同文化之间要互相补充，吸取各自管理文化的合理内核。西方管理学需要吸收东方人本管理思想，而东方管理学更应当学习西方管理理论，使东方管理学更加科学化、客观化。（3） 管理学发展的主要趋向是东西方管理文化的大融合。[7] （P39-45）

与企业管理转型紧密关联的公共管理转型。张丽曼在考察和审视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管理模式三次历史性转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内部分权式转型、职能转变式转型和行为规范式转型的特征、原因和经验, 指出实现公共管理意识的根本转变, 需要克服全能型政府的“政府万能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论”，在由全能型政府向效能型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实现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新型治理模式。[8] （P1-5） 如何管理公共事业，提供公共事业产品与服务是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赵立波认为，与社会转型的阶段性相适应，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两次大的转型：一是政治主导型政府向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二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社会转型导致的政府治理变革引发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转型。转型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家事业向公共事业转变、国家包办向多元参与转变、“两公（公有制和公益性）模式”向分类发展转变、管办不分向管办分离转变、政事一体向政事分开转变、行政任用向契约聘用转变。[9]（P72-76） 吴云等研究了中国入世对公共管理范式的影响和WTO 规则推动中国公共管理的转变。（1） 理念的转变，包括知识从垄断到分散；能力从全能到有限；作用从控制到服务等。（2） 结构的转变。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参与到公共管理中去，如对公共物品质量和价格的听证会制度，向行政民主化跨出了一大步；公共部门将部分权力下放或授予某些社会组织(如各种协会)，由其行使（或代理）公共部门的职能；一些非政府组织自主地承担起环保、社会、福利、人道救援、教育卫生的职责，分担政府的公共职责。整个社会公共管理呈现出公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多元模式。（3） 管理方法的转变：从规制到协调；从单向到互动；从官僚到顾客；从注重投入到关注产出。公民的广泛参与是中国入世以来整个社会的显著特点，它对传统的政治行政两分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着公民参与水平的提高，民主化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从政治领域向公共管理的范围内渗透，公共管理范式也在渐进地进行转换。[10] （P53-55）

三、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

转型管理的特征。企业管理转型具有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管理、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以物为本的管理转向以人为本的管理、从有形的“原子”管理转向无形的“比特”管理即虚拟管理或数字管理等性质。转型管理一般有两种混合模式，一种是板块式的机械性混合，如我国20世纪80年代价格管理中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在并轨之前两种价格管理时有摩擦甚至冲突，另一种是渗透式的有机性混合，如我国实施的渐进式改革中老的管理体制并不是一下子就为新的管理体制所取代，而是在建立新体制的同时改造和提升老体制，使它们逐步接近而趋于一致，达到管理上新陈代谢的目的。转型管理表现为传统管理和现代管理或者说新、老管理同时并存的混合管理，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混合性。在混合的转型管理中，新、老管理的成分熟多熟少、熟强熟弱，在转型初期、中期、末期是不一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和相互渗透、结合的关系。传统与现代、新与老的对立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为老的管理是由新的管理变过来的。传统管理（如工业时代的管理）曾经一度也是现代管理（相对于农业时代的管理而言），不同时代的管理尽管有质的差别，但也还有共同点，有些管理因素会逐渐传承下去，比方说，管理是基于组织的，任何管理决不可能脱离组织而存在。这不会因时代变迁而使管理有所不同。[3]

蔡茂生通过总结中外管理转型的实践，归纳转型管理的思想特点。一是创新性。支撑这一时期的管理理论主要不是对传统理论的修补，而是新的概念和术语。如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跨文化管理、顾客价值管理、绿色营销等。二是融合性。正如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依赖和相互更紧密联系一样，各种管理思想不是日渐疏远、背离、对立，而是多学派、多视角、多方法、多工具、多范式并存中的相互融合。相互融合使管理系统思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全球性融合中，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管理、硬的管理与软的管理的贯通是转型管理的主题。它们的相互融合，反映了管理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新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客观要求，同时是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过程。西方传统管理以追求科学和理性为主流，东方传统管理重视人文和伦理，追求人际的和谐。管理向人性化和软化转移，反映了东方管理思想更加适合新的环境。在转型的和未来的管理中，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术依然重要，但将作为管理的方法手段纳入新型的管理体系中，人文价值将提升到新的高度。三是动态性。转型的管理面临的是快速变化的环境，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更新管理理念，产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转型的管理思想和理论与环境在动态中保持其适应性。[4]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同时是一个管理创新的过程。管理转型突出了管理范式的变化，但不断创新始终是新型管理思想的品格。创新表现在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鲁兴启认为，在管理理念创新上，要建立知识资本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的基本理念，企业管理者应该十分关注无形资产的投入；在管理模式创新上，应该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从传统的以交易过程、后勤统筹和工作流为关注核心的管理转到建设一个有能力支持沟通、建立人际网络、在工作中学习等内容的系统上来，以行动和知识的创新更快地反馈循环来对全新的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在管理组织创新上，要实现从金字塔型等级化的垂直管理向网络型扁平化的水平管理的转变；在管理方式的创新上，则应从消极地适应市场转向积极求变、创新，将企业管理从科学管理推进到科学加艺术的管理的新境界。[11]

[参考文献]

[1]范保群，王毅. 战略管理新趋势：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竞争战略[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3）.

[2]]陈宏志. 论企业战略管理范式的转型[J]. 财经问题研究，2005，（8）.

[3]乌家培. 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J]. 学术研究，2006，（5）.

[4]蔡茂生. 管理转型及其思想特点[J]. 学术研究，2006，（5）.

[5]朱建中.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转型要求[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

[6]刘良. 变动组织中的心理契约重建[J]. 新华文摘，2006，（1）.

[7]苏东水. 论东西方管理的融合与创新[J]. 学术研究，2002，（5）.

[8]张丽曼. 论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J]. 社会科学研究，2004，（6）.

[9]赵立波.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6）.

[10]吴云等. 中国加入WTO 后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型[J]. 学术探索，2002，（4）.

[11]鲁兴启. 互联网与企业管理创新[J]. 中国软科学，2002，（4）.

责任编辑：雨田